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的耦合建构

3　汉语语法的耦合建构

一、阴阳合德与句法耦意

中国古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把世界看成以阴、阳二气交感运动为始基的对立统一体。《周易》说：“刚柔者，立本者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下》)《老子》也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后人对此的解释是：“道者，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奚侗《老子集释》)这就表明，中国先民认为世界是在两种对抗性的力量运动之下孳生、发展、变化，而且只有在互相对立的双方贯通、联结、合作、平衡、统一的情况下，事物才能顺利发展，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上》)。《国语》记郑桓公时史伯之言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郑语》)“以他平地”，异类相从，才使世界生出无限生机来。汉代哲学家董仲舒认为阴阳两极无所不在，“推天地之情，运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春秋繁露·基义》)阴阳之合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必然理据。宋代的哲学家张载将这种世界的“两”(阴阳)“一”(合)图式说得更为透彻。他指出，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只有以“两体”相“感”，才能有变化，只有以“两体”相“感”相“通”，才能有统一。“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申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异有无相感，则不见其成。”(《正蒙·动物》)从事物内部来看，屈伸、终始皆为“两”，从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来看，同异、始卒、有无亦为“两”。“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可见必有统一中之对立，物才成其物，事才成其事。所以说，“天地变化，二端而已。”“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正蒙·太和》)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无独有偶”。这句成语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即“物不独立必有对，对不分治必交焉，而文生矣”(胡五峰《知言》)。日本一位唐诗研究者松浦友久在其所著《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中认为，中国诗歌“从构思到韵律，重视对偶性思维。一般来说，对句的表现手法，无论在哪国的诗歌里面也不罕见。但是中国诗里，它植根于应该说是中国式思维的本质的对偶感觉，而且由于结合‘中国语的基础单位二音节结构’、‘古典韵律的基础单位平仄二分对立’，‘汉字一字一音节的表记’等特点，使它超出了单纯的表现手法的范围，成为生理的、体质的东西”^[19]。“对偶性思维”对于中国人之所以是一种“本质的对偶感觉”，是因为它已成为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样式。“如天之生物，不能独阴必有阳，不能独阳必有阴，皆是对。这对处不是理对，其所以有对者，是理合当恁地。”(《朱子语类》卷九五)古代哲人对这样一个“理合当恁地”的耦合的世界样式的感悟甚至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语录》十一)

朱熹

中国古代的耦合的世界观，不仅在于其对“物生有两”，“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的“耦”的肯定，更在于其对“阴阳只是一气”，“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合”的肯定。朱熹说，阴与阳虽然两立，“然又却只是一个道理”。就好像“口中之气”，“嘘则为温，吸则为寒耳”，实为“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进处便是阳，退处便是阴，长处便是阳，消处便是阴：只是这一气之消长，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来。所以阴阳做一个说亦得，做两个说也得”(《朱子语类》卷九五、七四)。“天下的道理，只是一个包两个。”(《朱子语类》卷七九)所以，既要“分一为二”，又要“合二以一”，这就叫“道原于一而成于两”。清代的哲学家王夫之更进一步提出“非耦”的思想。他在《周易外传》中列举天地、高下、尊卑、进退、古今、存亡、是非、善恶、君臣、父子、秋夏、旦昏、阴阳、老少等十五对范畴，说明任何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不是截然分析的，而是以“耦合”的状态存在着。王夫之把“耦”解释为绝对对立。由于“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大既有小矣，小既可大矣”，因而“多寡、长短、轻重、大小，皆非耦也。兼乎寡则多，兼乎短则长，兼乎轻则重，兼乎小则大，故非耦也”(《庄子通·逍遥游》)。

中国古代这种“物生有两”，“物莫无合”的“对偶性思维”在语言建构上有着充分的表现。《周易》中就有“物相杂故曰文”(《系辞下》)的思想。《文心雕龙》对中国传统语文思维中的“偶意”作了充分的论证：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

