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性质的重新定位(—年)

四、新闻媒体性质的重新定位(1990—1999年)

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业新一轮新闻改革从整顿开始。在新的起点上，新闻界需要调整自己的步伐，为了跑得更稳，为了飞得更高。

1989年以后，中国新闻界进行整理:清理队伍，清理思想。中心议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绝对新闻自由，增强党性原则。

党性原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过一场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当时鉴于“文革”十年的教训，有些人提出“党犯错误，报纸能不能不犯错误”的疑惑，觉得光提党性不能避免报纸犯错，需要人民性作为党性的补充。由此，关于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讨论在全国展开。

人民性的提出以及由此展开的讨论，不管出于如何纯真的动机，都显示出当时中国新闻学界、业界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自延安整风以后，党性原则已成为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原则。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性原则成为我国新闻体制的核心和基石，成为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党性原则不仅仅是理论，不仅仅是指导原则，它首先是我国的一项制度安排。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打磨，党性原则日趋完善，包括如下要点:

1.对新闻媒体定位:所有新闻媒体都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基于这一点，所有新闻媒体都必须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都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令法规和政府的施政纲领。

2.党管媒体:新闻媒体主要领导的任命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重要资产的配置权、新闻宣传内容的终审权，都在党政领导机关，这是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的。

3.为确保上述要求实施，国有资本拥有对所有新闻媒体绝对的控股权。过去，业外资本一律不准进入传媒业。近年来，对经营这一行业允许吸纳外来资本，但明确规定，媒体必须控股，坚持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任何进入传媒业的单位不得参与管理，更不准干预编辑业务。

4.采用行政手段来扶植主流媒体，尤其是党委机关报。除了资金注入、税收优惠、邮发优惠等措施外，最主要是采取行政手段来确保主流媒体的市场占有率。例如，中央主管部门明确规定，中央电视台所有频道各地都必须无条件进入有线网络；各地党委每年都发出文件，规定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优先订阅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机关报。

除此之外，还有些相关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但上述四条是党性原则的基本点。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党性原则一旦崩溃，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动摇，进而国家的制度也会动摇。党性原则不容挑战。所以，邓小平同志严厉批评“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⁴⁶⁾，反复强调新闻宣传要坚持党性原则，“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⁴⁷⁾。

经过邓小平的批评，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平息下来。在90年代初，重提人民性话题，重温邓小平的讲话，对党性原则有了重新认识。

这一次整顿中，有些人把媒介功能的多元化、把客观报道都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加以鞭挞，确实批判过头，但把党性原则作为中国新闻体制一项基本制度的认识并作为新闻改革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从而端正了新闻改革的方向，这是新闻界整顿的巨大收获，从而把新闻业的发展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上。

中国何去何从？《东方风来满眼春》⁽⁴⁸⁾，当年《深圳特区报》发表的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要点:坚持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为中国继续前进指明了方向，也使中国的新闻业再次发生历史性的转折。中国的传媒业如梦初醒，那就是顺着80年代信息之路继续再走下去:传媒业不但传播信息，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产业。

但是，中国的传媒业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在90年代初遇到了重重阻力。媒体要走向市场，那么其前提条件是媒体以及媒体的产品必须是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然而，我们历来把媒体的性质定格为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难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东西可以成为商品？于是，媒体是否具有商品性，媒体能否实行市场化运作的争论立刻在全国展开。几乎所有新闻学术刊物、老中青三代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者都参与进来。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80年代新闻与宣传的讨论。因为这涉及中国传媒业的性质问题，因为“关于新闻商品性问题，又是中国新闻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必然提出，必须正视，必须得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⁴⁹⁾。

关于传媒业的经营问题，中央政府以及有关部委都下达过相关通知。

1949年12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党组《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批准了《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当时全国的公私营报纸“必须采取和贯彻企业化的方针”。

1979年初，国家财经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主要报纸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经营方针的报告，同年4月，再发文在全国新闻业推广“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1988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出《关于报社、期刊和出版社开展多种经营和有偿服务的通知》，并对多种经营和有偿服务作了具体规定。

