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场与集镇

传统社会中国农民的活动半径有多大？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是由村庄还是市场区域决定的？这是施坚雅研究基层市场区域时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不同环境、不同气候、不同居住模式的区域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四川的农家民居都分散在田中，就是有聚集一起的也仅三五家而已，称为“院子”。耕种者的田地即围绕在住处周围。这种院落式的居住模式与华北平原乡村的集中居住不同，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需要一定的空间和媒介。而“赶场”就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时机，“集镇”则为人们的各种活动提供了空间。

“赶场”在成都平原农民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十分热闹的一天。每个月的一、四、七，三、六、九或二、五、八这些日子，是不同的集镇赶场的日子。关于川西坝子赶场的热闹场面，很多文学作品都有非常详尽而生动的描述：“赶场是货物的流动，钱的流动，同时也是声音的流动。”^[9]赶场天的集镇，不仅是商品流通的场所，更是乡村人口汇集的空间，人流、物流、财流的聚集与发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关于“赶场”和“集镇”，这些学者有具体的描述和独到的见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杨树因认为“赶场”是农村社区经济自给自足的体现。“赶场是人类经济生活——原始交易中为市的遗留。在农业社会中，地域的分工是不存在的，同时商业也不发达，于是造成小社区经济自足的现象。社区中的人民有着简陋的分工，他们之间没有商人做交易的媒介，而自己不能随时随地的做买卖。于是便有了定期与定地的交易机构，那就是赶场制度。在这里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地从事交易的活动，场的势力范围是在以12里为半径的社区范围以内，因为12里的往返正相当于一日内的行程。”^[11]

场设在街上，那里平时开着商店，工商业的影响正在伸入这些小小的农业社区。但是社区经济的自足依然没被破坏，每逢场期，社区的人口便向场上集中。街上的铺户清早就在门前陈设起货摊，接着年轻的汉子，龙钟的老太婆，村俗的大姑娘，拖着鼻涕的孩子，陆陆续续地来到。他们有的挑着筐子，有的背着竹篮，里面藏着自己的产品，带来出售，得到钱买些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回家去。少数的贩子和流动的商人同时参加着活动。

十点到下午两点是齐场的时间，短短的街上霎时成了一条人流，货品有些是按着类别固定在一个地点出售，像米市菜市杂粮市等，其他货摊成为三列摆在街两旁人家的阶前与街的中央，这里有熟食、有肉类、有柴米油盐有布有文具有工艺品有烟有酒，有烧水化蛋的巫婆，有游走江湖卖药的郎中，大家或是用钱换货，或是用货调钱，更有人用交易的手段不要本钱的从中取利。^[12]

白锦娟通过对洞子口场镇的调查，认为“场是一切活动及交易的中心”，逢场的日子，四面八方的人来此交易。

逢场即开市之日，与商店是不同的，商店地点固定须纳营业税及所得税，是每天开门营业，市的售卖者虽依习惯将货品放在一个固定地点，但实际上可任意摊摆，市中只纳佣金，无以上所取之税，市是规定的逢场日才交易的。

市已经传统下来成最普遍的市场制度，在中国各乡村莫不如此，洞子口之市分两种，即大市及小市。大市是大量的米麦菜油等的交易，进行交易时不用将货陈列出来，买卖双方商讨价格时，有时有经纪人从中拉拢，出价还价多用摸手指表示；小市转为本地的消费者及小本贩卖者之交易，货品多为日常泛用的分类货物，交易皆现钱现货，商讨价格时，双方直接用语言磋商。^[13]

洞子口位于当时成都的西北郊，这里商业繁茂，除了具有传统的农副产品交易以外，还从事大宗粮食产品的收集和批发，兼具施坚雅所定义的“基层市场”和“中间市场”的二元特色。

脱鲁岱则对中和场的集市做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了集期（四川称“场制”），统计了赶集（四川称“赶场”）的人数以及交易品种。根据脱鲁岱的调查，中和场每个月有九个赶场天，赶一、四、七，一、十一和二十一是大场天，其余三个“四”和三个“七”是小场天。赶场天乡下的农民天不亮就起床了，沿着乡村通向集镇的小路，带上自己要出售的农产品来到集市上，大约上午9点左右开市，下午4点左右结束。但中和场很少有人有时钟，所以经常早半个小时或晚一两个小时。赶场天人很多，有的挑着竹筐，有的背着背篼，还有的妇女背上背着孩子。脱鲁岱考察了一个大场天和一个小场天赶集的人数。大场天是1944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小场天是三天以后的九月二十四。大场天来赶场的人大约12026人，其中男人约9116人，女人2999人，看上去12岁以下的小孩913人^[14]；小场天来赶场的人约有10677人，男人6822人，女人3143人，小孩712人。作者认为如果这两个调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那么可以分析出赶场人口的结构，来赶场的2／3是男人，1／4是女人，而且是成年妇女，12岁以下的孩子比较少。交易的品种有粮食、蔬菜、水果、禽蛋、鸡鸭猪崽、木柴等。他们购买食盐、灯油及其他日用品。场上也有中间人促成更大宗的交易，也促成各种服务和契约的形成。脱鲁岱还分析了集镇赶场的季节性特征，收获季节赶场比较早，主要交易的是稻米和米糠，以及各种杂粮、棉花、红薯、蔬菜、水果等。而三四月农忙季节，赶集的人少一些，粮食交易量少一些。^[15]

脱鲁岱对中和场的分析与施坚雅对高店子的调查有很多相同之处，都非常关注集镇的经济活动与农民生产活动的关系。只是施坚雅的集期分析和基层市场社区理论更为概括更具理论性，而脱鲁岱则更注重考察市场中的“人”，以及市场对他们的改变。二者侧重点不同，但同样强调了集市在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关系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