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堤、唐書文先生的《春秋公羊傳譯注》（以下簡稱王《譯注》）於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一版，2004年出版新一版。據比對，新舊兩版在內容和排版方面均沒有改變。王《譯注》作爲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經譯注”之一，發行量很大，在古典文獻愛好者、學習者間有着持續的影響力。它在校勘、注譯方面廣泛吸取了何休、徐彥、阮元、孔廣森等的意見，考釋嚴謹，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本書的問題則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凡諸本有異文處，擇善而從，一般不出校”（見《前言》），這雖使行文更流暢，却令人無從獲知改動原文的理由，而所擇之異文是否爲最善也可存疑。《公羊傳》中有的異文至今仍令人莫衷一是，不僅是字形問題，更涉及詞義、句義甚至義理，輕易的改動難免主觀武斷。
二是主要採用何休《解詁》和孔廣森《通義》二家之說，對其他的研究成果吸取不足，如王引之《經義述聞》中有不少可資參考之處，沒有被譯注者所採納。何氏和孔氏的意見時有觝觸之處，譯注者往往徑擇其一而從之，却沒有闡明緣由，論證力度不足。
三是翻譯中有時重詞義而略句義，忽略語法詞的功能和句法結構的流暢，造成譯文模棱兩可，如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爲“殺掉世子和母弟直稱國君的人”，不明“直稱”的主語爲何，行文欠曉暢，並可能導致歧義。
以下針對王《譯注》中所存在的釋義和句讀問題，提出20條商榷意見。書中還有一些訛倒脫衍字，可能源於排版印刷錯誤，不在語言研究和文獻考證領域，在此從略。
1．【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p．10《公羊傳》隱公元年、pp．52—53桓公二年、pp．562—563哀公十四年：“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闻異辭。”
譯文：“年代久遠，所看到的說法不一樣，所聽到的說法不一樣，所傳聞的說法不一樣。”
按：《公羊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闻異辭”這句話是公羊學“張三世”學說的體現，是公羊學所認爲的《春秋》書法“三科九旨”之一科。“所見、所聞、所傳聞”指的是春秋歷史的三個階段。何休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内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顧炎武《日知錄》卷四“所見異辭”條：“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者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
據此可知，對於“所傳聞世”，由於年代久遠，記錄者與之沒有切身關係，故而記載疏略且直白。而由“所聞世”到“所見世”，隨年代的推進，記錄者能得到的史料愈來愈詳盡，直至親身觀察和經歷，與被記錄者和被記錄事件的關係也愈來愈密切，“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定公元年何休注），故而記載詳細但隱晦。這就造成《春秋》中隱、桓、莊、閔、僖時期的記載錄內略外，褒貶顯豁，昭、定、哀時期的記載則內外兼錄且“多微辭”，此即不同時代的“異辭”。
王《譯注》將“所見”、“所聞”、“所傳聞”簡單解釋爲“所看到的”、“所聽到的”、“所傳聞的”，易使人理解爲由於該事件年代久遠，造成對同一事件的說法有不同。如此則是誤解了傳文。更確切的譯文可作：“《春秋》記事，對於自己親見的事、自己聽說的事、前人傳述下來的事，根據時代的遠近不同而記載措辭有所不同。”
2．【口隱】
pp．24—25《公羊傳》隱公四年：“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
注釋：“口：用作動詞，說。”
譯文：“我爲你對隱公說了。”
按：對“口隱”一詞，何休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阮元《校勘記》認爲何注“下口字即《說文》字之省”。《說文》言部：“，扣也。如求婦先叕之。”段玉裁注：“此蓋古語。……《公羊傳》：‘吾爲子口隱矣。’何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按‘猶口’當作‘猶叩’，句絕。”
