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哈的贡献

分层系统理论与译学研究：佐哈的贡献

20世纪80- 90年代，译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得以长足发展，但其学科雏形却滥觞于70年代。基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理论滋养和比利时、荷兰与捷克学者的贡献，西方当代译学研究得以进行其文化整合范式的早期探索，从而导致了译学知识的层累叠加，也为译学范式的历史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这个时期译学研究的关注重点还主要是译学文本的实证研究、翻译过程的描写以及文学翻译本身，跨学科合作与跨文化视野以及文化转向尚有待于80年代。

80年代初，列夫维尔（Andere Lefevere）和勃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等人当时正为从事更多的描写研究而努力，此时的拉姆伯特（Jose Lambert）却已跃上译学研究舞台，将更为宏阔的视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描写力更强的研究模式引入译学，为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他认为，早期的译学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描写模式，但其具体的实施方法，他们却从来没有予以界定。同时，他们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地具有直觉感悟的特点，离“科学系统性”还相去甚远。毫无疑问，拉姆伯特的范式转向意义深远，尤其对于译学研究这门学科的整体推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不过，就其理论渊源而言，尤值一提的还是一位以色列学者——佐哈（Itamar Even-Zohar）在这个领域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1978年，以色列学者佐哈（Itamar Even-Zohar）基于自己多年的研究终于推出力作《历史诗学文集》⁽¹⁾。在这部文集中，佐哈首次引入“分层系统”（polysystem）这个术语，用以指称“文学系统集”（aggregate of literary systems）（这个集包括某种特定的文化里现存的各种文学样式，无论高雅/经典还是通俗/非经典的作品均皆囊括在内）。借助于这个概念，佐哈对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中两种不同的地位进行了区分：其一是所谓“基元创新功能”，旨在建立一些全新的文学样态或模式；其二是所谓“次级强化功能”，可以进一步强化现存的各种文学样态或文学模式。1980年，另一位年轻的以色列学者图瑞（Gideon Toury）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²⁾一书。书中他采用“分层系统”这个概念对影响“翻译抉择”的某些翻译标准（translation norms）进行爬抉梳理和界定，并将这些因素置入“翻译通论”这样一个更加宏大的框架之中予以考察研究。所论颇有新意，但只是推陈出新，其学理基础还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晚期诗学理论。当时他们正在从事一项庞大的课题研究，这项课题名为《希伯莱文学翻译迁入史》（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Hebrew），而采用“分层系统”理论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研究年代和学术研究本身而言，这两位以色列学者和上述比利时、荷兰与捷克学者的相应研究如出一辙，这种暗合似乎正预示着译学研究在80年代的正式合流，直到今天我们仍可看出其中所蕴涵的历史影响。而且，译学研究之所以会在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小国”发轫，其演变轨迹本身也说明了文化渗透的整合力量，这无疑是西方译学基于文化转向进行范式变革的社会文化基础。首先，在学术上，比利时和荷兰学者一直与德国、捷克的文学和语言学界保持着紧密的接触，而以色列学者则与德国、俄国和英美学者有着长期的交往。其次，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比利时/荷兰，双方的翻译观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这些国家都有这样一些特点，他们的知识分子都不太讲本土语言，他们的“民族”文学长期以来也深受周边“大国”文学的影响（比如荷兰之于德国、法国和英美，以色列之于德国、俄国和英美）。并且，相比之下，以色列的情况还更为糟糕，他们缺乏本土文学传统，没有本土文学经典，完全依靠外国语言文本来丰富本土文化，为其增加历史深度和历史纵深感。另外，更重要的是，基于商贸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以色列文化也在整体上要完全依赖翻译，而在比利时/荷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相辅相成，其地位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社会方面都因语言的多元互动而有所提升，然而在以色列，翻译则是关乎民族存亡的一件大事。和比利时/荷兰学者不同，他们倒可以把自己的国家看做是欧洲大陆的文化交汇点，而以色列学者却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一直还在俄罗斯与西方、西方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化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因此，翻译关乎国计民生，不是一件小事，更不是所谓雕虫小技。根茨勒（Edwin Gentzler）曾经转引恩格尔（Paul Engle）的话说：“一个词的准确翻译或许会在将来系天下安危于一身。”⁽³⁾此话对于一个在政治和外交上均无优势的中东国家或民族来讲，无疑别具深意。在这里，俄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相激，穆斯林文化与犹太文化相撞，过去的社会历史影响犹在，人们操持多种语言而不只用一种语言交际，他们流浪四方而不祖居一地，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人们的过去、确认人们的文化身份，进而了解翻译自身及其本质。自此，翻译再也不是精英知识分子们日日把玩的文化游戏，也不是文学学科的注脚，而已成为某一文化区域乃至整个世界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因而译学研究向文化转向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学术范式变革的内因推动所致。