更进一步的是，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规定》，正式将报刊列入第三产业。

所有这一切决议、规定都明明白白，传媒业是第三产业，可以进行“企业化”运作，也就是媒体可以进入市场，也说明媒体以及媒体产品具有商品性。但在新闻界、业界为什么对此还争论不休？这就是观念问题。“新闻不是商品，记者不是商人”⁽⁵⁰⁾，这种传统的见解统治着当时新闻界。不从理论上弄清楚，企业化运作就理不直、气不壮。可以说，这场讨论是新闻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在当时的讨论中，关于新闻媒体商品性的讨论呈现多种多样的观点。刘保全先生在《报纸有无商品性？新闻有无商品性？——新闻理论界讨论综述》⁽⁵¹⁾中对此作了全面概括。当时主要的观点有:

1.报纸是商品，新闻也是商品，一种特殊的商品。

2.报纸是载体，在流通中具有商品性一面，但新闻不是商品，因为“新闻要成为商品，它就无法保持贞洁，做到真实、客观、公正，受众也无需阅读”。

3.报纸不是商品，新闻不是商品，记者不是商人，因为“新闻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不能拿新闻当商品交易”，所以“我们绝不能混淆一般的商品生产和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新闻工作在基本属性上的区别”。⁽⁵²⁾

我细阅当时争论，感到争论各方各执一词，各有理由。我试图从理论上来回答各方观点，细思良久，逐步理清头绪，提出了传媒业“双重属性”的见解。

1995年2月我在《新闻大学》上发表《15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提出:

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同时，就它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属于第三产业。这个理论上的突破带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思路，这个新思路可归结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即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在经营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⁵³⁾

随后，1995年3月再在《新闻大学》发表《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第一次明确地界定我国的新闻业具有双重属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不但是一支强大的精神上、道义上的力量，而且还是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新闻事业不但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进而形成了新闻事业具有双重属性的新观念，即新闻事业上有形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和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这种产业性在实行“企业管理”以后，更具有企业属性。

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表明它必须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事党和政府所规定的宣传任务。新闻事业又是实行“企业管理”的信息产业，表明它除了以信息的生产和流通为核心外，还可以经营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和其他一些信息业务。⁽⁵⁴⁾

双重属性只不过是对当时已经展开的实践的理论追认，但它确实也为传媒业的市场运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双重属性很快得到业界、学界的认可，也得到决策层的认可，因为这一理论主张调和了方方面面的矛盾。认可新闻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事业性质，决不动摇党性原则，确保党对传媒业的领导权；承认新闻业的信息产业属性，让传媒业理直气壮地把媒体当作产业来经营。但双重属性内在的矛盾，实施过程中带来种种冲突，同时，双重属性还遗漏了传媒业与生俱来的属性:公共性以及传媒从业人员由此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也给传媒业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这将在后面加以探讨。

理论上的支撑、政策上的支持让传媒业可以理直气壮地走向市场的时候，传媒业必须探索出一条市场之路。这条路就是传媒大众化之路。开始并不自觉，而在实践中逐步清晰。以报纸为例，虽经过了80年代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以信息传播为主的报纸，但在90年代初，报业仍然以党报为主，也包括许多经济类报纸在内的精英报纸，难以适应市民需要。在90年代，中国报纸的大众化之路经历了周末报热、晚报热、都市报热三次热潮，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周末报:学界就媒体商品性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时，业界已迫不及待地向市场试水，这就是90年代初的周末报现象。

传媒业的经营日趋恶化，财经日趋拮据，不得不穷则思变，全力以赴抓经营。当时的状况就是，纸张价格飞涨。1980年，新闻纸730元/吨，1985年上升为1100元/吨，1988年达到2800元/吨的天价。邮发价格飞涨。80年代中期，邮发合一制度取消，邮局的发行费也猛涨，从80年代的25%(以报纸零售价计算)上升到37%、40%，城郊为47%。此外，油墨、印刷费都上涨，零售价一角一份的报纸，成本就是一角七分。而与此同时，政府对报纸的财经津贴逐年减少，报纸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不开展经营，报纸已无法维持。

