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图书发行网点的建立

二、城乡图书发行网点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城乡发行网点不普遍，使得新华书店的图书发行工作非常困难，由于新华书店的发行量上不去，而且使许多旧的、封建落后的书刊得以流通。为此，1951年10月21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建立全国报纸书刊发行网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新华书店加快了发行网点建设。以西南总分店（设在重庆）为例，经过充分准备，在1953年一年，就建立了县支店107个。为了向少数民族地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即便亏本，也坚持建店，其亏损部分由总分店或有关省分店补助。有不少分支店，还在较大的工厂、矿山、宾馆、大学和火车站建立了书亭，在旅客列车上、客运轮船上建立了书刊代销组。

50年代初期，新华书店总店一再强调主动服务，提倡送书上门。大中城市书店设立了服务科或流动服务队，深入工厂、矿山、机关、学校，流动供应书刊。上海分店用卡车改装成流动服务车，定时定点到工厂、科研单位售书，曾被拍成新闻纪录影片，在全国放映。沈阳分店组成了近30人的专职流动服务队，骑着自行车，满载图书，到工厂、部队供应图书。这说明，加强市县发行网点的建设是十分正确的。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城市发行工作比较活跃，突出表现在科技书发行工作有很大开展，优秀文艺读物得到广泛普及。许多城市、工矿书店，基本上掌握了本地区的工业布局，加强了与生产、教学、科研单位的联系，聘请工程师来书店讲课，请他们帮助书店订进适合本地需要的科技书。“了解读者、了解书”，“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一时成了新华书店的发行口号。1963年科技书发行会议以后，总店推广了上海、南京、沈阳、鞍山、重庆等城市书店发行科技书的一整套经验。例如：对口征订、系统推荐、巡回展销、配合专业会议售书、聘请发行顾问、建立基本读者联系卡、在厂矿设立业余发行员等等。

这期间，也是城市书店发行文艺读物的黄金时代。许多优秀的文艺读物发行数量很大。据1957年5月3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7期载文说：“截止本日，出版量最大，销售量最广的文学书籍有：《保卫延安》（83万册）、《三千里江山》（40万册）、《女共产党员》（47万册）、《可爱的中国》（178万册）、《把一切献给党》（408万册）、《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112万册）、《高玉宝》（92万册）、《刘胡兰》（76万册）、《青年英雄的故事》（60万册）、《宝葫芦的秘密》（97万册）、《红楼梦》（23万册）、《三国演义》（38万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00万册）、《绞刑架下的报告》（60万册）、《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124万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34万册）、《海鸥》（83万册）、《牛虻》（70万册）、《我们切身的事业》（54万册）。

另外，20世纪60年代，一些著名作品如《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朝阳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也取得了很大的发行量。

农村图书发行一直是我国图书发行中较为薄弱的一面。由于我国农村辽阔，农村人口众多，发行力量十分单薄。为了改变这一面貌，新中国成立初，一些县级新华书店在农村设立了一些代销店，并派驻了一批民办官助性质的代销员（不少地区叫专业发行员），由区政府推荐一些农村青年，替新华书店代销书刊，按代销额给予一定的手续费，多劳多得。这一方法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56年后，我国广大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要求农村发行工作紧紧跟上。新华书店总店研究了加强农村发行工作的主客观条件后，认为供销社是加强农村发行工作的最佳方案。经报诸文化部同意，总店代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起草了《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联合指示》，1956年1月正式发出。这个文件要求所有基层供销社都增加图书发行业务。6月，总店召开农村发行工作会议，各省分店经理参加，并邀请了部分省供销社主管图书发行业务的中层干部（根据《联合指示》精神，由新华书店调配去的科级干部）参加。会议通过汇报《联合指示》贯彻执行情况，交流工作经验，统一了思想，明确依靠供销社开展农村发行工作的有利条件，同时指出开展工作不能要求过急、过高，应该店、社协作推行双轨发行。这一年，全国已建立2.3万多个供销社售书点，全年发到农村的图书，较上年增长58%。

加强农村发行，巩固供销社售书点，是1956年全国新华书店的中心工作。总店多次派人到江苏、湖南、湖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进行调查。针对农村发行工作实际情况，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又陆续发出3个联合通知。在全国各级店、社，特别是基层店、社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发行工作开展得比较正常，发展得比较健康。新华书店与供销社的关系日益密切，延续到80年代，一直保持“店社一家”，亲密无间，这种融洽气氛，是30年来长期形成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