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欧洲人的汉语语法研究

这个时期出现了新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这次转变对于欧洲人认识汉语的深度至关重要。在之前那个时期，对当地方言翻译的过程中，事实上缺乏对汉语的系统描述。

之后出现了用各种欧洲语言编撰的汉语语法书，最早的是拉丁语，然后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德语，使用最多的是英语和法语。这些书主要是模仿拉丁语语法体系编写的，把传教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拉丁语语法书作为理论和方法的依据。

尽管语法框架继续停留在欧洲式的层面，也会发现越来越注意到汉语的特征。如果说在瓦洛（Francisco Varo，1627—1687年）的语法书中，拉丁语的语法模式还是能占优势的话，那么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的语法书便开始关注词汇的位置在汉语句子中的重要地位。之后马希曼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年）的作品给予它更多的关注以及更详细的阐释，以及指明量词是分开的种类（particulae numericae）。

在马若瑟丰富又复杂的语法书中，我们注意到作者采用了汉语传统中的解析分类（“死字”和“活字”），并且使用了大量的虚词（儒莲在他的语法书中也收录了一批清朝的虚词）。而在雷慕沙的著作中可以观察到他放弃了对中文的解析分类，而巴赞发展了一种组合汉语词汇的理论。西方关于中文的语法重新由书面语（以阿贝·雷慕沙著作为中心）和口语（以巴赞作品为中心）起步，有些情况下会有将两种语言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比如马若瑟的作品。

一开始，汉语语法只归功于那些在中国的传教士，天主教的或是基督教的，但是进入到第二阶段后，一些在欧洲大学教书的学者也开始编辑汉语资料。如果说，在欧洲编著的汉语语言资料多为语法参考书的话，那么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大部分是以实用性为主，从不同的群体角度解决了教学和理解的问题，比如莫里森或者江沙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