段玉裁認爲“口”通“叩”，何休注當理解爲“口，猶叩，語相發動也”，即“口”是叩問的意思。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四“吾爲子口隱”條意見相同：“蓋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我叩其兩端。’孔注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
《馬氏文通》卷五“動字假借”條也引隱公四年此句，認爲“口隱者，探隱之口氣也。口字假爲外動字”。他從語法的角度解釋了這個問題，“口”通“叩”，即“口”由名詞引申出動詞的用法。
王《譯注》釋“口”爲“說”，將此句解釋爲“我爲你對隱公說了”，是對原文的誤解。公子翬向隱公進讒不成，恐被桓公知道，又反對桓公讒隱公，其間並沒有爲桓公向隱公說什麽話，因此“爲你對隱公說了”無著落。更確切的譯文可作：“我爲你探了隱公的口氣。”
3．【俶甚】
p．42《公羊傳》隱公九年：“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注釋：“俶：厚。《詩·大雅·崧高》：‘有俶其城。’俞樾《群經平議》卷十二：‘有俶，形容其厚也。’《解詁》：‘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
譯文：“這有什麽異常？是厚極了。”
按：何休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阮元《校勘記》指出何注當作“俶，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怒”字皆衍，陸德明《釋文》“俶，尺叔反，始也”可證。
何注如果作“始怒甚”，則與“大甚”的意義相去甚遠。且按照《公羊傳》體例，“何異爾”之後是對災異原因的解釋，這些解釋都是具體的事件和現象，如“不時”、“非中國之禽”、“非中國之獸”、“不雨之日長而無災”等，沒有用天地怒等抽象觀念來解釋的，所以如果作“始怒”，不符合《公羊傳》的災異體例。因此阮元的校勘是可取的，“怒”或爲衍文。
《爾雅·釋詁》：“俶，作也。”此“俶”爲動詞。《詩經·大雅·崧高》：“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寝廟既成。”王《譯注》引俞樾說認爲“俶”爲“厚”義，但訓詁材料並不支持此看法。毛《傳》：“俶，作也。”郭璞注《爾雅》此條引《公羊傳》“俶甚也”，但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六“迪俶厲作也”條已指出《公羊傳》文與“作”字之義無涉，“作”義不能使“俶甚”一句文從義順。
《說文》人部：“俶，善也，從人叔聲。《詩》曰：‘令終有俶。’一曰始也。”義爲“善”的“俶”爲形容詞，是“淑”的借字。但對於《詩經·大雅·既醉》：“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毛《傳》：“俶，始也。”鄭《箋》：“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毛《傳》、鄭《箋》與《說文》的釋義各不相同。顯然“美善”義在記錄災異的“俶甚”一句中不能解釋得通。
孔廣森《通義》：“俶，厲也，厲，甚也。”王闓運《箋》：“俶讀爲蹙，言以大雨大雪相乘爲異氣，不調之甚也。”《經義述聞》卷二四“俶甚”條：“俶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電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今案俶，厚也，俶甚者，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俶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
訓“厲、甚、蹙、厚”等，雖然不違背文義，然而恐是隨文釋義，無法找到更多的文獻支持。王引之訓“厚”來源於《詩經·既醉》“令終有俶”鄭《箋》。但是，一方面鄭玄所謂“終又厚之”之“厚”乃厚待之義，並非積雪深厚之“厚”。另一方面，“令終有俶”一句如馬瑞辰所說，當“從《傳》訓‘始’爲是”，猶言有終則有始，“終”與“俶”對文見義。而除此之外，訓“俶”爲“甚”或“厚”的，於訓詁材料中尚未發現。
以上的各種意見中，“俶”訓爲“始”最爲合理。首先，“俶，始也”是常訓，多見於《詩經》、《尚書》及其他經典文獻。另外，“何異爾？始甚也”較符合《公羊傳》的體例，表示“將此次雨雪記錄爲災異是因爲這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一次”。
4．【目言】
p．53《公羊傳》桓公二年：“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