“分层系统”理论当然与早期的译学研究有同有异。其相同处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联系，比利时/荷兰学者在前期研究中提出理论主张，而以色列学者则将其看做理论公理予以延伸和发展，只是理论视野更为宏阔，善于在更加深邃的框架之中审视翻译等值与文学功能等理论问题，这样便使他们得以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来看待影响翻译过程的一些实际的翻译文本及其美学前提。其不同处主要表现在二者关于翻译的有关思路正好相反。早期的译学研究注重一对一的相互关系和等值的功能内涵，他们相信译者具有演绎等值文本的主观能力，并且认为这种能力反过来又会影响特定社会中的文学与文化成规。而主张“分层系统”理论的学者们其思路正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宿语文化（亦称“宿语系统”）中的社会规范和文学成规会将译者的美学前提纳入自己的辖域，从而影响继后的各种翻译抉择。但无论怎么说，“分层系统”理论都是早期译学研究的逻辑延伸，只是这种延伸之中有发展也有超越，其超越之处对于今天的译学研究意义重大，主要表现为他们打破了译学早期研究的传统藩篱，超越了语言学和文学范式的历史桎梏，进而导致文化转向，直接向文化范式的整合研究迈进。1981年，佐哈与图瑞联手在《今日诗学》杂志上推出《翻译理论与跨文化关系》一文⁽⁴⁾，在“前言”中二人写到：“现代翻译理论曾经采用过功能（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完全以理论为基础，但在今天却不得不超越这个‘边界’。正像语言学边界已经被超越一样，也应该超越文学边界，这是因为翻译的本质在今天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呼唤引入一种文化符号学以作新的研究范式。”由于引入了这种新的文化范式，“分层系统”理论从而可以转换视角，开始将一系列新的课题纳入研究视野，这就使得译本以及异质文化之间所存在的文学关系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通过译文研究为某一既定文化其系统结构内部的文学关系，以及文学与语言学的实际发展提供了得以继续研究的理论前提。相对于早期译学研究注重翻译过程的理论阐发、关心个别文本是否成功的历时评价（以译本本身的纯文学性为出发点）等特点，“分层系统”理论却从共时视角出发，同时考虑宿语文化（以译本在该文化中的功能为出发点）和历史语境这两个方面。他们抛弃“规定模式”，着力描写翻译的多维过程，同时也对各种历史的文化产品进行细致的分析；他们摒弃了基于深层结构的某些语法/主题类型或具有相同功能的语言学特征，却代之以现代译学理论的“系统变化观”，因而彻底瓦解了早期译学研究某些静止机械的观念。这种变革所带来的便是描写对象的改变，单一文本的传译过程从此再也不是译学的描写对象，取而代之的却是翻译生产抑或整个文学系统内部的历史流变。