周末报实际上是报纸形式的杂志。以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警匪故事、历史传奇、名流轶趣、情感故事、奇闻等为主要内容，没有严格意义的新闻，所以不怕积压，本星期卖不完下星期再卖。每星期五出版，星期六上摊，以报摊、地摊、火车站、汽车站流动售卖，每份五角(四版)、一元(八版)，报纸没有广告，以销售赚钱。故事无论真假只求生动，旅途上闲来无事，买的人还真不少。成本低、风险小、收益大，各地都竞相出版，形成一股热潮。到1994年底，全国已有600余家周末报⁽⁵⁵⁾，随之在各地展开“周末报”大战。对此有文章称:“周末报大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报纸已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宣传品功能，扩大为商品”，“并开始以激烈竞争宣告了我国报业进入市场经济范畴”⁽⁵⁶⁾。但是竞争也带来问题，周末报上内容相互抄袭，格调日趋低下，有些文章被称之为“黑(指暴力)、黄(指两性关系)、假”，而且为争夺市场竞相压价。从1995年开始，周末报就急速衰退。

晚报热。周末报衰退之时，正值晚报崛起之日。晚报的迅猛扩张得益于广告增长。在邓小平南方视察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以后，短短数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到90年代中期，中国绝大多数日用品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各企业为争夺市场，不断加大广告的投入。1992年，报纸、电台、电视台三大媒体广告收入为38.70亿元，到1997年三大媒体广告收入达224.8亿元。其中报纸广告收入从1992年16.1亿元上升到1997年的96.8亿元。在当时的纸质媒体中，广告客户不约而同地首选晚报。因为晚报的个人自费订阅率高达80%左右，晚报发行量大，是一份真正的深入到家庭的大众化媒体人。在90年代中期，晚报的广告版面成为市场上一个最紧俏的商品。《新民晚报》从1988年增扩为8版，90年代几乎年年扩版，1995年已达40版。一条通栏广告从2000元猛增到90年代中期的3万元，还是应接不暇，通栏广告从付款之日起到最后见报要排队3个月。有地方用顺口溜描写晚报收入:“吃不愁，用不愁，拿着钞票当枕头。”正是在爆炸性广告增长的刺激下，全国掀起办晚报热。晚报从1992年的48家，扩张到90年代中期的180家。其中6家晚报独领风骚:老三家《北京晚报》(北京)、《新民晚报》(上海)、《羊城晚报》(广州)，新三家《今晚报》(天津)、《扬子晚报》(南京)、《钱江晚报》(杭州)。

都市报热。晚报正热之时，都市报横空出世，而且以狂飙突进之势，两三年内就压倒晚报，发行量、广告收入在报坛独占鳌头。全国最早创办的《华西都市报》(成都，由《四川日报》主办)于1995年元旦问世，第一年广告收入100万元，第二年广告收入3000万元，第三年达到9000万元，发行量突破50万份⁽⁵⁷⁾，成为四川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和晚报相比，都市报是一份更彻底的平民化报纸，或者说，都市报就是为平民量身定制的报纸。它吸收了三大新兴晚报的优势，又有独到之处。吴定勇先生所著的《都市报崛起之谜》对都市报特点和成功之道作了很好的概述:

