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报道中的“推动力”

4.1　成就报道中的“推动力”

报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济、科技和文化成就,一向被看做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展示而受到高度的重视。限于篇幅,本章以从50年代至今的经济成就报道为主要对象,分析成就报道中“推动力”的变化,以及以此为核心的叙述逻辑的演进轨迹。

•成就与信心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恢复经济运行的正常轨迹是这一时期的头等大事。尽管困难重重,但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报道还是充满了乐观主义。而这种乐观情绪的背后则是对新政权的坚定信念。如1951年新华社的报道《一年来全国物价稳定》即把物价的稳定称为是“中国现代史上空前重要的大事之一”。而取得这一重大成就依靠的则是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得力政策:

首先是从一九五○年三月份起实施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基本上改变了多年来物价波动的局面。其次,五月份以后,人民政府又开始调整工商业,改变了物价稳定和虚假购买力消失后的商品滞销现象,使全国物价益趋稳定。^[5]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就报道中的“推动力”还是比较实在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源于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正确政策和有力领导。但对政府决策与领导能力的肯定又不仅仅停留在现实的实践层面,而是同时进入到精神力量的层面———表达对新政权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也就是说,1949年之后的成就报道在立足现实的同时,也隐含着某种“象征性”逻辑,即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代表了政治上的先进正确。从宏观来看,这是成立的。但如果在微观的具体事务层面过度地把建设成就与政治正确性挂靠起来,则可能会陷入一种逻辑的怪圈。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就报道已经可以见到这种端倪。

例如1952年《陇海铁路全线修通》报道就对比了在修建贯穿东西的经济大动脉———陇海铁路时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共产党政府的“有为”:

陇海铁路自山东海州至甘肃兰州,全长一千七百四十二公里,起修于一九一四年,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全线从未修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改变西北落后的经济面貌,中央政府于一九五○年五月批准拨款修筑天兰铁路,并在同月开工,计划在一九五三年六月通车。在修筑时,数万员工积极抢修,终于提前于兰州解放三周年纪念日(八月二十六日)前夕完成铺轨工程。

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报道中提供的内容其实无法充分地证明这种“新旧对比”。因为报道中所说的“天(水)兰(州)铁路”只是陇海铁路中最西端的一段,全长三百六十公里。这一段铁路的修通再加上此前几十年间修筑的一千多公里铁路,才终于成功地连接了从东到西的广大版图。但是报道摒弃了其他的叙述模式,着意表现国民党时期的“全线从未修通”和新中国成立后修筑工作“提前完成”这两点,把陇海铁路“全线贯通”的成就归功于一个全新政权的蓬勃朝气。这种好坏对比的模式既是战争年代敌我斗争逻辑的延续,也完全符合当时人们对一个“改天换地”新时代的高度期望,因而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比较其实是在一种不大对等的状况下做出的。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对成就做出有倾向性的解释,这一问题在当时看来并不明显,甚至对鼓舞人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还大有裨益。但成就报道中的归因模式一旦形成,就得按照固有的逻辑演化下去,其后来的发展往往会超出人们的预期。

•“卫星”为何越放越大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建设的全面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辉煌成果,使得领导人做出了不符合中国经济客观情况的错误判断。从1958年起,中国进入了三年“大跃进”时期。今天的人们在看到当年新闻媒体在“大跃进”期间的生产报道时,很难不生出匪夷所思的感受。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大跃进”中的媒体迅速借用了“卫星”这一当时的时髦词汇,来形容中国经济也可以像卫星摆脱地球引力一样摆脱经济规律的制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时间,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放卫星”报道。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大跃进”时期的第一颗“卫星”: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试验田平均亩产2105斤。这一数字,比当时世界小麦单产最高纪录1497斤高得多。四天以后,还没等人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该社又创造了亩产3530斤的最高纪录。不过,遂平的纪录只维持了一个星期,在接下来的夏收期间,全国各地竞相发射更大的“卫星”。从6月上旬到11月中旬,仅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的各种农业“卫星”就达39次之多。新华社报道湖北麻城每亩水稻能产36956.7斤,新闻记者还专门拍摄了一张四个小孩站立在稻穗上面的照片。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水稻亩产“卫星”甚至放到了亩产130435斤,是“大跃进”时期最大的一颗高产“卫星”。而水稻的实际产量是:一直到2001年9月,中国的超级杂交稻才创造出亩产2393斤的世界最高产纪录。^[6]

