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登所提出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将公共政策阶段分析的触角向前延伸了一步，扩展了政策阶段分析的研究空间。多源流分析打开了政治系统的“黑箱”，提供了政策过程参与者的全景分析图。它已经能够将原先的垃圾箱模型应用到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多源流分析修正了“垃圾桶模型”，提升了其价值。但是金登的观点涉及的只是美国决策前的过程：议程确定和备选方案的细化。对多源流分析框架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该理论的几个缺点。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问题：①三个溪流之间是否真正独立？②政策之窗在耦合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③活动家的战略是如何影响耦合的？④政策源流中的解决办法是否是渐进式发展的？⑤这种方法是否仅仅是一种启发式的手段？
扎哈里尔迪斯对金登的理论做出三个方面的扩展和一个方面的修正。
首先，扎哈里尔迪斯运用多源流框架，解释了整个政策形成的过程（议程确定和决策）。在这一点上，他与金登最初对决策前的过程的解释有所不同。金登把有限的备选方案的细化与某一方案的确定以及实际的政策选项本身区分开来。扎哈里尔迪斯却认为两者是同一过程（决策）的两个部分。其次，扎哈里尔迪斯利用多源流分析框架进行了政策比较研究，他运用这一框架对英国、法国进行了分析，提升了这一分析框架的普适性。金登对美国联邦层级的强调似乎与强烈模糊性的条件很接近。但是，英国与美国有很大不同，英国社会中的模糊性相对较低，斗争较少，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正规，较少有人会在政策选择中有所投入。基于上述原因，金登认为这种多源流方法对于英国不是很适用，但是扎哈里尔迪斯则认为是适用的。第三种扩展主要是分析单元的变化。金登对于多源流分析的讨论主要是指整个国家的政府和多样性的问题。扎哈里尔迪斯则试图将单一问题模型化：私有化问题。然而金登将整个系统看作是一个包含着问题、解决办法和与所有问题都相关的政治因素的巨大容器。扎哈里尔迪斯分析了在不论其他问题如何被阐述的情况下，一个问题成为一个暂时“容器”的趋势。[7]
除了这三个方面的扩展之外，扎哈里尔迪斯还对金登的框架进行了修正，将政治溪流中国民情绪、利益集团、换届整合为一个变量概念——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变化并未削弱该理论的分析能力。这一修正使得从美国这样分权的国家提升出来的分析框架同样能够适用于具有集权特性的政治系统和有强有力政党的国家。这些扩展和修正，拓展了多源流分析框架的应用范围，提高了应用的普遍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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