注釋：“目言之：《解詁》：‘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目，謂不隱諱。”
譯文：“本國的大惡是隱諱的，這裏不隱諱還說平息宋國的禍亂是爲什麽？”
按：“目”當是“詳細列舉”之義。詳說見8．1節第1條。
5．【非有即爾】
p．54《公羊傳》桓公二年：“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
譯文：“器物對於人，並不是佔有了就這樣了。”
按：“非有即爾”一句不易解，尤其是其中“即”和“爾”的意義。何休注：“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徐彥疏：“謂非有，就而有之爾。”據此則“即”是動詞“就”，即“趨向、靠近”義，而“爾”是句末語氣詞。王《譯注》釋“即”爲副詞“就”，與何休異義，又釋“爾”爲“這樣”，然而“這樣”究竟是什麽樣，語焉不詳。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四“非有即爾”條：“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傳文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蓋足以見器之與人非即有矣。疏出‘非有即爾’四字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即’，唐石經亦誤。”孔廣森《通義》對該句的解釋是：“人之與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一一的解釋是：“器爲無情之物，不能於人相就。”孔氏與何氏的解釋可印證王氏的校勘是可取的，傳文之“有即”是倒文。“非即有”表示人佔有器物和佔有土地不同，並非趨向它，而是將它帶回歸爲己有，“即”是“趨就”的意思。
此處王《譯注》沒有吸收王氏的校勘成果而強生解釋，未能闡明傳文的本義。更確切的譯文可作：“器物對於人，並不是趨就而佔有它，而是持之以歸。”
6．【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pp．71—72《公羊傳》桓公八年：“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注釋：“媒可：能說了算的媒人。范寧注《穀梁傳》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
譯文：“要我國怎樣來完成使命？派我國做媒人，那就從我國前去迎接了。”
按：“媒可”連言不辭，將其釋爲“能說了算的媒人”不符合古漢語的語法規則。王《譯注》所據的是《十三經注疏》黄侃標點，然而此處可能是黄侃的誤點。根據文意和《穀梁傳》范寧注，“可”當屬下讀。“可則用是往逆矣”是假設複句，意爲使我魯國作爲王室與紀國婚姻的媒人，如果占卜選中一名女子，魯君即讓祭公從魯國出發去紀國逆女，不用再向周王彙報。
7．【說】
pp．107—108《公羊傳》莊公四年：“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
注釋：“說：通悅。”
譯文：“這樣的話那麽齊、紀之間有不愉快在那兒，就不能在天日之下相並而立了。”
按：“說”當如字讀，義爲“說辭”。詳說見8．1節第2條。
8．【讎者無時焉可與通】
pp．109—110《公羊傳》莊公四年：“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
譯文：“有仇的人是沒有時間限制的，怎麽能與仇人交往呢？”
按：王《譯注》此處也是繼承黄侃標點。雖然“焉”作爲反詰疑問詞在古漢語中常見，但於《公羊傳》中，僅有一例作疑問詞的，爲莊公三十二年“吾將焉致乎魯國”，且表示真實詢問語氣，而非反詰語氣。另外有僖公二年之“君何憂焉”、“君何喪焉”兩例，“焉”出現在反問句中，但爲句末語氣詞，而非疑問代詞。《公羊傳》作爲行文嚴謹、中正平和的論說性著作，除了人物對話，極少使用反問句來闡述義理。因此“焉可與通”這樣的句型是否在《公羊傳》中存在值得商榷。
《公羊傳》桓公二年：“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此“無時焉可”指“沒有時間可以”，即無論如何也不可以。據此可知，莊公四年文中“讎者無時焉可與通”不當點斷，義爲“和讎人沒有時間可以相通”，亦即與讎人無論如何也不能相通，故而下文言“通則爲大譏”。“焉”是句中語氣詞，具體功能可參見5．4．2節。總之，這句話是陳述句，而非反問句。
9．【臂摋】
p．130《公羊傳》莊公十二年：“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于門闔。”
注釋：“臂摋：《通義》：‘以臂撞而殺之。’”
譯文：“宋萬用臂撞殺了仇牧。”
按：殺人皆用手臂，“臂摋”一詞何以獨強調“臂”不可解。王《譯注》承孔廣森《通義》釋爲“以臂撞而殺之”，增“撞”一詞並無理據。