1.报纸模式:办成“信息超市”，一报在手，全知家事、国事、天下事。

2.报道内容:以市民的需要取舍，追求必读性，可读性，在遵守新闻宣传纪律前提下，“急市民之急，想市民所想，市民需要什么，我们就报道什么”。

3.报纸风格:具有浓郁的市井气，以当地市民的语言，记录市民的生存百态，反映市民的喜怒哀乐，捕捉都市流行时尚，引导城市消费潮流。

4.版面结构:厚报+模块版式。都市报一般都在40版以上，甚至上百版，分成若干叠，各叠封面制作导读。⁽⁵⁸⁾

版面厚题薄文，严整有序，阅读时省力、方便、快速。

正是这些特点，使市民对都市报青睐有加，都市报发行量节节上升。在世界报业协会公布的发行量最大的百家报纸中，中国都市报越来越多。

都市报受到市民青睐，自然就受到广告客户追捧，都市报广告量迅猛攀升，把许多风光一时的晚报挤到存亡边缘。就以上海为例，在鼎盛时期，《新民晚报》发行185万份，广告收入达8亿多人民币，比上海其他报纸广告总和还多。但20世纪90年代末期，都市报《新闻晨报》异军突起，到2006年，发行量虽然还比不过《新民晚报》，但广告收入已超越《新民晚报》，成为上海广告收入第一报。

当然，晚报衰退，都市报崛起，不仅仅得益于“人和”，还有“天时”，即城市生态的变化。

都市报一般都是晨报:清晨6点上报摊，7点发到家。晚报一般都是下午2点印完，3点上报摊，5点发到家。在80年代，市民8点上班，加上公交拥堵，谁有时间读报纸。而晚上下班回家，闲来无事，读晚报是最好的休闲活动。但90年代末期，尤其在新纪元，各公司都纷纷改为9点上班，而且交通大为改善，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私家车，公司还有班车，这使相当部分上班族可以有时间、有空间在家、在上班途中读报。再有，随着收入增加，夜生活丰富多彩。下班以后，许多人尤其年轻人不再急于回家，而去各家餐馆、娱乐场所。晚报已不再能吸引年轻人，晚报读者群年龄老化，其核心读者成了离退休人员。在广告商眼里，他们是“无效发行对象”，因为购买力弱。为了争夺广告，晚报不得不作出艰难抉择:晚报早出，和都市报争夺上班族。到2005年，全国70%的晚报改成早晨出版，与都市报同时上报摊。

在报纸一浪高过一浪的大众化浪潮的同时，90年代初电视业在艰苦的探索中不断推陈出新，开拓自己的大众化之路。

在电视界，“新闻立台”还是“娱乐立台”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至今也还没有结论。可以说，电视业的决策层、高层多主张“新闻立台”，强化新闻节目；但观众却偏好娱乐节目，“娱乐立台”为电视业具体运作者所认可。从90年代到新世纪，电视业在新闻、娱乐两块齐头并进，同时使劲。看上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方向却是一致的:越来越贴近公众，从题材选择到表现方式，贴近公众的生活，贴近公众的情趣。

娱乐节目:从综艺——游戏——真人秀，公众从观众——参与者——平民大狂欢。

新闻节目:从新闻联播——信息版块——民生新闻，从录播——现场直播，从坐着报——站着说。

这就是15年来，电视业大众化之路的基本轨迹。

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正式开播。这个节目从一开始就定下基调:尽可能贴近观众，用《东方时空》的创始人孙玉胜的话说:“形式上以现场报道为主，内容上关注社会生活，视点由居高临下的指导方式变为以平视的方式报道真正为观众所关注的问题。”⁽⁵⁹⁾这个节目长达1小时，前20分钟播报新闻，后40分钟由《生活时空》、《东方之子》、《东方时空金榜曲》、《焦点时刻》4个小栏目构成，这是一个新闻杂志式的块板组合。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东方时空》的问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但是中国电视业第一个早晨新闻节目，而且创造了一系列名牌节目和名牌主持人。90年代中国电视业标志性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直接源自《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还有《实话实说》、《面对面》、《新闻调查》等都从《东方时空》脱颖而出，进入晚间名牌栏目。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方宏进、王志、董倩等人都从《东方时空》走出去。《东方时空》新闻杂志性的块板组合也为各省、市媒体所模仿，风靡全国。但是《东方时空》最初却是“无心插柳”。仅仅因为中国电视没有早新闻，所以就要办一个；“反正也没几个观众看”，所以要以包装旧节目为主，填空时间。⁽⁶⁰⁾但创办者所选择的这条大众化之路却让高高在上的电视走到老百姓中间，满足了公众的早间需求，受到公众的青睐。

