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从业人员的历史使命

第二节　新闻从业人员的历史使命

迈克尔·埃默里在《美国新闻史》的序言中写下下面一段话:新闻史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为了传播而进行斗争，即发掘和解释新闻并在观点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见解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公众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流动，为了要冲破那些为阻止信息和思想的流动而设置的障碍，有不少男男女女进行了持续的努力，这部历史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以此为主题的。埃默里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新闻从业人员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而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创造性工作，同样是中国媒体危机报道改进的动力之源。

《北京青年报》2003年在京沪穗三地展开的调查显示: 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是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当遇到社会上的一些不平等事时，绝大多数的人会想到找记者、媒体。而与此同时，调查同时也显示，京沪穗三地被访者中，59.2%的人认为记者的使命“完成得一般”，13.2%的人认为记者只完成了自己极小的一部分的使命，12.8%的人认为记者基本没完成自己的使命，评价不合格的（包含一般）占了85.2%。这种期待和失望之间的反差反映了传媒的实际工作尤其是危机报道方面的工作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也远远不能满足新的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需要。

究其原因，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见识都已经突飞猛进，而媒体的危机报道依然在传统的框架中运行。人民的“自主意识”和媒体危机报道的“控制意识”发生碰撞的结果，导致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并通过自己的选择性理解影响媒体的公信力和传播效果。

新闻行业应该对自己本身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坚决抵制有偿新闻，重塑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培养自己的“专业主义”。在这里，西方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很多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专业主义一般包括以下几个特征:1）基于理论化的、非常识性知识的专门技巧；2）这些技巧是通过全面的、往往是深入的教育而获得的；3）这种教育使得常以“专业”名义的对职业准入的控制成为可能；4）它也通过伦理符码对从业者的行为进行控制；5）它更强调与个人利益相对的公共服务⁽³⁾。

我国的新闻传媒初涉市场经济，没有作为职业或专业精神的熏陶，在各方面都显现出缺乏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例如赶场拿红包、受贿广告新闻或受贿无闻、采编人员从事经营和广告活动、免费看戏看比赛和免费旅游、与企业合作主办新闻栏目或节目、“媒介审判”、介入事件发展进程的“新闻策划”、侵犯公民隐私权、拒绝更正与答辩、不经当事人许可的偷拍偷录、炒作绯闻和犯罪新闻、虚假广告和庸俗广告等等。其中有些我们已经意识到是明显的违规行为，有些因为普遍存在而没有意识到违背了国际公认的新闻职业规范。因而，培养新闻职业精神是一项长期的工作⁽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作为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工具，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异化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从业人员必须高度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创造性地开展危机报道工作。媒体面对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威逼利诱如金钱收买、层层阻挠甚至暴力威胁等等，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职业操守，为维护公共利益不惮前行。媒体应该加强自己的职业道德建设，加强自我监督的制度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于有偿新闻等丑恶现象进行坚决的惩治，净化新闻界的风气，提高新闻从业人员在公众中的信誉。

在中国的新闻界，这几年涌现了一大批为探究事实真相而不畏艰险深入现场的采访者，出现了一大批为维护人民利益而无畏地公开事实真相的传播者，出现了一大批为社会良知、正义和公平而不懈呼吁的思想者，他们是中国新闻业的骄傲，为我们的媒体从业人员树立了榜样。古代贤人孟子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有志于从事媒体危机报道的记者，就必须忍常人所不能忍，以韧的战斗为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通过记者王克勤的经历，我们可以感受到记者从事危机报道的荆棘与光荣。王克勤是《中国经济时报》的高级记者，近年来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一系列新闻调查报告而名震海内外，先后荣获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2003年1月搜狐月度新闻人物，2003年中国十大维权人物等称号，被誉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尽管王克勤获得了诸多的荣誉，但是自身却处于双重困顿之中。王克勤除了面临经济上的困境之外，还由于自己的报道开罪了黑社会和社会利益集团而遭到安全的威胁，黑社会组织曾扬言要出价500万元买王克勤的人头。2001年，王克勤因为《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一文开罪某些领导，被突然开除公职。巨大的压力之下，王克勤一度几乎崩溃，但是他还是挺了过来。