佐哈是翻译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从文学理论这门学科之中借鉴了文学系统的分层概念，然后又对翻译在不同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细致的考察，并从中搜集数据，用以描写文化的整体分层系统。为此，他甚至独创了“分层系统”这个术语，用其指称社会内部由各个相关系统组成的整个网络，同时还发展了“分层系统理论”，想尽力解释特定文化内部各种各样的“写作”（包括中心的经典文本和最边缘的非经典文本）。虽然他的研究重点是要分析相互碰撞的各个文学结构其系统之间业已存在的各种关系，而且翻译文学也只是其整个研究系统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并不处在边缘，因为通过他的研究已经证明，由于某一特定的文学“分层系统”其所处的时代、所具有的影响力和稳定性有所不同，因而翻译文学所发挥的功能也有所不同。佐哈的译学体系非常严密，其中包含了许多如今为人所熟知的一些概念，如“系统”、“各文学系统不同的分层结构”、“陌生化之为文学历史意义的测度手段”以及“文学突变”（literary mutation）和“文学进化”等。其关于“分层系统”的定义包含了文学、准文学和文学外部这三种结构，因此所谓的“分层系统”这个概念便无所不包，可以涵括某一特定文化内部处于中心和边缘的所有的文学系统。由于引入了这种历史视野，佐哈的译学体系遂得以在历史诗学的框架以内持续发展。随着这种研究的愈益深入，佐哈也对“分层系统理论”有了更好的了解。在他以前，所有的分层系统模式都无一例外地将译本划归为次级系统，而佐哈所提供的数据却表明这种分类还不太准确。比如，像英美和法国这些历史更为悠久的强势文化，其分层系统与以色列、比利时和荷兰这些相对年轻的小国家肯定有所不同。前者由于自身传统其历史非常悠久，长期“自给自足”，因此更倾向于放逐翻译文学，将其赶至社会的边缘，而后者由于原因正好相反，因此却可以使翻译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依据这个观点，在大量考察研究的基础之上，佐哈随即勾勒出了三种社会情形，认为在这三种情形之中，翻译可以占有一席之地：（1）民族文学还很“年轻”，正处在发展之中；（2）民族文学处于边缘，抑或很弱，或者两者兼备；（3）民族文学正经历着危机或正处于转型期。在佐哈看来，以色列民族文学和19世纪的捷克文化就属于第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之下，翻译的角色主要是可以满足年轻的民族文学的现实需要，因为借助于翻译即可以用新兴的民族语言去应对各种不同的“写作”。此时，翻译及翻译文本所充当的角色其实就是用于填补民族文化的形式抑或文本“真空”，以应付该民族因为相应形式或文本的空缺所产生的文化沙漠现象。第二种情况与此类似，因此译本不光是新观念“进口”的重要通道，也是本土作家赖以模仿的写作形式。第三种情况与60年代的美国文化有些相似，当时传统的文学模式已经无法给予新一代作家以新的刺激，于是便转向别处寻求新的观念和新型的创作形式。置身于这样一种文化场景，无论是成名作家还是新一代的先锋派都埋首翻译，并且通过翻译为本土文学系统引入新的文学和创作元素，而这些元素倘若是“生不逢时”，是不可能出现在这种强势文化系统之中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上述三种社会条件正好相反的话，那么翻译及其文本就会“退场”，直至退到社会文化系统的边缘地带。即使是翻译尚还“苟且偷生”，也只能“仰人鼻息”，唯强势文化及其分层系统马首是瞻，当然更不可能居于中心，“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沿着这个思路，佐哈又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了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译本与文学分层系统之间的关系：（1）宿语文化以何种方式选择待译文本？（2）翻译文本由于与其他语言系统发生关系，那么它又是如何接纳某些标准和功能的？关于第一个问题，佐哈的研究表明，宿语文化面对待译文本所采用的选择方式完全是由该文化分层系统当时所处的各项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待译文本之所以得以选定是因为它们与该文化分层系统所需要的新形式具有可比性，利用这些译本以及与这些译本相携而来的新形式，该文化即可具有完整的、动态的、同质的文化新身份。假如宿语系统中还存在着某些文化“真空”，那么能够提供这些缺项或功能元素的文本就会被引进这种文化，以使该系统能够以动态选择的方式得到丰富和发展。如果不是这样，则宿语文化就会保持这种“缺损”的状态。如果某一个系统的确开始僵化了，那么翻译又会重新介入，同时向经典的中心移动，为这个系统输入创造力，并提供某种刺激使其能够继续保持生存和发展必需的活力。关于第二个方面，亦即译本对于特定文化翻译标准的影响方式这个问题，佐哈的观点是当翻译或译本占据民族文化中心位置的时候，译本与源文本之间的界限即会“模糊”放大，相应的，翻译的界定亦会随之更加随意，甚至会发展到连译作、仿作和编著也一并包括在内的地步。由于译本会受制于某种语境，而这种语境又要求译本发挥自己的功能，为宿语文化引进新作品，同时改变现存的各种关系，因此译本就会倾向于更细密地再现原文形式以及相应的语篇关系。译本能否与宿语文化融合，关键在源语文本其形式是否过分乖张而与宿语文化格格不入。假如经过翻译的再创造，新的文本比较成功，那么它就会倾向于发挥主流文学的功能，从而使双方受益。假如翻译活动在某一个特定的分层系统中只能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则译者为译本寻找生成模式所作出的各种努力便会化为另外一种结果，即所生成的译本只会与宿语文化中现成的审美标准耦合，而付出的代价却是会牺牲掉文本“本真的”形式。比如，根据“分层系统理论”，19世纪英美各国基于阿诺德（Matthew Arnold）模式所进行的翻译（比如Rossetti、Longfellow和Fitzgerald等人的翻译）特别强调“忠实于”原文及其相应的语篇关系，其功能应与宿语文化中的主流文学相差无几，而一些现代翻译（比如《圣经》翻译和剧作调适）却偏爱巴斯涅和奈达所提倡的模式，喜欢找出现存的各种形式，使其在宿语文化中以等值元素的形式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可是这种类型的翻译只属于次系统，可以强化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审美观（如现代派），却不会引进任何新的观念或手法。