过了10年，2002年元旦，一档更贴近公众的新闻节目——江苏电视台创办的《南京零距离》开播。这档节目完全摆脱了新闻联播的套路，从内容到播报方式开创了全新模式。所谓“零距离”就是和公众没有间隔，贴心贴肉。它把镜头完全对准老百姓的日常工作、日常生活，那就是时下流行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涉及公民的生存状态——工作、土地、住房；公民的生命安全——环境安全(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食品安全、医疗安全；公民的生活质量——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上学读书，邻里关系，等等。都是和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内容。在播报形式上，都采用主持人形式，主持人都采用“讲新闻”方式即用老百姓的口语播报老百姓身边发生的新闻。主持人极具个性，或是看上去憨厚老实，却有幽默感的，或是有血有肉敢恨敢爱的，让观众过目不忘。同时，尽可能多地采用现场直播方式，提高普通公众的出镜率，“市民的同声期放大量运用，生动的画面，鲜活的市井语言创造了一种清新平易的市民话语语境，使媒体与市民实现零距离的贴近”⁽⁶¹⁾。到后来，《南京零距离》和其他电视台还创造了许多和公众的互动形式:有的在节目播报中设立现场电话连线，现场播报观众的反馈；有的对观众进行短信调查，现场插入调查结果；有的招聘信息员，建立公众信息网络。有的还进一步招募公众摄影师，像报社的通讯员队伍，每天活跃在大街小巷，捕捉鲜活的现场镜头。这样的新闻，报道及时，现场感强，一经播出，极具吸引力。总之，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意取向被业界、学界公认为民生新闻的基本特征。⁽⁶²⁾

《南京零距离》在2002年元旦播出，从第36周起，在AC—尼尔森的收视率调查中名列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排行榜第1名，平均收视率在10%左右，2004年该节目的广告时段以1.088亿元价格被广告公司买断，成为国内身价最高的单一电视新闻栏目。自此以后，各地纷纷模仿、改造。电视民生新闻栏目风起云涌，很快成为地方电视新闻的主打品种。

《第一时间》——安徽经济频道创办，2003年7月28日开播。

《都市—时间》——湖南都市报道，2004年2月2日开播。

《天天360》——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2004年4月20日开播。

《新闻坊》——上海东方卫视，2002年1月1日开播，同年6月改版。

此外，还有福建新闻频道的《现场》，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云南电视台的《都市条形码》，等等，都是当地深得民心的以民生新闻为主的品牌栏目。

电视业在80年代媒体功能多元化的思路指引下，娱乐性节目发展极快。1988年统计数据表明，在电视自办节目中，新闻节目占8.9%，社教节目6.5%，服务类节目6.4%，文艺节目69.7%。80年代最著名的节目是春节文艺晚会，收看春晚成为全国、全球华人除夕之夜的大餐。而在平时，娱乐节目以电视剧为主打。90年代初，电视业的娱乐节目以《正大综艺》为代表。《正大综艺》是按照春晚的模式来设计的，就是块板结构——把各种文艺样式以主持人方式组合在一起。虽然是旧套路，但过去观众一年中只能看一次春晚，现在每星期可以看一次，不能不说给了观众巨大惊喜。所以，《正大综艺》盛况空前，但无论春晚还是正大综艺，公众只是观众——只能坐着看，无法参与。1996年，湖南电视台推出《快乐大本营》，开创娱乐节目的新形式——游戏类节目，这个节目遴选观众参与，还有央视的《幸运52》、《开心辞典》——益智类的游戏节目，可以让观众间接参与。这类节目一时红透中国半边天。更进一步，那就是湖南卫视在2005年的《超级女声》，这个直接模仿美国FOX电视台《美国偶像》的真人秀节目，收到了出乎任何人意料的轰动效应。那些在台上想唱就唱的少女，过去都是默默无闻的后街少女，却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少男少女甚至成人心目中的偶像。手机短信投票以百万条来计算。几乎在一夜之间，全国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推出了真人秀节目，成千上万人都去电视台报名参加选秀节目。这是一场真正让千百万人都参与其中的平民大狂欢。