刘勰所说“岂营丽辞，率然对尔”(难道有意造成对偶吗?不经意自然相对罢了)道出了汉语句型组织的一个特点。在对《左传》句型系统的研究中，我们曾确立了汉语句型系统的功能原则，即从表达功能立论，辅以构造方式的特点，建立句型;以句读段为句子的基本活动单位，以句读段服务于不同表达功能的不同铺排律为句子的基本格局，以各类句子的实际运用频率确认其在汉语句子常态中的价值。运用这一原则考察《水浒传》的句型，我们面临一个难题：在各种功能类型的句子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耦合现象。例如：

便去腰里摸时，膊和书都不见了。

那汉飕的把那口刀掣将出来，明晃晃的夺人眼目。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看看黑了。

且取衣服和直缀来，洒家穿了说话。

出家人第一不可贪酒，你如何夜来吃得大醉?

这厮合休，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官。

以上每一句前后两段几乎都可以独立成句，然而两段之间在语气上却互为呼应，难以断开。一旦断开，前段总使人感到“意”尚未尽，“气”有孤伸，站立不稳。后段又使人觉得表意突兀，情理难圆，无所依傍。只有让它们两两成对，句意上互为映衬，节律上互为依托，才成一完整的表述单位。从表面上看，这种“耦合”现象可以纳入西方语法的“并列复句”或“联合复句”范畴，然而“耦合”在《水浒传》中是一种句型的普遍现象，它的语义内涵比“并列复句”要繁复深广得多。它并不是简单地表述两件并列的事情，它实质上是汉族人感知世界的一种模式。以西方语文的“并列句”模式并不是不能分析这类耦合句，就好像以西方语文的“主谓句”模式也能“解剖”汉语句型一样，但这种“以洋律中”的分析和解剖从它设立范畴之始就误解了汉语的文化精神，从而曲解了汉语的组织样态，给人一种“洋腔洋调”的失落感。与其说是在分析中国语文，不如说是在规范中国语文。我们则希望在认识汉语的组织样态之前，将通行的范畴、成见和技巧悬置起来，直接在存在的层次上感知和理解语言。

二、句法耦合的语义类型

中国传统的语文研究，在断句上注重“文气”。所谓“文气”，一指句子表达功能的完整，即“语气”，二指句子音律的顺畅，即“声气”。《水浒传》中的许多句子，在初步的功能断句之间，往往在声气上相辅而行，在语义上成耦合之势，成为一对对平行句。孤立地看这些现象，可以认为“耦合”是高于功能的一个至今尚未认识的汉语理解层次。然而从整个句型系统出发，我们认为“耦合”是一种句子类型。它的功能是表达两个事件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功能断句和声气断句应该是统一的。声气未竟的句段之间，语义上必然存在着内在联系，功能上必然统一于一个表达意图。根据我们对《水浒传》耦合句语义特征的考察，这类句型在其下位层次上可以细别为十三种类型。

(一)视景对

视景对是耦合句中一种常见的耦合方式。它的前半部分叙述施事者的行为，是一个施事句形式;后半部分则表述施事者在一系列行为之后所看到的结果。在中国传统的语文思维看来，行为与其结果(有所发现、有所应验)构成一个对立统一体。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为了有所发现的行为，在语义和语气上都不是自足的。而“发现”本身，由于其意义和价值直接来自于特定的人物之所视，所以它本身也不具有独立感。于是由“视”而“景”，一“视”一“景”，就成为《水浒传》中常见的耦合句型。

视景对句型最完善的标志是于句子前半部分末尾出现“看时”，于句子后半部分起首出现“只见”，这些标志的显隐和变化构成视景对多种多样的形式：

(1)“F(代表前段)看时，只见L(代表后段)。”例如：

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

按照通行的分析方法，句中“只见”被视为“鲁达”的行为，“只见”之后的内容，都是“见”的宾语。我们认为，用西方语法的“动宾结构”来解释“只见L”这种大容量的句段，是对汉语的误解。在《水浒传》这类句子中，“只见”与其说是施事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说书人的提示。它的述谓性很弱，话头性很强，因而它往往出现在句首。例如：“(刘太公看见，便叫庄客大开庄门，前来迎接。)只见前遮后拥，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枪，尽把红绿绢帛缚着。”又如：“(知客又与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铺坐具。)少刻，只见智清禅师出来，知客向前禀道。”这两例句首的“只见”，显然是一种话头性成分，不具述谓性。它们和前一例句中的“只见”，性质是一样的。“鲁达看”是一个事件，“鲁达”所见又是一个事件，两个事件因特定人物的视角而成为统一体。为了显示这种“二而一”的性质，句法上用一个表示句义未竟的“时”来承前启后。在《水浒传》中，具有述谓性的“见”，往往采取加时态助词的形式。例如：

