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

一、符号的内涵

（一）符号的定义

符号，在汉语里又称为记号、指号、符码、代码等，通常解释为代表事物的标记。在英语中，代表符号的词有三个：sign——普遍意义上的符号，如语言文字等；signal——自然界和动物界所发出的信号，如闪电等；symbol——以具体指代抽象的符号，如“皇冠象征权力”等。在符号学研究中，符号主要是指象征符号，即symbol。

从符号学研究范畴看，符号的外延被扩大。我们的各种文化形态，如宗教、艺术和科学等，就是符号功能的集中表现。它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字、图像、动作、音乐、物品，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仪式、表演，从更大的范围来理解，一个事件被赋予另外的意义后，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符号。例如，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事件，其惨况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当提及“5·12”三个数字时，人们头脑中会直接反射出“悲惨、灾难”这些印象，而不仅仅是一组无意义的数字，由此“5·12”事件也成为灾难性的符号。

关于符号的定义，符号学奠基人、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语言符号包括了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和形象两部分构成。它是人们感官可以感知的物理性形式，比如文字、声音、图像、姿态、表情、服饰等等，是一种具体的物质实体，具有可感性。这样的物质实体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使用者对之产生某种概念的联想，这种概念就是所指。所指是抽象的概念，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东西，使用时，往往受到使用者文化、积累等因素的制约。索绪尔曾经用纸打个比方，纸的一面是表达面，即能指；纸的另一面是内容面，即所指。能指是形象和实体，所指是概念和意义，即画面的内涵及深度。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就像水由氢氧两元素组成一样，分开来考虑，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索绪尔又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武断性，没有必然关联，但对于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又是强制的。例如英文中的“tree”，只是因为约定俗成的习惯被指涉为“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的叶本植物”的概念，“tree”与植物之间，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索绪尔的基础上，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先驱皮尔士对符号作了进一步的界定。他认为不仅语言符号是能指、所指的合成体，任何一个符号都包括了能指、所指两个部分。他对符号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一个符号是把另外一件事物（它的对象）和一个第三者（它的意义）联系起来的东西。”^[1]在皮尔士看来，构成符号指涉的要素有三：一是代表事物的符号（能指），二是被符号指涉的对象（所指），三是对符号的解释（意指）。意指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简单地说，皮尔士是在索绪尔的符号“能指、所指”二分法的中间，又加入了第三个元素：意指。

何为意指？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皮尔士的“玫瑰”例子加以说明。当“玫瑰”作为恋人之间表达爱慕之情的符号时，其能指是作为植物的玫瑰，其所指是爱情的意念。在这里作为能指的玫瑰和作为符号的玫瑰完全不同，前者是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植物实体，而后者却是充满甜蜜的爱情象征，使两者之间建立起这种联系的就是人们的意指，即人们对这一符号所赋予的意义、价值、解释。

（二）符号的分类

肖像、标志、象征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符号划分为许多种。皮尔士根据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将符号划分为：肖像（Icon）、标志（Index）、象征（Symbol）。

肖像通过写实或模仿来表征其对象，它们在形状或色彩上与指称对象的某些特征相同，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肖像符号很多，最典型的例子是照片、画像、雕塑、电影形象、施工草图、方程式和各类图形。这类符号最适宜跨语言的交流。比如，一位不会中文的外国人到中国餐厅吃饭，他想吃牛肉，但说了半天服务员还是不明白，如果他在纸上画一头牛，这时服务员会比较清楚他的要求。

标志与肖像符号不同，它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模拟的，而是与指称对象构成某种因果的或者时空的连接关系。在火车站候车室，候车者看见标记，就知道这里禁止吸烟，这里的标记就是一个指示符号。与此相类似的道路施工现场的“前方施工，请绕行”的牌子，以及各种路标，还有箭头、指针、站牌、风向标、商标、招牌等均属于标志。

象征表示另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里，象征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没有相似性或因果相承的关系，它们的联系完全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之上。皮尔士是这样定义抽象符号的：“‘抽象符号’（即象征符号）是符号的一种，它通过某种法规指称其对象，这种法规通常是一般观念的联想，致使该抽象符号被解释为指称那个对象。”^[2]例如，语言就是典型的象征符号。自然语言绝大多数与指称对象之间不存在什么内在的联系，不同国家、民族，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都可以互相约定、形成不同的语言系统。除语言外，情感、概念等抽象的东西也需要依赖象征符号来表达。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喜事一般采用红色，而丧事采用白色，红白两色就成为了不同意义的象征符号。人们出门碰见红色结婚队伍会觉得愉悦，而遇见白色丧葬队伍则会觉得晦气，这是象征符号在人们心里产生的对应情绪。在人类的符号活动中，对象征符号的运用和讨论最为普遍，以至许多人把“符号”（sign）一词狭义地理解为“象征符号”。

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

美国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苏珊·朗格认为，符号可以分为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两种。语言是表达人们思维的工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在传播学中，语言符号包括口头语和以文字形态出现的书面语。口头语言是由声音符号组成，书面语言是语言的文字符号。语言符号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的工具，而且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

非语言符号是指信息传播不以有声语言和书面语言为载体，直接打动人的感觉器官的各类符号。诸如各种颜色、人际间的距离，人的衣着、神态、表情、手势、眼神、形体动作以及装束、语调、气味、陈设、环境、音响等都属于非语言符号，都可以通过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知渠道来表情达意。非语言符号包括身体语言（由眼神、表情、手势、服饰等构成）、类语言（有声音而无固定意义，如笑声、哭声等）和艺术语言（绘画、建筑、音乐、舞蹈）等三种形式，在这三种形式中身体语言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非语言符号不仅可以用真情来加强、扩大语言手段的作用，还可以弱化、抵销语言手段的效果。比如，同样都是一句话“谢谢你”，道谢者如果在说这句话时双手紧握对方的手、眼眶含泪，这样的场面和道谢者将手插在口袋、表情无奈地说这句话，它们所传达的感谢的程度大不相同，甚至有相反的意味。

美国学者L.伯德惠斯特尔估计，“在两个人传播的场合中，有65%的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是通过非语言符号传递的。”^[3]专门研究非语言符号的艾伯顿·梅热比也提出了一个公式，以此说明各种符号在传递信息内容时所产生的效能：

沟通双方互相理解＝语调（38%）＋表情（55%）＋语言（7%）

这一公式中的“语调”和“表情”均为非语言符号，两者相加比例达到了93%，可见人际传播中非语言符号所能传递的信息量远远大于语言。

听觉、视觉

根据人对事物的感觉方式分类，可以将符号分为听觉符号和视觉符号两大类。听觉符号是指人通过听觉器官所接触的符号，以时间为主要结构，体现纵向的时间纬度，如对话、戏剧、音乐等。声音的自身物理特点决定了它在传播活动中的独特作用，听觉符号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交流工具。

视觉符号是人通过视觉器官所接触的符号，它所体现的是物体的空间位置，如图片、文字、建筑、雕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