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镇居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是城市文明传递到乡村的中间站，集镇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乡村生活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而近代成都平原的乡村集镇往往具有较强的传统文化的外壳，人们安于现状，满足于既有的生活，对新的事务缺乏安全感，有一些排斥心理。脱鲁岱在《四川中和场调查》一书中有一章“文化与社会变迁”，作了这样的描述：
生活在中和场的农民和商人喜欢他们生活的这个集镇，他们不愿意离开这里，或者说是不愿意看到这里有太大的变化。当然，他们希望日子越来越好，希望庄稼长势好，这样，农民就有钱来买菜油和香烛，并且在回家前在镇上喝点小酒。但是他们不希望那些稀奇古怪的新世界去威胁他们，不少人感到躺在印着自己的脚印、有着深刻年轮的千年古树下非常安全。农民从收割中得到满足，那收割的镰刀，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两千多年了，其形状都没改变。这种长久使用的方法一定能成功，爸爸知道怎么做好，爷爷知道怎样做更好，时间越长久，这种种植庄稼的知识和技能就越丰富，信心也就更强。
乡村集镇不喜欢陌生人，高墙背后的人家都养着狗，对不认识的、人们认为会存在威胁的陌生人，它们会狂吠不止。人们之间的情谊像房屋和财产一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个人和家庭的关系受到许多年前无数不知名的男男女女行为的约束。四川人觉得两个人在街上有说有笑议论别人的家长里短很不好。乡下的女人从小就在妈妈的膝盖上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如果要她们使用一些新名词和新概念，她们会很不好意思。经过长时间的淬炼，适合各种语调的古老语言已经足够满足她们社会交往的需要。
生活在集镇上的人们随时可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他们明确知道需要做些什么，因为他们父母的父母告诉了他们的父母。任何疑虑在跟算命师和巫医聊过之后都可以散去。道士处理那些标志人们生死以及连接生死两端或长或短的各种途径的大事。[37]
脱鲁岱描绘了中和场顽固的传统之后，也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以来这个农村基层集镇发生的变化，以及对该区域内农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她称之为“时尚的效仿”。
中和场正在慢慢地改变。在赶场的日子里，时尚悄悄地出现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祖父辈的人还清楚地记得20世纪初走在街上的男人们头上长长的辫子。过去中国男人像奴隶一样被束缚着而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意愿，他们努力维持着象征他们被奴役的发型。而当下，有钱的人在成都剪掉他们的头发，同时，在街上从事理发工作的人员，可以从赶集的人群中看到更远的城市甚至海外的理发同行的精湛手艺。“理发”，这个20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并非原来认为的那样不好，不被接受。过去，中国女人的头发，以直顺、油黑、滑亮为美，但是现在，女人的头发变得卷曲了，像“鸡毛”一样，对将要结婚的新娘而言，她们认为在结婚前，这样的发型更耐久一些。
思想观念上也同卷发一样存在着新的风尚。城市里闲聊的话题也传到了中和场。木匠们慢慢走到城里去买工具，这些工具在乡场上买不到，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用方言谈论着中午在茶馆吃饭时听到的话题，问题是张木匠嘴里讲的那些词语，他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些为福先生带路的人抽着香烟，意味着什么？甚至在农民的家里，也有人给玉智递烟。他们喜欢抽烟，因为烟能让他们享受片刻的宁静。工业品带给穷人和富人的享受都是一样的。他们向天上吐出一缕一缕的白色烟圈，可以向老天询问这样的问题，诸如目前粮食分配的不公平的问题，那些粮食从富饶的土地中收获，却有人在背后损害和操纵等等。[38]
卷发和吸香烟，是当时城市里女人和男人的新时尚，通过中和场这样的小镇中转之后，生活在乡下的农民也跟上了时尚的潮流。其实，在民国时期的其他社会调查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记载：“每年清明节前后，叶家最热闹，城中的人带着香烛供品祭物来上坟，傅家的孩子们整日在叶家，看烫弯了头发的女人及穿着洋服的男子。”[39]城里人的穿着打扮，使乡下的孩子感到稀奇，同时也对他们的审美情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一件影响是疏散到九里桥的城中人，动摇了保守而固定的乡村风俗，使整个社会失去平衡而求适应，最显著的一件事就是妇女烫发的普遍。傅家的四姐就烫了发，再有就是官学的迁来与入官学的本地人加多，打破了不知多少不肯上官学的农家心理。”[40]
场镇也是农民了解外部世界的消息来源之一，这里每天都有来自成都这个“大都会”的各种消息。
商人们一个月中有二十天忙着在成都和中和场来来回回。回来的路上，如果有人同行就更兴奋，他们可以聊聊这几天在城里的所见所闻。对外国人而言，成都并不比中和场或其他乡镇大多少，但对山里人或成都平原的农民或小贩来说，成都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大都会了。因为害羞，他们很少在那些不正眼瞧他的城里人面前说话，他们悄悄学一些新东西，以便在家里喝茶逗嘴逗输了，或者在酒馆里输掉扳手劲或掷硬币比赛之后，能通过讲这些新的见闻，扳回面子。
李大哥知道一些湖南、广西前线艰苦战事的消息。从一排排曾经在缅甸丛林战斗过的中国士兵那里知道盟军在战斗，飞机正飞过四川灰蒙蒙的天空。他不能阅读，但能听懂读过报纸的人们谈论的话题。也就是从这里，他获得了作为国家的中国的爱，并热切地关心着国家的命运。玉智不知道，她只知道他带着问题向她走来，这些问题显示出他对这场战争相当清楚，也知道如何去捕捉那些暗示他自己和他祖国命运的东西。
中和场至少有一辆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是一个送报纸的男孩。他每天早上从成都来的邮车上取报纸，然后沿街叫卖，高声喊着报纸上那些人们不认识也不理解但应该是很吸引人的标题，每天有五十个家庭收到这些报纸。镇上这五十个家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通过集镇网络传递知识和信息，就像一个小孩子往池塘里扔石头激起的涟漪一样在乡村蔓延开去。[41]
关于中和场，作者最后这样说：“这个场镇正在经历着变化，但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变化显得十分缓慢。”“中国将要经历剧烈的变动，土地正等着农民耕种。”希望和平来临，人们免去恐惧和惊慌；希望镇上的商户不再闲散，有大量的商品和购买商品的人听着他们快乐的方言[42]。作为国际友人，脱鲁岱对中和场的调查研究以及对这里的人们生活的希望和态度，对我们现在的研究也很有价值。过去学术界关于抗战对四川农村生活的影响，从多个层面有所展示，但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日常生活做详细描述的则不多见。
通过上述社会学和人类学工作者的田野报告和著作，我们可以体会到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正在逐渐有所改变，这样的改变来源于城市的影响，而城市则是通过集镇来影响乡村的。抗战时期，人员流动加剧，城市对集镇和乡村的影响也更为突出，乡村民众对城市生活及生活方式的效仿，逐渐蚕食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为什么用“蚕食”一词而不用“改变”，是因为这样的改变尚不剧烈，并不构成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完全颠覆，传统生活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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