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商贸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

(一)回族皮毛贸易与国际市场的联系

1860年天津的开埠架起了外国资本主义市场和中国西北市场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外国商品可以通过天津倾销到中国西北，另一方面西北地区的商品可以通过天津港口进入国际市场，由此开始了近代西北经济的外向化进程。在天津开埠后的短短几十年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特权，逐步把触角深入到甘宁青地区，先是大量倾销商品，一时间“洋货畅行，运甘销售者日增月盛”;继而大肆掠夺皮毛等工业原料，他们在各地广设洋行进行收购，经洋行收购后的皮毛多数通过天津港出口国外，部分“制造成品，复运入甘，利获倍蓰”^[37]。近代以来，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了甘宁青地区贸易结构和内容的改变，国际市场对皮毛原料的大量需求是皮毛贸易兴起的直接推动力，它使这里一向不引人注意的皮毛市场突现前所未有的商机。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甘宁青的羊毛主要是通过内地洋行来收购的。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到甘宁青地区从事羊毛收购的洋行代理人是汉族，所以这些人来到甘宁青地区后，与当地民众特别是蒙藏民众，存在着诸如语言、文化、地理等方面的诸多障碍，以致他们必然需要一些中间人，和蒙藏等民族打交道，才能更多地收购到羊毛等畜牧业产品。于是，一直和蒙藏民族有着友好生意往来的“回族商人和主要由回族商人经营的贸易组织，便成为活跃在甘宁青各级羊毛市场上的中介商”^[38]。洋行便利用回族商人到甘宁青等生产羊毛的地区去采购，回来后进行加工，然后通过主要由回族商人把持的水陆运输渠道把收集来的羊毛运往包头，最后通过铁路运往京津和其他地区，转而运往国外。这样一来，回族商人就通过他们的收购和运输，在甘宁青地区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羊毛贸易出口网，使甘宁青地区的羊毛源源不断地运出国门。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际经济背景影响下，回族商人与游牧民族为主体的皮毛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皮毛贸易，中国的西北部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甘宁青成为世界瞩目的毛料供应的集散中心。在回族商人的推动下，皮毛类成为甘宁青地区输出数量较多、有价值的商品。由此，西北皮毛大规模转运到天津，再由天津出口到欧美各国。

(二)回族外贸走向国际大舞台

在唐宋时期，甘宁青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就已通过丝绸之路，将中亚、西北亚及欧洲的香料、药材及工艺品运往中国，换取丝绸、布匹及中国土特产品运往西域各国。近代以来，甘宁青地区的回族商人逐渐恢复了国际性的对外贸易。1939年，临夏著名回族工商业家马辅臣利用陪送十三世达赖喇嘛吉卜坚措回西藏的机会，带儿子及同乡马元海、马子恺等商人，去印度做生意。他们一行带去大批国产绸缎、金银首饰、瓷器等商品销售后，从印度购买价值10万元白洋的商品，派马子恺运回西藏，再从西藏雇用200头耗牛驮运到临夏销售。一时间，外国的毛哗叽、呢绒、香料等货物，大量出现在临夏市场^[39]。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临夏回族与中亚、西亚的阿拉伯国家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临夏回族去麦加朝觐，回来时从阿拉伯、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等地区和国家购买精致的工艺品及各种名优产品，带到临夏销售。同时，临夏回族商人还去新疆的哈密、迪化经商，将俄国的“灯芯绒”、“贵子皮”等商品贩运到临夏，为临夏市场增添了品种^[40]。

青海的回族也通过西藏把生意做到南亚地区。1939年，马步芳组建“青海商务队”，往来于拉萨、西宁间，并在印度的噶伦堡、拉萨和西宁分设商务办事处，担负长途运输。青海西宁、湟中、湟源等处的一些回族商人向青海省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省政府发给赴藏护照，以便顺利进行贸易;同时还有部分回族商人远赴加尔各答、新德里等地从事贸易，他们返回青海时携来大批商品，省政府以十抽一征收入口税。1940年12月，马步芳与藏方多次协商，在西宁成立“青藏商务联合办事处”，由冶成荣主事以青海土特产品和骡马换取西藏英印物资。次年5月，马步芳派曾任西宁县县长的马峻以青藏商务联合办事处经理的名义，携带现金、骡马等前往西藏贸易。马峻在印度购买大批呢绒、斜布及自行车等返回。

在近代甘宁青地区，回族的对外贸易虽以购买洋货为主，却丰富了甘宁青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使地方市场直接与国外市场有所联系，促进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