王克勤认为，作为记者，内心应该像诗人，写作应该像史学家，作风应该像战士⁽⁵⁾。内心像诗人也就是应该充满激情，“记者应该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新鲜事物充满探究与感知的激情。如果一个记者没有激情，就不可能成为好记者，因为理性将会使他变得冷漠，而冷漠则会使他对百姓疾苦、不平之事难以激动，不激动就会失去关注，不关注就无法行使记者的责任。作为记者，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就是要富有激情”。写作像史学家要求记者具有严谨求实的态度，“记者要忠实、客观地记录历史。要理性、公正，并且超越。记者无论对百姓疾苦有多少人文关怀与激情，但在写作和分析的时候，必须用冷静的笔去记录。不能因为关注弱势群体而伤害无辜。任何时候，记者都必须站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角度去把握和思考”。作风应该像战士要求记者有斗争精神和担当勇气，“记者是维护正义、公平和法治的战士。目前，仍有一些黑恶势力和贪官污吏在盘剥、损害着广大公众的利益，甚至生命。记者为了公平、正义和公众利益而奋起抗争的时候，这些人必然要与记者为敌，与公众为敌。媒体作为公器，就应该与这些人为敌。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记者就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有人帮王克勤算了一笔账:我们不妨稍微详细地估算一下《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一文提出的应该可以实现的经济价值和隐性的社会效益。按文中口径，如果全国78万辆出租车全部实施“出租车业个体化”改革，国家一年至少增加税收140多亿元，北京市则增加税收近12亿元，而如将北京6万多辆出租车的经营权拍卖，北京财政平均每年至少又增收13亿元；同时，北京的夏利出租车价每公里可能降到0.8元左右，富康车则可能降到每公里1元；北京出租车司机月平均工资也可以增加到3 800多元。诚如是，则可谓利国利民利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只要打破旧体制就能让全中国200多万出租车司机及近千万家属摆脱出租车公司的掠夺与盘剥，还出资者以应有的权益，这将会极大地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⁶⁾。

根据中国新闻署公布的数字，截至2001年底，中国有报纸2 111家、杂志8 889家、311家广播电台、358家电视台及两家通讯社，新闻从业人员则超过40万人。“按照我的低标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一辈子不用多干，就干这么一件能触动一个行业变革的好事，那就是40万件大好事。累加起来，这会对中国走向文明富强起多么巨大的作用？”⁽⁷⁾

刘少奇于1948年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作为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历史的记录者，记者在危机报道中应该树立责任意识、现场意识和调查意识，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开拓媒体危机报道的广度和深度。

1.记者应该树立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于记者职业理想的形象描述。作为社会的守望者，记者的力量来源在于对社会、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赤诚之心。掀起中国“审计风暴”的审计长李金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龄（62岁），走到这一步，一个无所畏，一个无所求。对个人来说无所求，老百姓的理解才是最大的（追求）。”⁽⁸⁾从事危机报道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揭丑而揭丑，而是怀着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和进步而进行报道。记者在危机报道中应该提倡严谨求实反对即兴发挥，提倡公众利益反对以新闻谋私，提倡客观公正反对个人偏见，记者应该满怀激情地冷静观察，使自己的报道成为“历史的记录”，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危机时刻记者的报道必须非常严谨，对于报道的事实应该进行充分的核实，不能因为自己的草率和妄下断言而造成新闻失实。记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危机时刻的新闻失实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有时甚至可能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2004年1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在报道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时，有这样一段话:“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位居第一，列第二到第五的国家分别是挪威、乌拉圭、瑞典和冰岛。位居倒数前5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朝鲜、中国台湾、土库曼斯坦、伊拉克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也是全球倒数第14位。”仔细阅读上面这段话我们不难发现，在上面的报道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在所有的144个国家，中国名列133位，144－133＋1＝12，中国应该是倒数第12名，可是报道中称中国是全球倒数第14位，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计算错误。可是，这个错误却被中国的多家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电视、广播和报纸）转述，网络媒体中就包括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千龙网和新浪网等等，这么多媒体在这个常识性问题上跟着犯同样的错误，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其中的原因只能从态度上去找。

