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新闻从业人员和维护现状

控制新闻从业人员和维护现状

为什么媒介要保持自己的新闻和编辑方针,媒介应如何保持这些编辑方针,布里德(Warren Breed, 1955)在他所写的两篇文章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布里德曾担任报纸记者,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长期在图兰大学任教职。在《新闻编辑部里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这篇文章中,布里德向世人提示了新闻和编辑方针通常在什么地方保持,在什么地方绕过。布里德观察到,报纸的发行者,即报纸的拥有者或拥有者的代表,有权设定和执行报纸的编辑政策。然而服从不是自动产生的。

布里德(1995)认为,所谓的编辑政策(policy),是指体现在社论、新闻专栏、新闻标题中的取向。布里德指出,偏向(slanting)几乎不意味着推托搪塞,而通常是“省略、有差别的选择、带有偏好的安排”,比如说给符合自己编辑方针的事件或观点加一篇“特写”文章,将一篇不合自家编辑方针的报道“埋藏”在版面中,等等(p．327)。布里德指出,无论承认与否,每家报纸都有自己的编辑政策。政治、商业、劳工这些主要是出于对阶级考虑的方针部分是集中体现编辑政策的地方。布里德指出,编辑政策通常是隐蔽的,因为它违反了新闻道德规范,而媒介经理人员也要避免被人指责命令新闻报道发生偏向,从而陷入窘境。

报纸的编辑方针是隐蔽的,不会有人告诉年轻记者,他必须学会预测上司希望他做什么和怎样做,以获得奖励,避免惩罚。由于编辑方针是不会明说的,因此,年轻记者必须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掌握编辑方针。首先,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每天阅读报纸,并学会识别其特色。通常,他的作品也是按照同事们的模式写出来的。新来者的报道很容易按照那些确定好的标准化过程去写。对新来者作品的编辑做法又是一个指南,告诉他哪些做法可被接受,哪些做法不行。偶尔,对一个新闻人员的惩罚也会以侧面的方式教他学习,它意味着,如果不遵循编辑方针,惩罚将随之而来。

通过同事之间的闲谈或其他方式,年轻记者了解到上司的兴趣、所属关系和特点。在工作会议上,同事们列出了各自的发现,管理者就此讨论如何去组织一个报道。管理者说的话和没有说的话,给记者们提供了了解管理者意图的机会。同样,管理者也不会明白说出编辑方针,新闻人员了解管理者意图的其他信息渠道还有内部的谈话,在会议上观察上司与各种领导人打交道时的表现和管理者下意识中表达出来的观点。

1990年,金泽尔(Roger Kintzel)是《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的出版者,他也是大奥斯汀地区商会的主席。该报报道了建议采取大量减免赋税等优惠条件吸引电脑芯片制造财团——美国记忆公司——来奥斯汀安家的运动,观察者批评说,该报这方面的报道似乎不够客观(Forrest, 1989)。显然受此刺激的《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针对这种批评发表了一篇长文,为这种利益冲突辩解。除了其他一些论点,文章还说(Ladendorf, 1990):

●　金泽尔坚持说,冲突不会发生,因为他将不允许冲突存在……

●　金泽尔说:“对我而言,将两样事情分开是轻而易举的。我非常惊讶人们竟会认为,仅仅为了在商会里一年的志愿工作,我竟有必要去操纵新闻。”

●　报纸没有牺牲它的品格(p．H1)。

两年前,一位高科技方面的资深新闻记者沙利文(Kathleen Sullivan)失去了她在《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的工作。沙利文是个怀疑论者,不是鼓吹者。在一次未经报道的火灾和化学物质泄漏事件之后,沙利文报道了一家奥斯汀半导体芯片制造厂中工人们的安全和健康状况,这惹恼了地方上一位有权势的经纪人。她报道说,为吸引一家联邦基金资助的改进电脑芯片生产的财团——半导体材料科技公司,地方上使用了各种公开的和私下的鼓励手段。这位有权势的经纪人向金泽尔表示了不满。当时,金泽尔已经是由这位人物担任主席的商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常务副主席。当沙利文正在完成一篇批评奥斯汀另一家高科技企业的文章时,她被迫辞职了,而报社并未公布原因。同时报社还提出“如果她保证不对报纸进行批评、起诉,不在将来的新闻报道中使用她在《政治家报》工作时收集到的资料,那么,报社将付给她八千美元”(Curtis, 1988)。在沙利文离开该报三个星期之后,她被《旧金山考察家报》雇用,仍从事高科技方面的报道(Shahin, 1988)。沙利文在《考察家报》最初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是关于奥斯汀戴尔电脑公司的一种最畅销的电脑不符合联邦通讯委员会制定的无线电频率发射标准的文章,她承认,这篇文章就是被《政治家报》压制的报道(Shahin& Forest, 1988)。

布里德(1955)举出了新闻从业者必须遵守编辑方针的很多原因,所有者有权解雇或降职,就是其中一个原因。然而,主编们有许多机会避免这种极端情况的发生。编辑们可以不理会那些可能与报纸政策相左的题材,如果非报道不可,也可以指派一个懂得分寸的“安全”记者去写。如果编辑发现一个送到手上的报道写得不能接受,还可以对它进行编辑,但所给的修改理由不是不符合编辑方针,而是时间紧或版面少等正当理由。

年轻记者对那些雇用了他们,给他们指明了界限并提供了其他一些帮助的人当然心存感激,满怀尊敬。布里德(1955)说:“这种对上司的义务感和私人感情加在一起,在产生顺从方面起到一种巧妙的作用”(p．330)。这个因素似乎不仅决定了年轻记者对报纸政策的遵从,而且还决定了士气和好新闻的标准。

大部分年轻记者都想往上爬,这种愿望是促使他们服从编辑方针的另一个原因。许多记者注意到,获得提升的一个捷径就是写一篇大块的头版报道,而这也意味着报道不会违背报社的编辑方针。许多新闻从业者把新闻版面视为晋升肥缺的铺路石,而“爱惹麻烦的人”的坏名声却是进步的一大障碍。

布里德还举出了服从编辑方针的其他原因:包括缺少一个可以效忠的对立面群体,愉快的工作性质(编辑部里的集体感、工作的趣味性、非财政的特权),而且,追求新闻变成一种价值观和持续的挑战。基于以上所有这些原因,年轻的新闻工作者逐渐认同资深记者和媒介上层。由于有相同的规范,年轻的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操作方法,模仿他们,而将自己带到工作中的个人信仰和伦理观念放在一边,服从报纸的编辑方针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