阮元《校勘記》：“《釋文》：‘臂，本又作辟。’按此當作‘辟’。”《爾雅·釋訓》：“辟，拊心也。”郭璞注：“謂椎胸也。”《左傳》敘述此事爲：“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杜預注：“批，手批之也。”陸德明《釋文》引《字林》：“批，擊也。”《玉篇》引作“碖”，《說文》手部：“碖，反手擊也。”“臂”從“辟”得聲，與“批”、“碖”聲韻皆十分相近，因此有理由認爲，此處“臂”不能如字讀，而是通“辟”，即“擊打”義，釋文無需特意強調“以手臂撞殺”。
10．【旗獲】
p．165《公羊傳》莊公三十一年：“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注釋：“旗獲而過我：《解詁》：‘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
譯文：“怎樣威嚇我國？建起旗幟陳列着獲得的俘虜和戰利品而經過我國。”
按：“旗”用作動詞，義爲“表章、標示”。詳說見8．1節第6條。
11．【直稱君】
pp．167—169《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譯文：“殺掉世子和母弟直稱國君的人，比這更要嚴重了。”
按：《公羊傳》僖公五年亦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和莊公三十二年的文句完全相同，意義也應當相同。僖公五年的事件中，晉侯殺了他的太子申生，故而經文記載“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文解釋了經文之所以直接書“晉侯”，是因爲他殺了世子，直接稱呼他爲“晉侯”，而不像常例那樣隱去施事者，是表示“甚之”，也就是認爲他的行爲太過分了。
莊公三十二年的事件中，季友幫助莊公鴆殺了叔牙，經文書“公子牙卒”，沒有記載是誰殺了他，也就是沒有“直稱君”。傳文解釋這是“爲季子諱殺”，也就是以季友的行爲爲善，不認爲季子和莊公的行爲過分。在此“直稱君”的主語是作傳者，“殺世子母弟直稱君”不是指“殺了世子母弟自己直接登上君位”，而是指“對殺了世子母弟的人作傳者直接稱呼君主”，“甚之也”也不是“比這更嚴重”，而是表示“這太過分了”。更確切的譯文當作：“對於殺了世子、母弟的人，作傳者直接稱呼君主，是表明（這種行爲）太過分了。”在莊公三十二年的事件中，作傳者沒有直接稱呼君主爲殺人者，便表示贊同他們的行爲，不認爲過分。
12．【正】
pp．235—236《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注釋：“出不正反，戰不正勝：《通義》：‘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穀梁傳》說：‘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其義與《公羊傳》相同。”
譯文：“軍隊出發不是常常能返回的，交戰不是常常能得勝的。”
按：根據初步考察，古代文獻和訓詁材料中“正”並無訓爲“常”的。王《譯注》以“常常”訓“正”不確，但以《穀梁傳》的異文印證《公羊傳》，則是可取的。“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很好地說明了《公羊傳》中的“正”有“必定”的意思。“正”可訓爲“定”，如《周禮·天官·宰夫》：“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鄭玄注：“正，猶定也。”此處“正”用作動詞。正如“定”可以從動詞“確定”發展爲副詞“一定”，意義相近的“正”也能經歷類似的演變。在《公羊傳》此文中，“出不正反”可以理解爲“出師不預定能返回”，也可以理解爲“出師不一定能返回”，“正”就獲得了與副詞“必”類似的功能和意義。因此，此處更確切的譯文可作：“軍隊出發不是必定能返回的，交戰不是必定能得勝的。”
13．【刺】
p．237《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剌道用師也。”
注釋：“剌道用師：剌，違。”
譯文：“城邑不說圍困，這裏說圍困是爲什麽？是半道違背原意動用了軍隊。”
按：王《譯注》將“刺”訛作“剌”，注釋也隨之出現訛誤。“刺”即“譏刺、指責”，在《公羊傳》中屢次出現，如莊公三年“刺欲救紀而不能也”，襄公十六年“徧刺天下之大夫也”。“道用師”即半路動用軍隊。僖公二十六年，魯國向楚國乞師，本爲伐齊，楚國却在半路伐宋，《公羊傳》書“圍”以表示對這種行爲的譏刺。因此，此句與“剌”無涉，也無需增加“違背原意”這層意思。更確切的譯文可作：“這裏說圍困是爲什麽？是譏刺半路用師。”
14．【辭】
pp．309—310《公羊傳》宣公四年：“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譯文：“是因爲宣公的言辭裏有拿下向邑的意圖。”