《水浒传》插图

智深见了，人急智生，便把禅杖倚了……

智深肚饥，没奈何，见了粥要吃，没做道理处，只见灶边破漆春枱，只有些灰尘在上面。

后一例中第三段的“见了”是述谓性的，第五段的“只见”是话头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时“见了”可以替代“只见”的功能，例如：“林冲别了智深，急跳过墙缺，和锦儿径奔岳庙里来，抢到五岳楼看时，见了数个人，拿着弹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栏杆边。”但这样的用例罕见。

“只见”后的成分，除了施事句形式外，常见是认句和存现句形式。前者是动态之景，例如：“门子听得半山里响，高处看时，只见鲁智深一步一，抢上山来。”后者多为静态之景，例如：“直入方丈前看时，只见满地都是燕子粪，门上一把锁锁着，锁上尽是蜘蛛网。”

“只见”又作“但见”。所不同的，是用“但见”后，所见事物往往先出现在“看……时”中，“但见”后则用一大段话来描写这一事物。这种格式的容量比“F看时，只见L”更大。例如：“偷看那大虫时，但见……”，“众人把门推开，看里面时，黑洞洞地，但见……”

“只见”又作“却见”。“却见”后之景，对于视者来说往往未能预料。例如：“随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却见一所败落寺院，被风吹得铃铎响。”

“只见”又作“见”。“见”在语气上较为紧凑。例如：“径奔到庄前看时，见数十个庄家，忙忙急急，搬东搬西。”“见”又常用于对人物穿着打扮的细致描述。例如：“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绦儿边，足穿一双嵌金钱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此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见”后又是一个耦合句形式。高俅之“看”和所“见”在语义上成耦，而所见之中，端王之穿戴和“三五个小黄门”之相伴又在语义上成耦。这种所“见”之耦，同样表明“见”仅仅起着话头的作用，而非句子语义格局中的关键性述谓成分。

(2)“F看时，是L”。在本类句子中，“是”是对所“看”事物的认定，带有判断的性质。这种认定与施事者的预期在语义上成为对立的统一，因而具有耦合性。当认定与预期一致时，多采用“端的是”或“果然是”的形式。例如：

太尉看那宫殿时，端的是好座上清宫。

过往人看了，果然是个莽和尚。

引鲁智深山前山后观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得凶怪，四围险峻，单单只一条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乱草。

以上三例，“看时”和“果然是”都有一些形式上的增省变化，但其框架不变。当认定与预期不一致时，多采用“却是”或“不是……却是”的形式。例如：

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

出得那“五合福地”的牌楼来，看时，原来却是一个市井，约有五七百人家。

林冲看时，不是别人，却是本官高太尉。

“是”前的主题一般不出现。主题出现的例子罕见(例如：“话说当下鲁提辖扭过身来看时，拖扯的不是别人，却是渭洲酒楼上救了的金老。”)，这显然是为了语义耦合上的紧凑。

(3)“F看时，有L。”“有”表示存在，因而本类句子的后半部分都是施事者所见之静景。例如：

史进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

智深看那市镇上时，也有卖肉的，也有卖菜的，也有酒店面店。

(4)“F看时，L。”本类句子后半部分不出现特定标志词。但标志词不过是某种语义类型的表征。标志词不出现，语义类型依然存在。主要有两类：一类可以视为标志词“见”的隐含。例如：“将娘子下楼，出得门外看时，(见)邻舍两边都闭了门。”“看身上时，(见)寒粟子比馉饳儿大小。”一类可以视为标志词“有”的隐含。例如：“智深也乘着酒兴，都到外面看时，果然绿杨树上(有)一个老鸦巢。”标志词“是”一般必须出现。因为“是”前有所预期。“是”后需要确认，这样一个语义框架，没有“是”字难以形成。

