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仓经首，作为社仓的管理者，最初通过社仓的运营，与其他乡村基层组织与势力，诸如地方政府、团保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且有效地加强了他们在基层的权利。但是，随着清末社仓经营的困难，以及各方势力对社仓经营的干预，社仓的官方性质愈发浓厚，使得愿意担任社仓经首这一职位的人大大减少，“老成之首士，不愿承办”[43]。由此各个基层势力之间的矛盾加深，并在社仓经首们交接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案例一 社仓经首与殷实粮户之间的矛盾
根据之前对社仓经首选任标准与更换过程的描述，至清末时期，社仓经首的重要选拔对象是殷实粮户，由前任经首推荐，经过公举同意，报予知县批准后，进行交接与任职。但是由于社仓经首这一职务对于殷实粮户来说，已缺乏吸引力，从而殷实粮户都“不愿承办”。因此，在社仓经首的更替中，殷实粮户便纷纷推诿，继而使得殷实粮户与社仓经首之间的矛盾加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新津县三乡社济仓经首陈南山、蒋发金、李国友任期已满，投明总保后，向县知事禀举三乡殷实粮户杨一清、古芝顺、杨映宽接充，并且经过县知事的批准，要求“该粮户杨一清、古芝顺、杨映宽即便遵照接充长乐、太平、兴义乡社济仓首，札到速即来案，会同具认，务将各仓谷石还，风盘接管，妥为经理”[44]。但是，这三位被推荐的殷实粮户却不愿意接手这“烫手山芋”，纷纷向县知事言明不能担任该职务并说明原因，从而引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接充过程。
当知县的札到令之后，粮户杨映宽立即作出了回应。他的儿子杨江替父亲向知县说明，“生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年三月赶集张家场，路经西河板桥，哭遭贼匪拉搕，将生父推入水中，左膝被石摧伤，右脚筋亦被折损，垂年届七旬，行动需人扶腋，以衰老残废之人”，所以不能充担社仓经首一职。并且，家中没有成年男子，自己本人“又现当先主寺蒙养学堂教员，每逢星期，始得归家省视一次。虽子弟有服劳之文，而学务、仓储均是重要，顾于此终必失于彼，只得禀恳恩廉俯念生父不能从公于迈，生亦力难兼顾，仍饬前经首李国友等另举殷富妥人承充，以专责成，而重公款。伏乞”[45]。从而希望知县令前经首另举殷实粮户担任。当知县了解此事之后，则令前经首李国友查明，若杨映宽老病属实，则令其另举殷实粮户接充；否之，则令杨映宽接充。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十九日，兴义乡李国友又回禀知县，强调“伊等均是殷实大粮，堪充此任，杨映宽下有二子，力能充当”[46]。知县随即令差役前去，“即饬杨一清、杨映宽迅即遵答赴案具来以览，交权而重报”[47]。由此，殷实粮户杨映宽一家与社仓经首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初三，杨江禀明知县，直指经首李国友违抗知县命令与报换不公。杨江指出，在上一次已经禀明知县，“生因父老迈残废不便当公。生现充蒙养学堂教员，力难兼顾”这一情况，知县已经令李国友查明“该生之父是否年迈残废不能从公，如果属实，刻即另举殷实粮民接管”。但是，李国友并没有“遵批另举”，反而“以违札抗缴具禀”。杨江强调自己所言属实，可传人证证明，即“复传询保甲，生果否家无成丁，虚实不难立辨”。同时，他指责前经首李国友既执着于社仓经首报一不报二之说，且于报换时，“毫不慎选，并不问其人之堪当与否，是率天下之人皆可从公也”。遂要求知县令李国友复充，以儆效尤。[48]
接到此呈文后，知县令该管支团保进行查明。“如果杨映宽实是年老残废，家言次子仅小，该生一人先充教，负不能经管社仓属实，即是李国友原举不慎，应即责令复充以儆充报，如杨映宽并无老疾，家有次子可以代劳公事，即札原举不慎，何饬杨映宽？札充当以符原举，该生不得一再亲渎此请。”[49]
最后，该支保陈文典、团保刘长坤查明禀覆：“查得杨映宽原有二子，除次子杨鸿藻前往湖南湘潭县右堂何桂芬厅署探亲未家，其长子杨江西安充先主祠初等小学堂教员，映宽年届七旬，两足残废属实。”[50]本来此事应当就此结束。但是，此时正当新津县县衙换人之际，因此，知县则将此事又交予新任知县核夺。在新任知县上任之后，李国友与杨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交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国友指责“杨映宽违签不遵，私窃支团保陈文典等名朦禀，实有抗公地步，况杨映宽下有二子，虽一师范外有一子，力能经理”[51]。而杨江则反驳李国友“捏情续禀”，表明杨映宽实是年老残废，家中并无次子，仅有该生一人，且现充教员。并向新知县讲明，自己现在担任师范教员，难以兼顾社仓，要求县知事饬李国友复充。[52]
最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四日，知县裁决，“社仓经首杨映宽，查验实有腿疾，候饬另即报换”，经首李国友又复充了一年[53]。至此，长达三个月的社仓经首报换事件才得以解决。