按：此處王《譯注》對“辭”的理解有誤。《春秋》：“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傳文解釋爲，之所以要記錄“莒人不肯”，就是爲了爲魯國取他國城邑找說辭。何休注：“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聽。”此處的“辭”，義爲“找說辭、辯解”，具體討論可參考8．1節第4條。《公羊傳》莊公九年：“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通義》：“魯自知殺子糾不義，而以畏齊爲辭，故浚洙以飾成畏齊之狀。”魯國說畏懼齊國，是爲殺齊國公子糾找說辭。這句話中的“辭”與宣公四年的“辭”在句法和語義方面的功能是一致的。《孟子·公孫丑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這裏的“辭”也是辯解之義。因此，此處更確切的譯文可作：“爲取向尋找說辭。”
15．【茅旌】
pp．327—328《公羊傳》宣公十二年：“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
注釋：“茅旌：以茅所製之旗，古代祭祀宗廟時導神所用。”
按：何休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籍，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茅”的本義爲茅草，然而考察上古文獻，茅草多用於縮酒、薦物，而沒有用來作旌旗的，茅草與“旌”並無相涉。
此處“茅”當是“旄”的借字。旄是牦牛尾，用以裝飾旗幟。《詩經·鄘風·干旄》：“孑孑干旄，在浚之郊。”毛《傳》：“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以旄裝飾的旗幟，被稱爲“旄旌”、“旄麾”、“旄纛”等。劉向《新序·雜事四》敘述同一事件：“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用的是正字“旄”。
“茅”常與“旄”通，如《左傳》宣公十二年：“前茅慮無。”杜預注：“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此“茅”亦非茅草，而是旄，即牦牛尾。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四“茅旌”條認爲：“旄從毛聲，茅從矛聲，古毛聲、矛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髧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髳’。”
因此此處“茅旌”不應釋爲“茅所製之旗”，而譯作“旌旗”即可。
16．【微至】
pp．327—329《公羊傳》宣公十二年：“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
注釋：“微至乎此：《通義》：‘微，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此，遜辭也。’”
譯文：“君公的不善之臣往來傳達不善之言，所以使我能夠見到君公的玉面，而略微進入到了此地。”
按：何休注：“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據此，“微”指微小的語言。鄭國的不善之臣說了很多不善之言，微小的語言積累起來，以致造成大禍。但考慮到“不令臣交易爲言”和“微至乎此”並不相連，“微”無法回指“言”。且“是以”和“而”兩個連詞表明“不令臣交易爲言”是“得見君之玉面”的原因，而“微至乎此”與“不令臣交易爲言”並無直接的句法、語義關係，何休的解說失於牽強。
王《譯注》採用孔廣森《通義》的觀點，將“略微進入到此地”視作已經進入國都的侵略者的謙遜之辭，也不太符合常理，在其他文獻中沒有見過相似的“遜辭”用法。且“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與“微至乎此”通過“而”連接，可見是順承關係。如果“微至”是“略微進入到此地”的意思，則當謂“使寡人微至乎此，而得見君之玉面”，而不是相反的順序。故而此解釋於文義扞格難通。
“微至”在此傳文中恐怕不是一個雙音節詞，而應當分釋。“微”義爲“無”或“非”，用作否定詞，同於《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之“微”。“微至乎此”即“不到這個地步”的意思。何若瑤《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下提出：“《呂覽·離俗》‘微獨舜湯’注：‘微，亦非也。’非至乎此，言不至乎滅其國也。”上文鄭伯已俯首稱臣，表示聽憑楚王的處置，而楚王表現出了寬厚的態度，表示不會到亡人之國這個程度，故而下文主動撝軍退舍。因此這裏更確切的譯文可作：“您的不善之臣往來傳達不善之言，所以使我能夠見到君公的玉面，而（情況）還不至於到（您認爲的亡國）那個地步。”