(5)“F时，L。”本类句子前半部分用其他具有“视”义的动词代替了“看”与“时”配合。例如：“到山后打一望时，都是险峻之处。”“侍者吃了一惊，赶出外来寻时，却走在佛殿后撒屎。”“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

(6)“F，只见L。”本类句子前半部分不出现“看时”，“视”的意义由后半部分“只见”独立承担。例如：“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敲门多时，只见一个庄客出来。”当“视景对”中“视”的意义由“……看时，只见……”共同承担时，语气较为舒缓。而由“只见”独立承担“视”义后，增加了“视”的突兀性，此时往往在前半部分配合以“却待”、“方欲”等。例如：

鲁智深提起禅杖，却待要发作，只见庄里走出一个老人来。

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旁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过山来。

正待入席饮酒，只见小喽啰报来说。

当“视”与“景”之对变为“听”与“声”之对时，“只见”的功能可由“只听得”来顶替。“只听得”也有突兀性，它的前面往往配合以“正”。例如：

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

三个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说得入港，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

(7)“F，L。”这一类句子把“视”义隐含在句读段的承顺之间，不由任何标志词显示。例如：

直寻到里面八九间小屋，打将入去，并无一人。

林冲见说，吃了一惊，也不顾女使锦儿，三步做一步跑到陆虞侯家，抢到扶梯上，却关着楼门。

又过了两三重门，到一个去处，一周遭都是绿栏杆。

以上三例最后一段都是施事者所见之景，它们与前面部分构成视景对。

(二)应接对

构成应接对的句读段在语义上互为呼应，后半部分是对前半部分的接应。这种接应具有六种类型：

(1)反应型应接。后半部分是对前半部分的反应。常见的是问答反应。例如：“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也有即情反应，如：“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王进见了便拜，太公连忙道……”

(2)结果型应接。后半部分是前半部分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拿起一根折木头，去那金刚腿上便打，簌簌地泥和颜色都脱下来。”

(3)回合型应接。前后两部你来我往，文势相对，成一回合。常见有四种情况。

求予回合，例如：“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两个苦留，哪里肯住，只推道……”

祈使回合，例如：“快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刘太公老驴休慌，不怕你飞了。”

未预回合，例如：“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我当初只指望你说因缘，劝他回心转意，谁想你便下拳打他这一顿。”

条件回合，例如：“太尉呼唤，安敢不来!”“你两个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厮打。”

(4)承顺型应接。句子前后两部既相接应，又在时序上先后承顺。例如：“女使锦儿接着，三个人一处归家去了。”“老小邻人径来州衙告状，正值府尹升厅，接了状子，看罢道……”

(5)预设型应接。句子后部的应接早在前部行动过程之中即已开始。例如：“请入后园，庄内已安排下筵宴。”“智深两条桌脚，着地卷将来，众僧早两下合拢来。”

(6)应声型应接。句子后部的应接与前部动作行为间不容缓，应声而至。这类句子前部动词前都有表示迅疾的“一”修饰。例如：“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李吉解那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书和银子都抖出来。”

(三)彼此对

人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角色中，事物也总是处在特定的文化序列之中。在一个具体的时空环境中，人与人，事物与事物往往彼此相待，互为对立面。中国传统的语文思维用耦合句的方式描述了一个两两相待的世界。《水浒传》耦合句中的彼此对就有这样一些类型：

(1)你与我。例如：“母亲放心，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师父如此高强，必是个教头，小儿有眼不识泰山。”“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

(2)我与你。例如：“洒家投东京去，你休相送。”“我与你这封书，去投他那里，讨个职事僧做。”“却才去那里抄化得这些粟米，胡乱熬些粥吃，你又吃我们的。”

(3)你与他。例如：“太公休怕，他也是俺的兄弟。”“不是老汉心多，为是恩人前日老汉请在楼上吃酒，员外误听人报，引领庄客来闹了街坊。”