新闻媒体大放高产“卫星”的这一段历史,被很多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不可思议,因此反而研究得不细。进入新时期后,一些新闻界的反思文章在总结“大跃进”期间媒体表现缺失时,往往只从新闻媒体违背了新闻真实性这一角度来分析。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为何在短时期内新闻媒体的“卫星”报道越放越大乃至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还停不下来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大跃进”中出现的农业高产“卫星”不仅侍弄土地一辈子的农民不可能相信,稍有点常识的人也不可能不怀疑。例如,广西农民在“大跃进”时期的一首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干部会上吹大炮,社员明知做不到,怕挨‘辩论’强说好,散会以后哈哈笑。”^[7]这说明,“大跃进”时期的“卫星”报道是在明知其有假的情况下炮制的。那既然如此,“卫星”为何还会越放越大?有研究者提出“压力说”,认为是新闻媒体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违心如此;还有研究者提出“环境说”,认为当时的社会笼罩着一种狂热气氛,自上而下皆是如此,新闻媒体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不可能保持冷静。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这一时期的新闻文本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放卫星”的新闻报道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逻辑力量,这种内在推力也是致使新闻报道在一条荒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文章,报道了山东寿张县开展的亩产万斤粮高额丰产运动。这篇由中央办公厅特派员写的文章之所以著名,不仅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口号,成为“大跃进”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一口号充分地阐述了“大跃进”的逻辑:把生产建设的成就大小与政治思想的先进程度,直接、彻底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政治思想越先进,生产建设的成就就会越大;反过来,生产建设的成就不突出,则是政治思想的先进程度还不够。这成为贯穿在“大跃进”报道中的文本内生逻辑,并演化出一系列的相似文本。如继农业战线大放“卫星”之后,又掀起了“全民大炼钢”运动,在工业战线、在教育文化战线上都放起了“卫星”。

如一篇放钢铁“卫星”的著名报道《人有多大胆　钢有多大产》说:

全体职工在突破日产七千吨钢的大关后,决定再突破日产八千吨大关,向国庆节献礼。甲班工人在下午四点接班时,有四座平炉刚出完钢,按照平时一炉钢需要九至十小时的常规,当班就炼不出钢,可是四座平炉的炼钢工,都豪壮地提出:“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再炼出一炉钢”。工人们在熔化时间冒着高温往炉里吹压缩空气,用大铁棒来回搅动提高温度,连过去比较慢的十七号平炉也用七时十五分钟炼出了一炉钢。各辅助工段工人,全力支援了平炉。钢水罐只有二十个,一班出九炉钢,就需要二十七个罐。这时候,修罐工人在“出钢就有罐”的口号下,勇敢地跳进火红的钢罐里去,防热服被烤得冒烟,鞋底被烧得直响,汗水直流,不顾一切地进行抢修,使修罐时间由一小时缩短到二十多分钟,保证了平炉生产。鞍钢经理袁振写了一首“有胆就有产”的诗,祝贺这个厂九座平炉突破日产七千吨大关:“人有多大的胆,钢就有多大的产;二炼钢有那么些胆大包天的好汉,又放了个卫星上天,同志们,有了六千就不愁七千,有了七千就一定会来八千,有八千就一定会来一万……”^[8]

