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族商贸基础上繁荣起来的城镇

甘肃的拉卜楞地区“扼四省之咽喉”，是农耕区与游牧区交接地，处于农牧贸易的便利之地，在近代以前这里还是季节性市场并没有形成商镇。近代以来，随着西北皮毛大规模的出口，使拉卜楞地区的皮毛交易量急剧增加，成为藏区的著名商镇，有商店180多家。清至民国，拉卜楞地区不仅是“牧地货物输出之集合地，又是腹地货物输入之分散地”^[42]，“商旅云集，为汉蒙藏回各民族往来贸易之中心，故蔚为西鄙一大市场。”^[43]特别是民国16年设县以来，商贸愈加兴盛。在拉卜楞经商的主要是回族，其大小买卖有回族商人操纵，如毛商“拉卜楞多牲畜，每年毛产额，平均在二百三十万斤以上，……营业者临夏回商占十分之八”^[44];屠户“拉卜楞牧民九倍于农民，牛羊几为主要食品，故吾人沿中山街而行，惟见肉架林立，屠户占全部商民的七分之一弱，为此业务者，皆系临夏移来之回民，资本多借于寺僧。”^[45];皮商“各商号资本在十万元以上者，皮毛商品占十分之四，资本十万元以下者甚多，约一百三十余家，多系临夏官绅回民之资本，生意较为兴隆”^[46]，可见拉卜楞商镇的形成和繁荣应是回民经商所造就的。为此时人写道:“回民身体强壮，生活简单故耐劳刻苦，而善于经商，今日拉卜楞商业之牛耳，实操于回人之手中。惟回民所居地方仅限于拉卜楞市一带，拉市回民，人口二百来户，约一千余人，其中汉回占百分之八十，拉回占百分之二十，此外黑错保拉亦有少数之回民。”^[47]

临夏接近藏区，羊毛资源丰富。清末到民国初年，英、德等国驻天津的洋行曾派人在临夏设庄，通过当地回族商人将邻近藏区所产的羊毛尽数垄断收购，其数量每年达70万公斤左右。1920年洋行在临夏撤庄后，临夏回族商人抓住时机，相继成立了天庆魁(经理人蓝尧轩)、同心店(经理人王硅璋)、长兴店(经理人海南轩)、福顺祥(经理人王琳)、步云祥(经理人马子升)、复兴隆(经理人王慎庵)、隆顺和(经理人毛福亭)、德丰亨(经理人白洁如)等羊毛商号。这些商号成立后，作价整交。收购后，从当地雇用农民的牲畜，驮运至永靖县黄河沿岸，然后，雇用皮筏或自备皮筏装运，从水路经过兰州、宁夏等地运输到包头，再由火车装运天津，羊毛运到天津后，卸在与外商有交往的行栈，如辅盛栈、晋义栈、宝顺栈等，通过行栈介绍，售给外国洋行。行栈则向羊毛商算栈租、保险费、搬运费、佣金等费用。当时临夏回族羊毛商号，一般都有常驻天津办事的人，他们专门负责卖出羊毛，买进货物。卖羊毛的款，一半寄回临夏，一半由他们从天津采购商品，运回临夏销售。由于获利丰厚，一些回族羊毛商得到很大发展。如步云祥经理人马子升、复兴隆经理人王慎庵、德丰亨经理人白洁如、隆顺和经理人毛福亭等，都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

张家川从清代以来，就以皮毛集散地而闻名。到民国初年，随着德、英等国洋行进入张家川扎庄开设皮店，皮毛贩卖业经营的规模逐渐扩大。本地回族也先后在张川、龙山二镇开设了皮店，主要有马锡武的天锡店、马桓武的桓盛店、马保元的大成店、马少凡的凡盛店、马振河的福来店等。随着皮店的兴起，皮毛市场日益繁荣，外省皮毛客商来张家川经营的络绎不绝。当地回族农民干完农活，就去平凉、庆阳一带收购牛皮羊皮，然后到张家川市场上向皮货商出售，赚钱维持生活。张家川地处山区，远离交通要道，早年的皮毛运输主要靠脚户的驮运和人力肩挑，少量通过邮运途经马鹿(张家川东南)运往陇山以东。1934年以后，西兰公路修通，宝天线(宝鸡—天水)途经张家川，皮毛运输逐渐转为汽车运输。抗日战争爆发前，张家川皮毛销往西北、西南、华北、华东各地，并经过天津码头转运往英、法等国，销路很好。抗战爆发后，东路运输中断，皮毛贩卖业一度萧条。抗战胜利后，张家川皮毛市场又日渐兴盛起来。

平凉也是甘肃的主要皮毛集散地。民国初年，有“锡裕丰”商号、“祥发荣”商行、“长盛店”等兴盛于平凉市场，号称“东皮行”、“西皮行”和“北皮行”，均有回族经营。后又陆续出现“瑞盛奎”商号、“毓庆祥”商号、“文茂祥”商行、“宏兴皮行”、“祥记皮行”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回族富商白受三的“文茂祥”商行，其营业额占平凉皮毛业的60%以上。20世纪40年代以后，“文茂祥”又成立了“裕生祥”商号，成为西北最大的皮毛商行。