(4)你与你。例如：“智深不得无礼，众僧也休动手。”

(5)他与我。例如：“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他两个并我一个，枉送了性命。”“长老只是护短，我等只得从他。”

(6)我与他。例如：“俺便不及关王，他也只是个人。”

(7)他与他。例如：“这刘太公怀着鬼胎，庄家们都捏着两把汗。”“再说李忠、周通下到山边，正迎着那数十个人，各有器械。”“智深恰才回身，正好三个摘脚儿(斜角)厮见。”“林冲只顾和智深走着，说得入港，那汉又在背后说道……”

在他与他的关系中，又可以具体分为“店员与顾客”，例如：“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路人与店员”，例如：“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惊的呆了。”“衙门与官军”，例如：“你不知这里衙门又远，便是官军，也禁不得他。”“兵与将”，例如：“小喽啰两势下呐喊，二员将就马上相见。”

(8)饭与酒。例如：“饭便不要吃，有酒再将些来吃。”

(9)肉与酒。例如：“便叫庄客拣两头肥水牛来杀了，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

(10)精与肥。例如：“却才精的，怕府里要裹馄饨，肥的臊子何用?”

(四)主客对

由于《水浒传》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创作的，因而它的语言中保留了许多说书的特点，其中“夹叙夹议”即为一例。作者在对客观事件的描述中加进主观评论，于是一叙一议成一耦合。例如：

鲁智深因见山水秀丽，贪行了半日，赶不上宿头，路中又没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

锁用铜汁灌浇，谁知里面的事。

我和你便去，事不宜迟。

何不教智深去那里住持，倒敢管的下。

华阴县里禁他不得，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谁敢上去惹他?

以上五句最后一段都是评论性的。句子前部说的是现实情况，但意犹未尽，作者还要指出他如此看待这一现实情况的意图。不这样，这种“看待”也就失去了意义。中国传统的语文思维很少对现实情况作纯粹客观的描写。说话人在叙述中总是时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叙述语言“夹叙夹议”的格局。当“叙”和“议”各自独立成句时，即为施事句和主题句;当“叙”和“议”处于一个主题成分之下时，即为夹叙夹议主题句;当“叙”和“议”相关成偶时，即为耦合句。以上五例“议”的部分都在后部，也有“议”在前部的例子，如：

这贼秃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

这厮合休，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官。

那身份模样，这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

(五)纵擒对

中国有句成语，叫“欲擒故纵”。中国传统的语文思维，为了使陈述的意见更显得当，往往在陈述之前有所铺垫，成放纵之势。“纵”是为了“擒”，以使陈述的意见更为有力。于是一“纵”一“擒”成一耦合。《水浒传》耦合句之“纵”多发生在句子前部，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

(1)身份之纵。句子前部先认定当事人或事物的身份，为后部的陈述做出铺垫。例如：

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

鲁达系是经略府提辖，不敢擅自径来捕捉凶身。

量他一个和尚，一个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

我这里出家，是个清净去处，你这等做，甚是不好。

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

(2)事况之纵。句子前部先确认事况，为后部的意见陈述做出铺垫。例如：

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护得短?

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许多东西，我的这一分都与了你。

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谁的气?

每日吃他的酒食多矣，洒家今日也安排些还席。

(3)关系之纵。句子前部先确认人际关系，为后部的陈述意见做出铺垫。例如：

我又不曾亏了你，如何一向不将来卖与我?

他又不曾认的我，我们如何便去寻的闹?

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来骗我。

(4)才能之纵。句子前部先确认当事人的才干，为后部的陈述意见做出铺垫。例如：

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毬，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

纵擒耦合句与通常所说的“因果句”内涵不一致。西方语法中的因果复合句其内涵是一般化的因果关系，且有特定的形式标志。汉语是一种缺乏形态标志而又注重逻辑事理顺序的语言。汉语的句读段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因果联系，其程度各有轻重不同。纵擒之对是其中有特定功能的一种。这种功能就是说话人为强化自己的看法而先做铺垫。因而这类句子后部必然是表态性的。以此来看，下面两句虽有因果之关联，却不是纵擒之对：

