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英译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节　古籍英译研究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翻译研究不再仅仅关注“如何译得对”、“如何译得好”等传统问题，而开始重视一种“描述性”方法：即关心哪些因素制约和决定着翻译的成果；考察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有何种关系；寻找翻译在特定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揭示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这些新的寻求使人们发现了翻译作为“交流方式”的本质特点，领悟到了翻译远远超出“文本转换”之外的多种意义及可能性。用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的话来说：其中贯穿着“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1]。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被称为“激动人心”的进展，这一评价并非言过其实——自从“文化转向”发生以后，翻译研究的领域大大发展，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今天，“翻译不仅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且也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众所注目的地步”^[2]。

最近几年，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成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热衷讨论的话题，其中某些思考已经集聚成著作形式并得以出版，比如，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和《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等著作，即从引用／翻译的角度考察国民性、个人主义等欧洲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产生、理解和使用；赵稀方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也从翻译的视角，考察了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揭示了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宋继杰主编的《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则说明哲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反思西方哲学中的“being”、“metaphysical”等概念的翻译和接受对我国哲学研究的影响。上述种种，均是在文化研究中运用了翻译的视角，并因此发现了以前纯粹的文化研究中所未能发现、未能重视或者未能准确阐释的问题。人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所熟悉并熟练使用的西方名词，如“现代性”、“人道主义”、“女性主义”等，跟西方人所讨论的“Modernism”、“Humanism”、“Feminism”似乎并不完全相同，甚至相差甚远。而要知道其中的偏离起于何时，又是如何形成，则必须追溯到这些概念被翻译的最初状况。

西方文化观念的汉译，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的英译^[3]，无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英译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中国古籍的英译，从利玛窦（Mathieu Ricci，1552—1610）等来华耶稣会士就已开始，曾对欧洲文化起过重大影响；19世纪汉学在西方世界兴起后，古代文化典籍的英译更具目的性和条理性，古籍英译与汉学家的快速成长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以英语世界为例，英国第一代汉学家中的三大星座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第二代汉学家代表人物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第三代汉学家中的佼佼者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白之（Cyril Birch）、韩南（Patric Hanan）、铎比（William Dolby）等，均翻译了大量中国古籍^[4]。他们的努力不仅使英语世界得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学的最初印象，并且为西方汉学界提供了研究中国的第一批较为方便的资料。国内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包括海外汉学界有关中国思想、文学、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著作，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正是凭藉英译的中国古籍进行的。海外学者把英译文本看作中国文本本身，把中国概念的英译“对等词”^[5]当作中国概念本身，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作进一步的阐释、研究和应用，其研究的走向与结果，跟所凭藉的英译本面貌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因此，以“文化转向”的视角和“描述性”方法检视中国古籍在西方被翻译、接受和传播的踪迹，显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道、释三位一体的综合体，其中儒、道二家不但是纯粹的中国本土文化，而且也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两派思想。但正如马祖毅、任荣珍所总结：“如果说20世纪以前，中国儒家思想是影响着世界的主要思想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末，随着老子、庄子的著作大量的译介，中国的道家思想便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的主要思潮了。”^[6]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道家主干说”的提法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7]。汉学家卜松山（Karl Heinz Pohl）指出：“西方接受道家要比儒家晚得多，然而却热烈得多。”^[8]汉学家陈汉生（Chad Hansen）则明确宣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哲学史中，道家的观点更具有意义。”^[9]可见，在目前的文化环境中，对西方人而言，道家哲学似乎有着较儒家哲学更强的吸引力。黄鸣奋指出：英语世界里有关先秦诸子散文的著译在数量上远过于先秦历史散文。就诸子相比较，儒、道二家备受青睐；若拿儒、道作比较，是道家著作的文学性更引人注目；拿道家中的《老子》、《庄子》相比，又以《庄子》的文学性获得更高的评价^[10]。确实，《庄子》深刻哲学与焕然文采的两重性，不仅在思想上可以代表道家哲学的最高峰，在文学上也是“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11]。事实上，不管是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认定《庄子》是自己领域的重要作品。而《庄子》这一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代表性文本，从其第一个译本产生的1881年到20世纪末，共有全译本和节译本十余种，在时间上覆盖了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中期、下半期、末期等各个阶段；译者来自中、英、美各国，其中有外交家、汉学家，也有哲学家。其译本的数量、时间分布、译者国籍与身份等各个方面，都比较适合有条理的分析和研究^[12]。

因此，笔者拟把《庄子》从1881到2000年之间一百余年的英译作为对象，通过上述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仔细考察《庄子》的英译历史及译本面貌，了解这一文本在英语世界被接受的轨迹，并试图从文化和文学两方面讨论中国古代典籍英译过程的一些共同现象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