对于一个普通的环境报告的报道出现这样的错误是难以原谅的，因为这种现象使得人们对于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严谨态度产生怀疑。而在危机报道中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甚至不进行基本的考证，人云亦云是要不得的。危机报道应该严肃认真而不能草率行事，应该冷静而不是为了宣泄心中的怨愤，应该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而不是激起社会成员的不满和过激行为。媒体对危机事件应该进行建设性的报道，在维护公众利益揭露社会丑恶的同时，应该积极探讨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为问题解决和社会进步做贡献。一句话，对于危机的报道必须抱着良好的愿望，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大多数问题都不是“是于非”、“罪与罚”的问题，媒体报道的根本目的是促使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是激化矛盾。

媒体的危机报道还必须抵制煽情化。新闻娱乐化和硬新闻软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这里“记者所说的新闻，是指最近几个小时内发生的能引起消费者兴趣的事情。兴趣的标准是:新近性和先发性、接近性、争斗性、人情味和新奇性。这些标准限制了准确性和重大性”⁽⁹⁾。其表征是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绯闻、奇闻轶事、花边新闻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报道的重点，同时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种硬新闻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对其进行软化。形式上，新闻报道强调故事性、文学性和情节性，女人、暴力和性成为报道的主题，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以迎合人们的低级需要。2004年3月中国媒体对于马加爵事件的报道可以看成是煽情报道的一个典型。马加爵残忍地杀害了4位同学，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对于马加爵的犯罪原因和犯罪动机也应该进行深入反思。但是当时媒体的报道却放弃严肃立场，把马加爵事件描述成一个典型的“追捕”大片。对于马加爵本人，媒体一方面妖魔化，用“内向”、“凶狠”、“粗暴”、“怪僻”、“恶魔”、“云大屠夫”、“混世魔王”等贬义词来形容他，并且把他的照片进行处理，将其制造成一个“杀手”形象。另一方面媒体又把马加爵“英雄化”，把杀人的所有过错都推给社会，马加爵也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成为马加爵事件的真正凶手。回顾整个报道，成了一个媒体借马加爵事件进行炒作的闹剧。马加爵事件的报道，与1993年中国媒体对朦胧诗人顾城杀妻自尽的报道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在媒体的宣传中，那个丧失了理智，把情人带回家里，在自杀之前怀着极端自私的想法疯狂残忍地杀害自己妻子的人被称赞为“如烟消逝的灵魂”，而媒体批评和反思的声音却非常微弱。

湖南电视台的口号“快乐中国”，整个新闻行业的“娱乐风暴”也在蠢蠢欲动，不太适合做娱乐节目的一些著名节目主持人，乃至各种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和播音员也纷纷要娱乐一把。想象一下，全中国都陷在无止无休的快乐之中，没有了悲伤和忧愁，丧失了忧患意识，那会是什么样子？应该说，新闻娱乐化对于媒体的危机报道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些娱乐化的新闻排挤了媒体进行危机报道的时间和空间，“努力吸引最大的受众群同时意味着，每则新闻报道都要登大字标题的头条去写。其结果是，没有关于一个民族生活的连贯故事，而只有一系列被制作得似乎比实际价值更重要的雅致的小品文”⁽¹⁰⁾。

2.记者应该深入危机现场进行深入调查

记者从事危机报道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要求记者突破《真理报》模式，使我们的报道工作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建国之后，我们的新闻业模式，包括报社内部的整个建制，像群工部等等，都是直接按照苏联《真理报》模式设置的。这个模式有几大特征:第一，它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实践是面团，任人蹂躏。我当时写的一些通讯，就是带着意图下去，找材料和典型，选择其中有用的部分。第二，它不对读者负责，只对领导负责。群众的看法和评价不重视。第三，党八股和假大空，用僵化的体裁写报道。当时即便我自己用了另外的方式写稿件，编辑也会改回来。第四，国家经费订报，取消了报纸的商品属性。”⁽¹¹⁾