赵员外这几日又不使人送些东西来与洒家吃，口中淡出鸟来。

不想官司追捉得洒家要紧，那员外赔钱送俺五台山智真长老处落发为僧。

有些纵擒之对将“擒”在前而“纵”在后。句子的重心仍在“擒”上，“纵”则成为一种利益的承诺，例如：“你快下去，饶你几下竹篦。”或成为一种利害的分析，例如：“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或是一种理据的反驳，例如：“你等阻当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经定我姓字在此?”(以上两例句子前部之“擒”语义上有所折绕，“本待要”实为“不可”，“阻当”实为“不该挡”。)或仅仅是一种倒装，例如：“哥哥不可小觑了他，那人端的了得。”

(六)比兴对

将欲说而先兴之，这是中国传统语文思维的一种独特方式。所谓“兴”，即“托事于物”，“取譬引类，起发己心”。在中国古代诗歌韵文中，有“把情入兴”、“把声入兴”、“景物入兴”、“衣带入兴”、“引古入兴”、“托兴入兴”、“感兴入兴”等多种兴的形式，其功能都是托物发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而在《水浒传》的小说语言中，以“兴”为一端的耦合句，多为引俗入兴，也有引古入兴的。例如：

奸不厮欺，俏不厮瞒，小人不姓张。

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义士提辖受礼。

贼去了关门，那里去赶?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

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

起兴的句段一般在前，但也有后置的。例如：“史进见了大怒，‘仇人相见，分外眼明’。”

(七)名实对

本类句子前部说“名”，后部言其“实”。这“实”，或指说话人熟悉的人，例如：

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

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

俺只道是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

或指与前部所说之人的“名”相副的行为习性。例如：

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这枪棒终日搏弄。

出家人第一不可贪酒，你如何夜来吃得大醉?

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欢这样的人。

中国古人具有很强的名分观念，名与实的关系是中国传统语文思维总是执其两端加以思考的问题之一，因而在语言表达中也就以一名一实成一耦合单位。

(八)比较对

句子前后两部因比较而成偶，其特定标志是“不如”，例如：

蒲城县人户稀少，钱粮不多，不如只打华阴县，那里人民丰富，钱粮广有。

若回去庄上说脱了回书，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赶我出去，不如只说不曾有回书，那里查找。

(九)分合对

句子前后两部因分合而成偶。有余者之分，有份额之分。例如：

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银两，打拴一个包裹，余者多的尽数寄留在山寨。

每日教种地人纳十担菜蔬，余者都属你用度。

我和你各捉一分，一分赏了众小喽啰。

(十)诠释对

句子后部是对前部的解释。大致有三种解释：

一是话头解释，例如：“看官牢记话头，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

二是名分解释。例如：“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徵妙道君皇帝。”“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

三是事象解释。例如：“只见那张三、李四在粪窖里探起头来，原来那座粪窖没底似深。”

(十一)平衡对

句子的前部和后部在逻辑上并无很大关联，仅仅是将两事平行。平行的两事一般是同一种属的两个侧面，因侧面不同或看法不同形成耦合。《水浒传》中有六种类型：

(1)静止平衡。例如：“男大须婚，女大必嫁。”“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一头是个竹篮儿，里面露些鱼尾，并荷叶托着些肉;一头担着一瓶酒，也是荷叶盖着。”“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

(2)正反假设平衡。例如：“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去便去，不去时，便捉来缚在这里。”“轻则便刺配了他，重则害了他性命。”

(3)正反祈使平衡。例如：“不要华阴县去，只去蒲城县，万无一失。”“不要那等腌硂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

(4)正反叙事平衡。例如：“只说三日没吃饭，如今见煮一锅粥。”“智深吃了两碗酒，又不曾撩拨他们，他众人又引人来打洒家。”

(5)正反话题平衡。例如：“银子不打紧，这封回书，却怎生好?”

