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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流理论概述

时间:2022-03-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金登认为,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中存在着三种过程“溪流”和一个“政策之窗”。在政治源流的三重因素中,国民情绪和政府的换届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会对议程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金登多源流理论最大的特点在于“结合”。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当上述三大源流“融合”到一起时,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金登将这样的时间点称为“政策之窗”。相反,有时候,“政策之窗”因不可预测的政治和社会事件而打开。
多源流理论概述_公共政策

金登认为,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中存在着三种过程“溪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和一个“政策之窗”。问题、政策和政治这三条过程溪流主要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发展的。这些分离的溪流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汇聚在一起。解决办法与问题连接起来,而且它们二者都与一些有利的政治势力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只有当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s)竭力提出最得意的政策建议或关于问题的想法的机会打开时最有可能出现,或者是它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在需要决策的关键时刻,政策问题的提出者就将三者结合起来。三者的结合使一个问题获得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可能性大大地提高了。[2](见图14.3)

图14.3 多源流分析框架

首先是问题源流。问题源流是由社会环境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形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四处漂浮,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可能被提上政策议程,如何引起决策者的关注主要取决于某个问题本身的特点。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对一些问题给予关注,却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这主要取决于官员了解实际情况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实际情况是怎样被定义为问题的;金登直接指出,问题中必须包含明确的可感知的因素。[3]一些实际情况逐渐被界定为问题,因此比其他情况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是如何进行的呢?由于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都可以对各种活动和事件进行常规性的监控,所以实际上在政治领域有很多这样的指标。二是一些重大事件或危机事件将导致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因为政策问题通常不会因为一些指标而自动出现,它还需要一些推动力量来引起政府内部及其周围人们的关注。三是关于现行项目运作情况的反馈信息常常使一些问题受到决策者的重视。官员们有时是以很系统的监控和评估研究报告得到这种反馈信息的,但通常也会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来获得反馈信息。[4]

其次是政策源流。政策源流是政策建议产生、讨论、重新设计以及受到重视的过程,该过程通常是在一个由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政策共同体中产生的。在“原始的政策鲜汤”周围“漂浮”着由官僚、学者和研究人员等组成的政策支持者,针对共同关注某一政策领域中问题解决方案形成的各种意见主张。意见主张由政策共同体中的专家们提出,政策共同体是一个包含着官僚、国会委员会成员、学者和思想库中的研究人员的网络,网络成员共同关注某一政策领域中的问题,如环境政策,卫生政策等。这些意见主张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的试验和检验,其中包括听证会、会谈和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经过检验,一些主张保持原封不动,一些被合并为新的提案,一些则被取消。尽管主张很多,但仅有少数能引起高度重视。[5]

最后是政治源流。政治源流有其自身的特性,其流动规则是独特的,是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不同的。其中包含三个因素:国民情绪、压力集团的争夺行动、行政或立法上的换届。国民情绪是指在某一既定国家中的相当数目的个体都倾向于沿着共同的方向思考,并且这种情绪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国民情绪可以很容易促使一项建议进入政策议程,决策者对国民情绪的认知既可以成为政策议程设立的有利推动力,也可以成为政策议程设立的阻碍因素。意识到国民情绪变化(可以通过民意调查方式获得)的政府官员们,通常会在议程上增加某些事项或淡化其他人的希望。压力集团具有普遍的组织性,因共同的利益而集合在一起,它会为争取本集团成员的利益而活动,可以对政策制定者造成很大压力,甚至影响政府的决策。而且,政治家们经常将压力集团的支持或反对态度作为更广阔的政治领域内的一致或分歧的衡量标准。政府变更、议席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政策风向标的变化。首先是关键人事的调整。其次是管理权限的问题。在政治源流的三重因素中,国民情绪和政府的换届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会对议程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金登多源流理论最大的特点在于“结合”。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当上述三大源流“融合”到一起时,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金登将这样的时间点称为“政策之窗”。所谓“政策之窗”,是政策倡导者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政策问题并为实现他们所喜欢的方案而开着的机会。政策倡导者们准备自己所喜欢的政策方案,并等待他们所关心的政策问题表面化,或能够形成有利于他们的政策环境。有时候,“政策之窗”按可预测的日程打开。如预算审议和国政监督。相反,有时候,“政策之窗”因不可预测的政治和社会事件而打开。这样,政策倡导者们只能准备好政策问题的定义和政策方案内容而等待“政策之窗”的打开。如果政策倡导者们没有充分地利用已经打开的“政策之窗”,就必须等待“政策之窗”的再次打开。“政策之窗”开着,就意味着为设定政策议题到最高决策为止的过程所必需的诸多条件已经成熟。如果从狭义的角度看“政策之窗”是开着的,那么它就意味着一种议题已经从广泛的政府议题变为政策议题了。所谓政策议题是包含已成为立法议题或正等待最终决策的那些议题。虽然已成为决策议题并不是说只有好的结果,但确实比政府议题处在更积极而有利的地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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