“分层系统理论”的长处在于它能博采众长，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的历史流变及社会经济力量的影响结合起来。佐哈使用“分层”这个术语其目的只在于延伸自己的研究视野、丰富现有的研究内容，并没有限制各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他用以描写文学系统内部关系的原则也适用于文学外部关系的描写。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对于译学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对翻译在文学系统内部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而这种作用向来又被文学理论家们所忽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分层系统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因之诸如商业赞助、社会条件、经济基础以及体制化的调节等外部因素也被纳入研究领域，使之与译本的拟定方式及其文学系统功能切切相关，从而将译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就研究范式来讲，佐哈所采用的“分层系统理论”坚持认为“层次”（stratification）无处不在，文学功能也从不以紊乱无序的整体形式体现。他将文化史的“普遍法则”引入译学研究，开始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观照实际译本，并着力强调翻译或译本在文学研究和文化进化的大语境之下所具有的重要性，其目的在归纳并建立一些新的“普遍法则”，在继承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借鉴结构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也有所创新，争取对翻译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化史的相应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与结构主义理论不同的是，佐哈的研究范式更加注重系统分层的异质和差异性，但由于其理论预设在某些方面与结构主义差可近似（比如双方都寻求规则与法则的建立并以此统辖任何既定的系统、都试图尽力去发现研究文本其表层形式的“深层结构”），因此也相当重视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假说。佐哈遍阅那些具有文化肌质特点的文本，试图从中发现一些可以整饬文化异质系统（亦即所谓“分层系统”）的规则体系，这样，他便将形式主义理论模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他自己的理论也随之演为“形式的形式主义”（formalism of forms），被赋予了新的理论品质，为译学新型研究范式的形成提供了相应的学理基础。佐哈认定各文学体系由不同的分层系统所构成，它们“周流六虚，变动不居”，但同时也是一个密契无间、意义极为丰富的“整体”。他从不分析任何层面单一的文本，也不就其分类，相反却热衷于对层面丰富的文本进行解剖和研究，当然，研究的重点还是这些文本相互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内在联系，而这些又都是层次井然、高度统一的整体在其形成过程之中所建立起来的。其实，准确地讲，对佐哈而言，文化本身就是人类一种高度发达的系统分层结构。当然，佐哈的研究范式也有一些不足。比如言之有理却持之无故，论据与论点偶尔相左，也会发生冲突。其次即不加批判地采用形式主义理论框架，过分强调“文学性”，使之与佐哈本人奠基于文化系统的分层模式格格不入，也与他所宣称的“文学文本具有文化依赖性”这个观点相矛盾。另外就是在为所指定位这个问题上，佐哈的“分层系统理论”与形式主义无出左右，都为其所困。例如佐哈本人就很少将文本与文本生产时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研究，只不过提出了一些虚拟的结构模式和抽象的通则，文学外部的一些重要因素仍然远离他的研究与分析，因而显得差强人意。再就是其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也限制了他的研究领域。比如就其话语体系而言，佐哈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摒弃一切偏见、“理性地”描写并整饬文学现象，主张要采用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解除各种各样的偏见”⁽⁵⁾。但是他却将自己的理论置于所有的译学理论之上，同时采取一种独立的眼光来看待翻译现象。显然，想这样达到完全的“客观”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尤其是考虑到将翻译作为研究对象时其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就更是如此。因此，像“客观”、“理性”、“非精英”或“不带任何价值标准”这一类话语无疑是阻碍佐哈的译学研究得以持续推进的原因之一。另外，佐哈的方法论体系也有画地为牢之嫌。他热衷于建立规则、推出理论假说、进行实际验证，然后再试图在学术界求得共识，可是这种研究方法及其范式品格却只在佐哈本人所划定的范围以内才能生效，因此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不管怎么说，佐哈的“分层系统理论”在译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种进步。与早期的模式不同，佐哈的体系并不局限于文本，也从不对独立于文化语境的个别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在他看来，文本固有的美或某种永恒的真理并不会使文本在某一特定的宿语文化中达至最高的“层次和层面”，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宿语文化分层系统的性质及其社会/文学历史条件、文本某些元素与文化规范之间所存在的区别等等。虽说从其理论假设而言，整个文学系统应该是完全“自治自足的”（autonomous），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某种文化整体的中心或边沿这两个极端中，文本实际上总是与其他系统的其他元素产生复杂而多元的联系。据此，则“分层系统理论”之于译学研究其理论上的进步便昭然若揭了。首先，佐哈并没有“译本应为何物”这样一种静态的概念，相反，他却根据历史语境对“等值”、“恰到好处”（adequacy）等概念进行了适时的调整，从而将译学研究解放出来，摆脱了这门学科早先传统的理论桎梏；其次，传统的翻译研究过分借重于语言学模式和某些“半生不熟”的文学理论，而现在佐哈却将传统翻译研究的理论边界予以扩展，使其嵌入某个更大的文化语境，这样便为译学研究最终超越描写美学的理论藩篱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条道路由佐哈筚路蓝缕，而后由图瑞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开始了西方译学研究更新的理论探索。