(6)有无平衡。例如：“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只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

(十二)事时对

句子前后两部，一部交代时间，一部交代事件，成一耦合。事件的发生既有特定时间，又有特定空间。然而由于时间是流动的，能用句子形式来陈述;空间是静止的，一般用词或词组来表示，不具有述谓性，因而《水浒传》中事件与时间能成偶，事件与空间不成偶，尽量时空都能被包容在事件中。事时对中时间既可前置，也可后置。前置的时间具有预设性，例如：

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步走入店里来，高声叫道。

忽一日，天色将晚，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口里与母亲说道。

不觉中秋节至，是日晴明得好。

后置的时间具有未设性，例如：

李忠也上了马，太公乘了一乘小轿，却早天色大明。

酒至数杯，却早东边推起那轮明月。

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看看黑了。

计较完了，飞也似取路归来庄上，却好五更天气。

(十三)继发对

句子前后两部在时序上一先一后，后部继前部而发。例如：

只说鲁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来。

周通大怒，赶向前来喝一声，众小喽啰一齐都上。

才吃几口，那老和尚道。

你且去菜园池子里洗了来，和你众人说话。

智深与史进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

以上十三种句型，大致概括了《水浒传》耦合句的语义类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语文思维总是将事件与它所受到的制约和影响视为一个耦合体。尽管事件与事件间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传统语文还是将它们纳入一个个对立统一的耦合体中，既不将一个事件孤立起来，也不将一个事件多方位地复杂化。一唱一和，一起一落，既简单而又灵活多变地描述了现实世界。这个世界，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耦合的世界。

三、句法耦合与理解之“场”

汉语的施事句、主题句，在其句读段的铺排中都注重节律的和谐统一。而汉语的耦合句从内容到形式都“率然对尔”，它的大量出现是汉语句型组织中“偶意”的集中体现。《水浒传》中的耦合句自然而然地将万千事象中的“视”与“景”，“往”与“复”，“此”与“彼”，“主”与“宾”，“纵”与“擒”，“名”与“实”，“分”与“合”，“题”与“释”，“先”与“后”等相互对待的事象组织在一起。一方面使事象的逻辑运行呈辩证的关系状，一方面使语言的声气运行呈齐整的和谐感，在事理和节律上都形成很大的张力。

哲学家张东荪曾引用孟子“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这句话，指出孟子对人性的评价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是以一种明确的关系形式表现出来的。其思维结构可以表述为A∶B= X∶Y。这种结构比单个主语“P(S)”的陈述要复杂得多。它是发散的，而非静观的;它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它是弹性的，而非硬性的;它是辩证的，而非机械的;因而它又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印欧系语言是一种“单体精确型”语言。它对世界的观察及其表述，总是从某一个起点(逻辑上的主语)出发来加以陈述。通过形容词、带副词或不带副词的动词，作进一步的规定，使之精确化、抽象化。这种表述是原子论和推论式的。它关注的是实体，论断的是事物属性。它的价值判断是双元的，即凡事不是good，就是bad;不是right，就是wrong;事物不是clean，就是dirty，常常忽略中间价值。汉语是一种“骈体模糊型”的语言(“模糊”在这里没有贬义，因为现实往往是多义的，精确的语句不足以反映)。它不急于对世界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把世界放在一种虚与实的互相衬映之中加以感受。它关注的是功能，呈现的是辩证关系。它的价值判断是多元的、迂回的。正如一些东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使用欧洲民族的语言可以得出精确的结论，对这一结论可以进行验证，证伪。凡没有被证实的东西，至少可以是‘未被证实的’。这种推论主要采用表语式的表述形式。这是一种判断，对其尚需按照‘正确或错误’的标准作出决定和评判。中、日文具有一种隐喻的，带有文学色彩的风格。这种风格在西方往往被称为是‘诗的’风格……论证的过程是比较模糊的。这显然是那种更为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所致。当然，中文、日文都能够传达西方科学的思想，但不那么轻松，因为这种思维并不是与语言结构一同发展起来的。”^[20]