这篇报道中所体现的因果逻辑与“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如出一辙,很值得人们研究和深思。在这篇报道看来,钢厂工人取得日产钢七千吨的成就完全是“事在人为”的结果,是钢厂工人的主动性被充分调动的结果。在报道中,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简直如同儿戏,靠着工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力量,生产时间几乎可以无限制压缩。因为经济建设成就完全由人的精神力量决定,精神力量大成就就大;反过来说,经济成就上不去自然是主观上不努力思想上不革命的结果。而问题的关键又在于,精神力量的大小强弱没有一个可见的评定标准,完全可以无限制地发扬下去,而在一个政治狂热的氛围中又有谁愿意被扣上思想不进步的帽子呢?所以经济建设的成就也就必然无限制地吹下去。就像报道中鞍钢经理所写的那首打油诗那样,“有了六千就不愁七千,有了七千就一定会来八千,有八千就一定会来一万……”这一逻辑注定了这是一首无尽头的、只能用省略号而不是句号收束的打油诗。

整个“大跃进”时期,新闻媒体上接二连三地放“卫星”,这不由让人想到安徒生童话中那双一旦穿上就脱不下来,只能不停舞动的魔鞋。改革开放后在反思“大跃进”时期报道错误的时候,大多数研究者提到的都是新闻虚假造成的危害,而本章却认为除了要正视新闻真实性外还要警惕这一时期新闻中的叙述逻辑问题,相比于前者,后者往往更难被认真彻底地清算。如1961年起,国家虽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在经济政策上实行调整策略,但成就报道与政治思想挂钩的逻辑并没有被反思。一旦政治气候有所变化,这种逻辑马上又会炮制出大批荒谬的报道。比如,“文革”时期的成就报道就不但继承了“大跃进”时期的成就报道逻辑,并且把这种“精神力量说”发挥到了极致。1974年一篇介绍北京发展成就的报道说:

北京工业的飞跃发展,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取得的。二十五年来,北京的工业生产建设经历了四次大发展。每一次大发展都生动地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9]

“大跃进”时期成就报道的推动力更多地表现为实践者个人或群体“敢想、敢干、敢做、敢独创”的精神力量。例如,山西孟县在中央提出的县办工业的号召下,仅用100多天就建设起了789个厂矿。县委书记张润槐提出“办工业没有啥窍门,就是要大胆不怕羞”^[10]。尽管这一时期人们主观能动性的高涨取决于中央指导精神的推动,但从报道上看多少还表现了一定的个体区别和个性色彩。而到了“文革”时期,成就报道的推动力则完全归为政治思想路线的正确,个人和集体所做出的成绩不过是遵循了这一路线的指导,并验证了路线的伟大罢了。个体完全湮没了主体性,而政治思想路线则被上升到了宗教的高度。

例如1971年一篇对我国农业战线成就的报道中说:

大量生动的事实,使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深深体会到: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只有不折不扣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社会主义农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才会进一步巩固。^[11]

经济成就报道如此,重大科技成就的报道也是如此。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的新闻报道称: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是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以实际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所取得的结果。^[12]

“大跃进”时期的成就报道虽有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但多少还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在报道内容上有所变化。而“文革”时期成就报道则因为更进一步地“归因”为超验的政治思想路线,所以在报道内容上也更为刻板僵化、千篇一律。阅读“文革”期间的重大成就报道会发现,尽管属于不同领域,但它们从报道逻辑到报道语言都是极其相似的。成就的取得除了在宏观上被“归因”为政治思想路线外,甚而发展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也求助于这种超验力量。如《人民日报》的报道《首钢炼钢厂创造转炉炉龄新纪录》中说:

正在这时,当二号炉炼到六百零三炉时,突然发生了炉衬砖剥落的情况,只有采取加强喷补的办法才能继续冶炼。这时,厂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和职工们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只争朝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教导。大家说,毛主席的这些教导,都有一个“争”字,我们干革命就是要争。工人们提出班班必争,炉炉必争。^[13]