突破《真理报》模式，关键在于记者必须独立做艰苦的工作，深入危机现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记者既不能上面怎么说就怎么报道，诚如胡耀邦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谈话中所说，“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要作为党的喉舌，并不是说我们的新闻工作只能照抄照转中央已经说过的话。而是说，只要合乎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新闻工作者就有自由按照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正确理解进行新闻报道和发表意见的广阔天地，就可以而且必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记者也不能下面怎么反映就怎么报道，如果下面怎样说，报纸就怎样报道，表面上似乎是密切联系了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其结果只能是走向实事求是的反面。照抄照转上面的要求，是“会议记者”，照抄照转下面的报道，是“红包记者”，这两种倾向，都是记者从事危机报道应该避免的。

从事危机报道的记者还必须树立“数字意识”。西方社会把统计和统计学的产生看成是科学、民主、平等的产物，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数字可以帮助人们更好、更精确、更方便地理解复杂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把统计看成是认识社会和管理国家的工具，应当说这一概念的认定是有欠缺的，它是工具，但是它更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¹²⁾。面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和问题，记者在危机报道尤其是在涉及揭露黑幕的危机报道中，必须掌握数理知识和数据分析能力，学会运用各种统计数字深化自己的报道主题，增强自己报道的说服力。随着改革开放和制度建设的不断深入，记者可以利用的各种统计报告和数据也会越来越多，记者要培养和提高鉴别这些数据的能力和眼光。前面提到的王克勤那篇《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一文，正是通过大量的有说服力的数据和统计数字，揭示了出租车行业公司与司机之间的不合理关系，揭示了出租车行业“富了老板，肥了官员，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的现实。

2003年6月25日，审计署首次全文公布审计报告。报告点了4个中央部委的名，曝光了一批大案，被媒体称为有史以来措辞最为严厉的审计报告。如果说审计报告的公布和“审计风暴”的掀起是统计力量的延伸的话，那么作为党和人民喉舌代言人的媒体记者们也应该学会运用这种力量。仅以“形象工程”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大贪官王怀忠提出了一个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大都市”计划相匹配的，是“大机场”、“大电厂”、“大油田”和大动物园等一系列“形象工程”，这些工程少则耗资千万元，多则耗资几亿元，而且大都半途而废，给国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其中的“大机场”1995年正式动工，直到1998年才完成，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元追加到3.2亿元。由于客源严重不足，在勉强营运了1年后，飞机场被迫关闭，成了野鸟们的乐园。

可以想象，随着中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国家对于各种大工程的监管将会越来越严格，像王怀忠那样由领导随心所欲左右“形象工程”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少，这时掌握统计和数据分析能力的记者无疑将会成为监督官员腐败和妄为的另一个重要的力量，而且这种监督是一种预警性的监督，它比事后监督要有效，这种监督应作为一种社会监督无处不在。

【注释】

(1)见2003年中国内地报纸杂志影响力公信力调查报告，http://www.cddc.net，2004年1月1日。

(2)《南方周末》，2003年2月27日。

(3)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4)陈力丹:《职业精神是传媒的立足之本》，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站。

(5)参见史江民:《王克勤眼中的记者形象:诗人、史学家、战士》，人民网，2003年11月13日。

(6)崔克亮:《记者的使命与价值》，人民网，2004年10月14日。

(7)赵牧:有关中国媒体的几个数字，见http://www.mlcool.com/html/ns001600.htm，2005年2月21日。

(8)参见《铁面李金华为何落泪》，新华网，2004年12月28日。

(9)〔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3页。

(10)〔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4页。

(11)洪兵:《报人的最高境界是从容不迫——枙南方周末枛原主编左方访谈录》，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8期。

(12)姜秀珍:《中外媒体突发事件报道价值取向差异原因探析》，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5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