汉语的耦合句，不仅是对偶性的思维方式所致，而且是汉语文解读方式的要求。如果说印欧语言是一种形态语言，那么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汉语的语词往往言简意赅，汉语的行文也讲究辞约而义丰。汉语文句的理解机制主要是语词意义相互映衬而引发的一种“意合”作用。映衬所形成的语义、语境场周延越大，处于“场”中的单个文句的意义也就越清晰。因而古人为文讲究“文必相辅，气不孤申”。这种“场”效应固然有赖于立言造句所依托的整个题旨情境，但它最直接因而也是最典型的建构则是句法组织的平行对应。耦合句充分利用了相关相待事况之间在句法和语义上的衬映，于文章的“大气候”之下形成局部的“场”效应，使语句借助“意合”而抖落一身繁冗，“轻装上阵”，疏通有致，舒展自如地在韵律艺术上成其抑扬顿挫、张弛有道之势。

汉语句法的耦合不仅使语句意义互相映射，互为补充，甚至“互文见义”，而且使结构关系互为对比，交相印证。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汉语的结构组织往往要从文句的相互映衬之中加以把握。拿古代汉语来说，古人的句法概念时时出自辞句对勘之中。或是以上勘下，如《荀子》：“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取侵夺。”清代训诂学家指出：“取与侵夺，意复且不词。作好侵夺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庸宽惠’，句法正与此同。”(王念孙《读书杂志》十一)或是以下勘上，如《墨子》：“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霄出，雨血之朝。龙生庙，大哭乎市。”清代训诂学者又指出：“龙生庙，当作‘龙生于庙’，方合上下句法。”(王念孙《读书杂志》九)更奇妙的是，小学家们又从“龙生于庙”对勘出“大哭乎市”应为“犬哭乎市”，方与“龙生于庙”对文。拿近代汉语来说，《水浒传》中的耦合句借助结构关系的前后映衬，许多成分都可以不出现，从而使词语组合前后自如。例如：

史进打开，都是衣裳。

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侯，也不见了。

老汉说知，方才喝散了。

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财，却在这里。

长老禁约他们不得，又把长老排告了出去。

却才精的，怕府里要裹馄饨，肥的臊子何用?

去便去，不去时，便捉来缚在这里。

从古汉语的结构对勘到近代汉语的结构映衬，都说明汉语句法组织的灵活多变、显隐自如，是由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在上下文结构的相互制约上达成了深刻的默契。这种默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汉语句子组织的节奏相应和文义相待。耦合句正是这种句法默契的产物。它把对事象的描述两两相待而为一体(句)，形成结构关系互为映衬的句法语义“场”，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句型的组织空间，使汉语句法单位简洁而富于弹性。既避免了印欧语句法那种繁复的形式主义，又为说话人和听话人拓开语文表达与理解的巨大空间，生出无数言外之景，言外之意，言外之情。

从对《水浒传》句型的研究我们认识到，把握句型的“偶意”是确定汉语句界、归纳汉语句型的一条重要原则。离开“偶意”，我们只能切割出一些辞气不全的“句子”。这些“句子”用西方语法分析也许很便捷，但它们只是一些没有汉语精神的“死”句子。当它们被一个个句号断开后，它们再也生动不起来，活跃不起来，相反，在理解上却要加上种种“省略”、“倒装”之类繁琐的洋教条。目前通行的汉语语法方案与汉族人的语感若即若离，貌合神离，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对汉语句法组织“偶意”(和“散意”)的破坏。这是用西方句型范畴规范汉语的结果。从《水浒传》的句型全貌来看，近代汉语句法组织不外乎“偶”、“散”两种形式。“偶”与“散”都是句读段为适应特定表达功能而作逻辑铺排，它们都难以纳入西方语言以动词为中心的句型框架。对于汉族人来说，偶合是一种完整的语感，散行而意尽也是一种完整的语感。偶合中不妨有“散”，散行中也不妨有“偶”。偶散交替，句读组织潺潺流动，句子格局也就清晰而生动起来。从本质上说，“偶”就是一种“散”，“散”也每每成其“偶”。我在《中国句型文化》一书中曾说，西方语言句子的结构样式就像西方绘画一样，采用“焦点透视”的方略;汉语句子的结构样式则像中国画一样，采用“散点透视”的方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精神。要说汉语语法至今仍只能“神而明之”，其“神秘”，可能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