从90年代开始的中国传媒业大众化之路，虽然它显露出种种弊病，需要我们去着力纠正，但它必将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中国近代报业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问世有近200年历史，大众化媒体只在历史的长河中翻起几朵浪花，并没有形成过潮流。自1833年9月3日，美国的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以后，在全球先后出现了报纸大众化的浪潮。这个浪潮波及日本，日本出现了以《读卖新闻》(1874年11月2日创办)为代表的大众化报业。这个浪潮也波及中国，上海于1872年4月30日出版了《申报》。《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在20世纪30年代有过一段辉煌，但《申报》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体。在中国各领风骚的始终是政治类报纸，19世纪的《万国公报》、《时务报》到20世纪的“横三民”、“竖三民”⁽⁶³⁾，后来的《新青年》、《大公报》以及国共两党办的党报，都是政治性报纸，属于精英类媒体，是政党的工具。从新闻史上看，中国传媒业在20世纪90年代开创的大众化媒体补上了中国新闻史上的缺憾。我们尽管可以指出媒体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假新闻蔓延、煽情新闻泛滥、低俗化倾向严重，但谁也不能遮蔽媒体大众化的辉煌。媒体大众化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把媒体平民化了，媒体走进了千家万户，无论报刊还是电台、电视台，都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我们的社会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媒体化社会，传媒业的影响浸透到了公众的方方面面。这就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任何现代化的指标中，大众传媒总是现代化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中国传媒的大众之路，当然付出了我们传媒人艰辛的努力，但与其说英雄造时势，不如说是时势造英雄。造成中国传媒大众化浪潮的真正原动力，是时势。这个时势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城镇化和社会生活世俗化。

美国学者阿特休尔说过:“人们应当牢记大众传播媒介是与都市中心同步发展的。事实上，它们两者之间难解难分，没有都市中心，大众传媒不可能产生，同样，没有大众媒介，都市中心的发展恐怕也不会成功。”⁽⁶⁴⁾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大加速。194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5.1%⁽⁶⁵⁾，1958年达到16%⁽⁶⁶⁾，1978年还在17.6%⁽⁶⁷⁾，2000年达到36.09%⁽⁶⁸⁾，2003年已达到40.5%⁽⁶⁹⁾。1958—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95%，而1978—1989年，城镇人口平均增长率达到11.39%⁽⁷⁰⁾。

在都市里生活和在农村生活不同之处就在于大家都是陌生人，人与人之间是互不联系的单个原子，但每个人又不能脱离社会而单个生存。于是，大众媒介就成为大众联系社会的中介:获取必要的信息，享受休闲时间。所以，在都市里，人们依赖大众传媒。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为传媒业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前提。

中国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是指中国大众从泛政治化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犹如烈火熔化个人的一切诉求，个人的理想、追求、利益表达直到个性表达，包括性格、行为、服饰等一切都成为与国家、集体相对抗的个人主义，脑子里不能有个人要求的思想，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媒体就是高高在上的指挥员、指导员，就是精神导师，因此，新闻只有“指导性新闻”，连简单的娱乐也必须“寓教于乐”，只有乐没有教那就是资产阶级。总之，人民是伟大的，人是抽象的(所以是不存在的)，民是渺小的。

商品经济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出现，人才回归为人，民才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公众可以理直气壮地关心自己的利益，追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公众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个性化的诉求。尤其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进一步唤醒了公众的自觉维护自身利益的觉悟。一个农民工的家属敢于向总理提出要求追讨欠薪的问题，很说明这种觉悟的普及。这种意识的觉醒，对于传媒业来说，是公众对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的追求。可以说，中国传媒业的大众化之路就是中国大众追求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之路。《焦点访谈》受到大众赞赏，因为它揭露了许多真相，捍卫了公众利益；民生新闻受到热捧，因为民生新闻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公众的意愿，直抒公众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