佐哈的译学研究特点是着力探索系统间的文学关系，因而还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描写美学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研究范式以语言学为基础、以文论为经纬，虽说也在研究中引进了历史大视野和文化大语境，但毕竟仍以文学系统为指归，故此就现代译学研究而言，无论是学术品格、学术境界还是研究范式都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对此进行新的开拓并有所作为的是佐哈年轻的同事——图瑞。对此，作者将另文讨论，此不赘述。

（原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111- 114页）

参考文献

[1] Even-Zohar，ltamar.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A].In Benjiamin Hrushovski& Itamar Even-Zohar（eds.）.Paperson Poetics and Semiotics[C].Tel Aviv：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1978.

[2] Toury，Gideon.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M].Tel Aviv：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Semiotics，1980.

[3] 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Routledge，1993.107.

[4] Even-Zohar，ltamar& Gideon Toury.Translation theor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J].Poetics Today，1981.

【注释】

(1)Even-Zohar，Itamar.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in Benjiamin Hrushovski& Itamar Even-Zohar（eds）Papers on Poetics and Semiotics 8.Tel Aviv：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1978.

(2)Toury，Gideon.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Tel Aviv：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Semiotics.1980.

(3)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07.

(4)Even-Zohar，Itamar& Gideon Toury.Translation theor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in Poetics Today 2（Summer- Autumn）.1981：4.

(5)Even-Zohar，Itamar.Papersin historical poetics，in Benjiamin Hrushovski& Itamar Even-Zohar（eds）Papers on Poetics and Semiotics 8.Tel Aviv：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197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