17．【離至】
pp．390—391《公羊傳》襄公五年、pp．399—400襄公十年：“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pp．513—514定公五年：“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譯文：“諸侯分別以後先後來到不能知道次序，所以衹說魯國。”“離開蔡國又來到蔡國不能排列先後次序，所以衹說我國。”
按：8．2節第8條已經論述過，“離”當爲“分散、分別”之義。此處王《譯注》以“離至”爲“分別以後先後來到”，不符合語言規律以及歷史事實。如果要表“離開後又來到”之義，當言“離而至”或“離再至”等，僅稱“離至”很難使人將其視爲兩個平行並列的動作。另外，考察《春秋》的記載，襄公五年秋諸侯會於戚，此後襄公至自會，後冬季又戍陳，則確實是分離之後又聚會。然而襄公十年秋諸侯會聚伐鄭，冬會聚戍鄭虎牢，此後楚公子救鄭，然後襄公方纔至自伐鄭，則可知諸侯們期間並未分離。定公五年春諸侯歸粟於蔡，在此之前衹有四年三月諸侯會於召陵侵楚，襄公於七月至自會，此後並無再聚會，則下年的活動也不存在“離開蔡國又來到蔡國”。據此，“離至”不是“分別以後先後來到”，而是“分散來到”之義。
18．【嫡】
pp．450—451《公羊傳》昭公五年：“秦，夷狄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注釋：“匿嫡之名也：《解詁》：‘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嫡得之也：《解詁》：‘據秦嬰稻名，獨嬰稻以嫡得立之。’”
譯文：“秦國是用夷俗的國家，嫡子的名字是不公開的。有記名字的是爲什麽？是嫡子得立了。”
按：前一“嫡”是“嫡子”之“嫡”，後一“嫡”通“適”，義爲“恰巧、正好”。詳說見8．1節第11條。
19．【歸無惡】
pp．462—463《公羊傳》昭公十三年：“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
注釋：“歸無惡於弑立也：《解詁》：‘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主謀者是公子棄疾。”
譯文：“迴歸對於殺君而立沒有不好。”
按：《春秋》：“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根據桓公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亦即《春秋》記錄“某人歸於某地”，表示對此人的離開和迴歸都沒有貶義。楚公子比弑其君，經文却沒有貶義，是由於“歸無惡於弑立也”。對於這句話，何休的解詁是十分明確的，即楚公子比本意並不想弑君而自立，而是受迫於公子棄疾，本身沒有惡意，故而書“歸”。王《譯注》釋爲“迴歸對於殺君而立沒有不好”雖然是逐字翻譯，但使人不得要領，似乎意爲“迴歸對於殺君而立沒有好處”，則全然違反傳義。此處更確切的譯文可作：“書‘歸’表示沒有弑君而自立的惡意。”
20．【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pp．486—489《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譯文：“孔子說：‘那是禮吧，他們的言辭很可觀了。’”
按：王《譯注》此處也是繼承黄侃的標點，所根據的可能是孔廣森《通義》的解釋：“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有此辱也。”昭公二十五年，昭公流亡至齊國，齊景公到野井慰問他，按照《通義》的理解，則孔子認爲他們的交接揖讓不能被稱爲禮，衹是在言辭上下功夫。照此理解，“其禮與”是一個反問句，但反問的意思也沒有在譯文中表現出來。
孔氏的觀點恐怕僅是一家之言。且按照他的解釋，則“其禮與”和“其辭足觀矣”兩句之間當有“惟”、“僅”等表轉折義的詞語，此處沒有連接詞，使得轉折較爲生硬。在這段生動的敘述中，從景公、昭公、子家駒等的言辭行爲裏並未看出貶義的描寫，說孔子的話是“譏”未免證據不足。何休注：“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亦印證“若此”是符合禮儀的。因此此處“其禮與其辭”不當點斷，“與”並非句末疑問語氣詞，而是並列連詞，表示“他們的禮儀和言辭都很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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