在生产的紧要关头不是想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坐下来学习最高指示,这一今天看来相当滑稽的情节在“文革”期间的报道中不但很常见,而且每每被视做克服困难的最大法宝。在这里,对自上而下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倚重和对精神力量的强调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因此益发走向了荒谬和可笑。符合社会需要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促进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真理。然而把经济发展中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就不仅归功于路线的英明伟大而且用来证明路线的英明伟大,则是对上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庸俗理解。这不仅导致了报道的空洞虚假、混淆了不同领域的问题,而且在这样一种逻辑下,生产建设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被掩盖和压制。

粉碎了“四人帮”后,生产建设成就报道的叙述逻辑并没有马上发生本质改变,它还依旧延续着历史形成的巨大惯性。

如1976年《人民日报》在比较了江西拖拉机厂的从1月份到12月的生产情况后说:

这是一笔政治帐。它说明“四人帮”的黑手插到哪里,哪里的革命和生产就遭到破坏。它说明粉碎“四人帮”这场伟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迸发出来,必然会出现大干快上的新局面。^[14]

这固然反映了人们摆脱桎梏感到轻松和奋发的实情,但也能看出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叙述逻辑中的重大缺陷还没有自觉的反省意识。新闻叙述逻辑中的问题往往涉及到经历史与文化长期浸染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与验证某一具体事实的真伪相比,对此的反思确要艰难得多,然而这又是每一个希望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得不做的。

有研究者指出,“大跃进思维定式”的特征表现为:其一,具有明确的政治性价值目标,这个目标是当然的真理,无需论证、不容怀疑。在强势的价值理想覆盖下,全社会集体失语,人们理应具有的理性思维被遮蔽和湮没了。其二,思维过程具有极度强势的主观性,本质上排斥严密论证。在强势的主观性面前,客观事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三,思维的排他性,不能容忍例外,不容许任何异样的行为选择。^[15]“大跃进”时期的新闻报道正体现了这种思维定式的逻辑特征。对事实真伪的求证在这种逻辑下已变得不再重要,甚至在面对极度的政治性价值目标时,这种求证本身都不可能存在,因为这就意味着对绝对真理的怀疑。新闻叙述中的逻辑力量排除了新闻自身的专业空间。可见,我们在反思“大跃进”时期为何新闻媒体的放“卫星”报道越来越离谱的问题时,不能仅仅从违背了新闻真实规律这一专业标准着眼,更需警惕这一时期新闻叙述逻辑中的重大缺欠。

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在“大跃进”时期最终形成的成就报道叙述逻辑并非凭空产生,它既有此前的历史承接,也有此后的谬种余波。因此,在分析这一问题的时候,不能把它放在一个历史断裂点上,以为批评纠正了这一时期的政策错误,就可以自动地清除“大跃进”式思维定式的影响。具有巨大传播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一旦形成这种叙述逻辑,就会为这种思维定式在社会的泛化推波助澜,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对新闻叙述逻辑自身缺陷的反思和警醒应该成为新闻界和全社会的一个常设议题。

•成就报道逻辑的“去模式化”

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后,成就报道的叙述逻辑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成就报道逻辑逐渐摆脱此前的叙述模式,从具体的、复杂的社会情境下寻找经济成就的“推动力”。

首先,成就报道逻辑中经济成就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意识形态,固然在成就的取得中有重要的意义,但新闻报道已不再把它视为唯一的、直接的、超验的和排他的“推动力”;其次,经济建设成就被逐渐纳入到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对经济建设成就原因的探索开始变得具体和丰富。

80年代前期的报道尽管依然会明确指出成就源于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但同时也把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对科学规律的掌握、准确的决策、良好的体制等具体因素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从这一时期起,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不再是超验的政治理论得出的必然结果,也不再是人的主观积极性无限发挥后的必然产物,而是多种因素作用下取得的成果。