此案透露出以下信息：其一，在这场社仓经首报换的纠纷当中，殷实粮民杨江与经首李国友各执一词，相互指责推诿，双方矛盾激烈。其二，地方团保对社仓经首有着查明监督的作用。当经首与殷实粮民产生矛盾时，地方团保可查明情况，且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其三，社济仓经首职务确实是一拖累，以至于当粮民与经首矛盾加剧，杨江指责李国友违抗札令与报换不公时，提出的惩罚竟是让李国友复充一年，以儆效尤。由此可见，在当地粮户杨江心中，担任社仓经首已是一种惩罚。其四，知县虽然对社仓经首的任用人员没有决定的权利，但是，对社仓经首的任用与任期等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社仓经首报换过程中，起到了裁决的作用。
案例二 新旧经首之间的矛盾
社仓经首报换时所产生的矛盾，并不仅限于经首与殷实粮户之间，在新任经首接任之后，与前任经首仍然会产生诸多纠葛。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长二支监生王子才呈请知县，前任经首陈子冰推迟报换时间，“迟至去腊始行报生，致使各佃租谷均悬未收”。指责其“任意玩公”，并“祈恩廉或饬子冰复充，或饬伊将去岁租谷收好归仓”。[54]但知县并没有批准，令王子才自己查明确数，认真接管，不要借故推卸。
之后，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十四日，三乡社仓经首杨惠廷、王子才、姜绍明向知县言明接任与盘交谷石的情况。“前经首陈子冰等去岁秋前不报换，秋后收新谷三十余石”，而后又于腊月自行报换，今年开市后，首等催促前任经首交仓盘，又屡遭推延，至五月十三日，现任经首杨惠廷等人和仓夫才开始盘查，且结果不符。二十二日封仓，实收义斗谷1013石，且包括了新谷30余石在内。但是据仓夫禀上宪案，“除支给外，应实存仓义斗谷1500余石”，要求前任经首应该将去岁租谷收清。[55]同年七月，现任经首又呈请，指出前任经首更换时，未将佃户租簿转交，使得收租困难，要求知县饬令前任经首陈子冰等人收清去岁租谷，且转交租簿。
随后，前任经首陈子冰、余心田、萧瑞生禀明知县，言王子才等人说述之事是纯属诬告，并逐一进行反驳。首先，在经首移交之时，陈子冰等人已经将收支盘清，与新经首交接清楚，有案存查。声称：“首等充当光绪三十四年分社济仓经首，接得前经首移交谷789石5斗4升，连收是年额租327石8斗，共成谷1147石3斗4升，除变卖照章支应暨填给前首事移交银两外，实存谷1029石3斗8升8角。今5月内首等协同旧新两届经首仓房吏书仓夫等在场，任凭新经首等乘得炎天，将谷翻晒风盘，首等实交得仓谷1029石3斗8升8角，与新经首王子才等收楚，内有尾数不敷，系折银补足所有。首等本届实收实支实存移交各情理合分别另缮简明清单粘鉴，以清界限，为此粘禀报销备案存查。”其次，否认新任经首指责其越收宣统元年租谷30余石之说，且认为是王子才等人将收租挪用，捏词塞责。最后，针对租簿的问题作出回应。强调“社济仓务，历来无簿移交。原新津仓务在昔滥至极点，光绪初年蒙孙主整顿，通详各宪，遂将田亩丈清，并坐落与各佃姓名租数，一一勒石竖碑四通照办。以后佃有更换第书约具，禀发存仓房。由是有仓夫以守谷催租，有佃户以运谷上仓，有仓房以管案存约计数，每届经首无甚繁难，法良意美”。并且指责新任经首王子才等人“今伊等欲朦索簿实图创簿，非欲揽权踞蚀，究欲何为”。[56]
两方争执不下，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经县城总保张光沛、何德懋、杨朝梁、尹谧、高寿元以仓厂收租为重，从中说合，消嫌释怨。最后知县令后届王子才等经首于十冬两月内，迅速催旧租缴仓。
此案例比较复杂，涉及诸多问题。首先，是经首报换的时间问题。根据此案例中的说法，社仓经首应该是五六月报换，七八两月盘交。同时，由于报换与盘交时间的推延，加之佃户乘机逃租，加深了新任经首工作的困难，新任经首同前任经首的矛盾也愈发激烈。其次，前任经首在盘查清楚，交接完成之后，并不能完全抛开社仓经首的责任。如有问题，仍然有可能进行追究。
以上这两个案例，只是四川新津县社仓经首报换纠纷中的一小部分。它们分别反映出社仓经首报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其一，社仓经首这一职务在殷实粮户心中的地位下降。殷实粮户已经不再心甘情愿地担任此职务，纷纷进行推诿。由此，殷实富户之间，或是乡绅之间为了逃避担任此职务，从而矛盾加剧。其二，对于社仓经首报换事宜，团保虽然只有“公议之责”，但是在实际处理社仓经首的事务中，团保的权利却不仅限于如此，对于社仓经首矛盾的调解，团保有时比知县更加有效。在社仓管理的权力网络中，乡绅与知县的势力此消彼长，乡绅在有意退却，而团保和知县则加深了他们对于社仓的控制力。
这种现象，与王国斌先生所提到的“江南模式”显然不吻合，王先生认为：“19世纪仓储情况所显示的是：一种精英活跃的江南模式，可能已经变得更为普遍。对于社仓，官方很少加以领导，更不进行系统监督。”[57]在四川地区，所谓的社会精英似乎对参与社仓管理的积极性并不高，官府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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