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

凡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大概都曾受到过中华书局在学术上的厚惠。“环堵半是中华书”，对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中华书局与他们的知识积累、学术成果与精神塑造是密不可分的。

中华书局自创立之初，就致力于组建庞大的超一流的学人团队，这种顶尖人才扎堆的文化现象在近代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荦荦大者就有梁启超、于右任、范源廉、沈雁冰、马君武、李劼人、刘大杰、李达、张闻天、潘汉年、叶圣陶、朱自清、田汉、金兆梓、钱歌川、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巴金、徐悲鸿、刘海粟、陈伯吹等。这些文化界“大腕”或受聘来局，或特约著述，把自己的学术成就与精神信仰融入出版物中。那些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都曾吮吸过中华书局的“乳汁”，中华书局是他们的文化“乳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华书局成为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出版的重镇，齐燕铭、吴晗、顾颉刚、陈寅恪、陈垣、唐长孺、王仲荦、白寿彝、启功、钱锺书、张岱年、王力、唐圭璋、季羡林、任继愈等著名学者，成为中华书局的重要作者和知心好友。可以说，学界精英的支持，成就了中华书局的核心品牌和优势产品。

“中华的书买多了，便会发现，无论我想做什么题目，手边都有论题所需要的以中华的书为骨干的一个基本书目。中华的书，以体贴人心的选题为我铺就了一条读书问学的路，作为‘实体’，它成为了我家的一部分，作为精神，它自然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著名学者扬之水说。

除了以优良的图书为知识分子铺就读书学问、精神成长的道路外，中华书局还通过对作者人才的有意培养、奖掖及聚拢，而承担着更为重要的学术引导与学术评价的作用。从两个事例便可见一斑。

一是在中华书局早期，马君武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通缉，决定去德国攻读博士。由于他手头拮据，陆费逵就主动每月为马君武的译稿提供高额稿酬，承担了他的所有留学费用及其眷属在国内的生活开支。三年后，马君武译出卢梭《民约论》和达尔文《物种原始》，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先进的新式思想武器。

二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灿然以过人的胆识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用人方针，陆续调进了错划为“右派”的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杨伯峻、李赓序、傅璇、沈玉成、褚斌杰等著名学者近20人。能够“网罗”这样顶尖的队伍，在当时确实是令人吃惊的。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阚宁辉说：中华书局的历史，也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中华书局今天赢得的口碑和荣誉，雄辩地证明，就我们所从事的文化而言，分量比数量更可贵，产品比产业更重要，价值比产值更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