例如1983年一篇获得好新闻奖的报道是最早剖析深圳特区高速发展原因的,文章中提到:

深圳新建的工厂、商店和旅馆,多数有了企业自主权。其中有的进行了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厂长、经理有了权,就相应地修订了劳动纪律。这些纪律的严格程度,有些内地人一时受不了,看不惯。……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不是先天就有的。思想觉悟,经济利益,严格管理……缺了哪一条,都会涣散。^[16]

这篇报道已经把思想觉悟、经济利益和严格管理视为可以并列的原因,并认为对于经济建设成就来说,这些因素缺一不可。80年代中后期起,宏观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政策更是逐渐被视为经济建设的大背景和前提,越来越少地被当做是一项具体成就的“原因”了。这一时期的成就报道还与大量涌现的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建设领域的问题报道一起,颠覆了以往的因果逻辑。以往的成就报道体现的是因为政治思想方针正确所以必然有经济建设成果的关系,政治思想方针的正确性又是毋庸置疑不言而喻的,所以在新闻叙述中几乎就没有出现经济建设的缺陷与问题的逻辑可能性。而80年代起,经济建设领域报道的逻辑关系已开始置换为:在坚定走改革之路的大前提下,用经济建设领域的实际成效去验证具体的经济决策或去检验政策的落实情况。有成就要介绍取得成就的具体原因和先进经验,有问题则要分析在决策制定或执行环节有什么缺陷。

例如,从2000年开始,我国逐步开始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的农村税费改革,至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宣告终结。但是在获得第17届中国新闻奖的报道《沅水序曲———沅江市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见闻》看来,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一利农的好政策并不天然地导致好的结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如何真正落实这一举措,不再出现变相向农民收费的情况,还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改革,而这篇报道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

再比如,获第15届中国新闻一等奖的系列通讯《改善湖北投资环境》,更是从问题出发,罕见地在机关报的头版头条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直击经济生活中的“痛点”,激发出政府的“兴奋点”,一度成为社会的“关注点”。其中一篇报道的开头甚至这样写道:

请看本报关于两起赖账案的报道。

发表这样的报道,我们感到脸红,也感到痛心。读着这样的报道,每一个湖北人以及关心湖北发展的人,都会感到脸上无光。

不是说,我们的发展环境没有得到改善;更不是说,各地招商引资没有成绩。问题是,我们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为了湖北的明天,我们不能回避矛盾。我们要正视这份耻辱。^[17]

可见,在当代的建构方式下,新闻媒体已经把经济建设中成就的取得视为多种因素在复杂背景下的合力推动所致。任何一个因素没有做到位(如这篇报道中所说的“信用缺失”)都可能形成一块“短板”,最终造成社会成就的流失。改革开放之前,成就报道中僵化的、与政治意识形态唯一挂钩的“归因”模式逐渐置换为当下的对经济建设成就进行多因素、多维度的社会和历史解读的方式。

不过,成就报道中叙述逻辑的转换虽然已经进行了20余年,但这一转变还没有结束。不少成就报道依然显示出其与“国家力量”、“社会主义优越性”、“时代辉煌”等抽象概念之间的强烈的象征性关系。问题是如果过度地看重笼罩在成就报道之上的这些光环,对于成就报道中所涉及的经济建设的具体问题就很难实事求是地加以对待了。当年人们把经济建设成就与思想革命性完全对等后,陷入了对经济建设成就越吹越大的逻辑怪圈。考虑到这一逻辑怪圈在中国新闻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我们更应该警惕此种叙述逻辑可能在今天的报道中出现的各种变体。例如不要在进行一些重大经济建设成就的报道时,仍然把附着在成就之上的象征性意义看得过高,或是把这些象征性力量视为是取得成就的唯一重要的推动力,无视其他许多具体的因素。这势必会造成过分强调政治话语,而忽视了对经济规律的研究,或是在政治光环的笼罩下有意回避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可能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