临潭古称洮州，地处甘肃南部牧区与农区交界地带，回、汉、藏杂居，有新旧二城，商贸历来繁盛，《洮州厅志》载:“旧城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这说明临潭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农商并重的经济特点。临潭旧城位于洮河上游，西通拉卜楞，与藏区黑错(今甘肃合作)、陌务相连，南至双岔、郎木寺、拱巴寺，北接申藏、甘藏、北山旗，东距卓尼仅20公里，可谓环旧城皆藏区也。虽然旧城与内地交通不便，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因接近藏区，故回藏贸易甚为繁盛，清代后期已出现了数十家较大的回族商号，如义兴公、天兴隆等。民国时期，临潭回藏贸易更趋繁荣，旧城于民国6年(1917年)就成立了商会。据民国30年(1941年)统计，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资金在2000元以上的商号有38家。旧城回族商人大都娴熟藏语，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旧城紧接藏区，回藏两族接触交往频繁，故有不少人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藏语;二是因为他们要深入藏区做生意，需要和藏族长年累月地打交道，若不懂藏语，势必非常不方便。他们的经商形式有两种:一是坐商，开铺面旅店或摆摊;二是行商，主要往来于广大藏区，以藏区所需之物，而易其所产之物归。临潭回族商人走藏区者，大部分为单家，资本大多在1000元至5000元之间，搭帮而不合股，合股者仅偶尔有之。每帮在10～20人之间，以牛驮货，携帐篷、炒面、米粮，使用器具及自卫枪等，路上同行，至交易地点后，则各投藏族主人家，由主人家介绍或直接进行交易，交易用货币或物品交换均可。远赴藏区，千里经商。因当时交通条件限制，一年只能往返一两次，并备尝风餐露宿之苦，但所获之利颇为丰厚。

宁夏吴忠也是近代才兴起的城镇。民国时期，吴忠成为当时商贾云集，贸易发达，在西北商道上有名的水陆码头和货物集散地，人们称之为“小上海”。民国初年，在市面上已有较大的回族坐商字号15家，当铺2家，主要销售布匹、绸缎、大小百货、杂货、山货、五金制品及民族宗教制品^[48]。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吴忠堡共有大小商户40余家，共有资本约100余万元。因“回人刻苦善经商，故该镇经济大权，仍操在回人手中”^[49]。吴忠回商从代人运输货物做起，逐步积累资金，并在以后的皮毛长途贩运、销售中独占鳌头。其中实力较雄厚的大商号有马汉武的“福顺安”、马岳洲兄弟的“振兴永”、马月坡的“福兴魁”、王兆瑞的“兴盛魁”、李凤藻的“天成和”、何义江的“义顺源”、丁继祖的“庆盛魁”、马顺的“宣德堂”。这八家商号都有驼队，如“天成和”有骆驼200多峰，少的也有10峰以上^[50]。这些吴忠回商将宁夏的土特产品羊毛、羊皮、大麻、枸杞、药材等运往包头，再转运到绥远、张家口及京津等地。并将京津地区购进的绸缎、布匹、日用百货、金银首饰等运到包头，然后驼运到吴忠、银川及平凉、武威等地销售，沟通了宁夏各县及陕北等地的物质交流，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外，一些吴忠回商还经营旅店，以王雨廷、满振江、田遇春等开的旅店较大。还有一些回商马鸿钧、金占祥等七八家经营的驮运业，共有骆驼150多峰，以自己牵引或雇人帮工，往返于包头、伊盟、盐环、银北等地，为其他商号或行商驮运商品。20世纪30年代来到这里的范长江曾评价“吴忠堡虽属一小小集镇，但其商业之盛，甲于全省”^[51]。由此，宁夏川区有了宁夏府、吴忠堡、石嘴子、灵州四个主要城镇，形成了近代以来川区商贸市场网络。

西宁是青海地区最重要的民族商贸中心。清末，回族将官马麒、马麟即在循化及河州等处，先后与他们的亲属合资开设了德义恒、德顺昌、德源永、德盛厚和步云祥等商号，从事大规模商务活动。民国时期，马麒、马麟、马步芳父子兄弟先后任青海省主席，牢牢控制着青海。民国16年(1927年)，其亲属马禄在青海化隆开设了义源祥号，后被马步芳收为己有。民国18年(1929年)移往西宁，以西宁为总号，在青海各地先后设立了分号、分店或支店。到民国27年(1938年)，改义源祥总号为德兴海，分支机构遍于青海各县、市、镇。民国35年(1946年)，改德兴海总号为湟中实业公司，它的业务主要是统制和收购青海藏区羊毛、鹿茸、虫草、红花、大黄、甘草、牛皮、羊皮及各种野牲皮、肠衣等;统制和购销青海林木、沙金、石料、煤炭、粮食、油脂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经营批发和零售百货、布匹、棉花等各项商品，利用特权，垄断了青海藏区贸易。

湟源是清中期以后兴起的大型民族贸易市场。道光末年以后趋于衰落。清末随着青海羊毛贸易的趋盛，又得以复兴。民国初年仍保有强劲的增长势头，前来湟源收购羊毛皮张的外省商人继续增多。

结古为玉树地区最大的商业集散地。民国初年定居此地的商民约200余户，主要是四川甘孜和西藏等地藏族商人，其次为山、陕、甘、川、青等地汉回商人，当地藏族商人不多。商人多无铺面，有贸易就在家中进行。结古寺的商业规模可观，有50多人的商队。商队配有枪支、马匹，经常往来于西宁、拉萨、打箭炉(康定)等地，有时还去印度、尼泊尔经商。商品以川茶为大宗，布匹与杂货的80%为英国、日本、印度货。玉树的皮、毛等货也多由西藏出口印度。

在历史上，因回族主导商业已发展为重要的城镇有河州、西宁、湟源等，其中有些商业城镇在近代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例如青海全省以西宁、湟源、结古等城镇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形成连接农牧区的商贸体系，形成了农、牧区域经济，即以西宁为中心的东部农业区与以结古为中心的牧业区经济，以及以湟源为中心的农牧结合带。与各个地方市场联系的大宗商品货物和工商业经济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所出现的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镇、商品的交换和消费都显示了地域特征。三城镇经济的繁荣在促进了本地区城镇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城镇的兴起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