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的整合能力比较

“二重性”的东方社会，必然存在着对主导所有制与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主导经济调节手段与其他调节手段进行整合的问题。

制度安排之“整合能力”，就是一个国家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调整配置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经济成分、经济手段之间的关系，规范市场博弈和政府干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运行范围和运行规则，使它们在发挥各自作用时，尽量避免妨碍或者损害另一方作用的发挥，经济运行科学、有序，从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确保社会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

东方社会商品经济发育时间不长，需要市场博弈，不能否认市场经济、微观调节、私有制对东方社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仍然有着积极作用和内在整合力，但是，市场博弈也有社会两极分化、浪费生产资料、生产盲目性等消极作用，放任自流的市场调节、全面的私有制、价值规律微观调节所产生的整合力是自发的、单一的、不全面的，东方社会仅靠私有制、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手段无法迅速发展。因此，东方社会发展不能只靠市场经济一种力量整合，而必须充分发挥包括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多种力量综合整合。

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安排的整合能力差，社会生产力发展就严重不足；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安排的整合能力强，它就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合理解决问题，营造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1.俄罗斯发展模式的社会整合力

“苏联模式”强调国家政治干预，政治整合力强，但是，政治整合力≠社会整合力。叶利钦的“休克疗法”通过形而上学否定“苏联模式”制度安排的非理性，得到的必定是非理性的制度安排，从而深陷“制度转型陷阱”，俄罗斯社会失控、社会整合力差背后，隐藏着的是制度安排非理性，社会整合力差。

俄总统普京指出，“目前局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影响力”^[23]，并且，“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而“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制，让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让俄罗斯国家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24]，“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25]，从而进一步增强社会整合力。为此，普京打击寡头干政，试图摆脱叶利钦时期寡头凌驾于政府之上、干预政治经济的模式，通过市场和司法手段拆分私人寡头企业，促进国企强强联合，组建超大型国家公司，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掌控，推行公私合营模式，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作用，用国家资本主义取代寡头资本主义。

俄罗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加强对国有资产和企业的管理，鼓励合法经营。当代俄罗斯发展模式，加强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不放弃国有制；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用但不放弃政府的宏观调控，这种“资本主义主导型”制度安排是对前苏联僵化的制度安排的一种矫正，也是对叶利钦时代自由化发展模式的纠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两种制度安排中社会整合力来源单一的弊端，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对社会根本制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整合，更适合俄罗斯生产力发展多样性的现实，制度安排渐趋理性，俄罗斯源自经济的、内在的、有机的社会整合力得以加强。

2.印度发展模式的社会整合力

印度从独立后到现在，一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手段并存，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好像印度制度安排整合能力强，但是实际上：①从政治干预经济方面来看，虽说印度是一种非常接近于单一制的、强中央的联邦制，但在这种联邦结构下，各邦关注于本邦而不关注外邦，形成相互独立而互不干扰的“葡萄式”社会组合。印巴分治、古吉拉特邦暴力冲突等充分反映了中央集权式政治治理模式在印度遭遇“滑铁卢”。印度中央对各邦的有限整合造成的是国内市场的碎片化，管理成本大，很难形成统一的市场和商品流通体系。②从体制安排自身而言，印度私营经济部门在国内净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印度“私营部门在国内净产值中的份额从1960～1961年度的89.3%，下降到1970～1971年度的85%、1982年度的75.9%”^[26]，但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要求相比，印度仍旧面临着公有制太多私有制过少、计划过多市场过少的问题，并且面临着各种经济成分、各经济调节手段不能协同的问题。1991年印度改革，大幅减少为公营部门保留的领域，使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在更多领域进行竞争；减少政府对公营部门业务干预，扩大公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放松对私营企业的限制；逐步减少计划经济，增大市场经济份额，减少对外资的限制，鼓励外资投资；放松进口限制，降低进口关税，实行自由进口政策，实现“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经过改革，印度经济体制由尼赫鲁时代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混合经济模式向政府主导下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转型，印度制度安排也经历了一个从资本主义“并存型”制度安排向资本主义“主导型”制度安排的转型，实现了经济繁荣。

印度1991年改革功劳不在于实现了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等等，而在于废止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超越制度安排五大边界的“空想式”政府干预，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多样性、不平衡性出发，寻找适宜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从多元化拼图般“并存”向资本主义经济“主导”靠拢，通过经济手段的生长与磨合，凸显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大大提升了制度安排的内在整合能力。同时，还需注意，因为种种壁垒的限制，“在印度，事情永远不会像它所表现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看到的那么糟。”^[27]总体上看来，与中国、俄罗斯相比，印度来自于政治、经济的整合力相对较差。

3.中国发展模式的社会整合力

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剥削阶级从整体上被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构成我国的政治主体，其他阶层数量少。我国的制度安排也一度存在着政治干预过多、计划经济过多、市场经济过少；公有制经济成分过多、其他经济成分过少的问题，因此，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制度安排整合力量比较单一。

如果说中国以往的社会运转主要靠“强政府”解决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模式：一方面，在政治宏观调控上，我国推行政府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政府干预战略；另一方面，在经济调节上，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并积极发挥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4年2月11日，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对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28]这句话，言简意赅地为政府与市场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边界线，也明确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向。

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正在把政府身上“错装”的“手”还给市场、把政府“乱摸”的“手”安放规范、把政府“多装”的“手”剔除干净、把政府“缺失”的“手”按需补齐、把政府“弱化”的“手”培育强壮，政府的“手”管好社会公平和保障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的“手”遵循经济规律，发挥提升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充分发展，不是削弱公有制力量，而是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我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市场博弈与政府干预的较为科学的制度安排，各经济成分、经济手段都在有条不紊地归位并积极发挥作用。我国也统筹兼顾所有制布局，使社会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制度安排运转合理顺畅，搭建起和谐的经济运转制度安排环境。

我国社会是从极强的政府管控制度安排向适度的政府干预制度安排转化，社会制度安排整合力从单一走向丰富，社会整合力更注重了经济内生性，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博弈“两只手”的协调统一成为中国形成内在、有机“整合力”的强大源泉，为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安排保障。所以，中国模式的成功不单单在于根本制度，还在于对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成分、经济手段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所共同构成的制度安排优势。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从社会主义单一型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主导型市场经济转型，印度是从尼赫鲁时代的带有费边社会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混合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主导型市场经济转型，俄罗斯是从资本主义单一型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转型。转型后的东方社会都充分重视了市场博弈与政府干预、宏观调控与微观竞争关系的协调。

东方社会制度安排都基本上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多样性、不均衡性，是基本适合东方社会各个国家现实情况的。如果从把握如何积极有效协调政治干预和市场博弈两方面的关系来看，在中、印、俄三个国家中，中国制度安排更自觉，印度的制度安排更自发，中国制度安排整合力的协调性要好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制度安排整合力要好于印度。

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在于如何干预、怎样干预、干预得强弱多少，而在于经过干预，发展及发展成果分配是否起到了捍卫根本制度本真含义的作用。无论是中国改革、印度改革还是俄罗斯改革，其制度安排都在对自身的根本制度清醒认知，并依照根本制度要求捋顺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建构适合自身社会现实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使社会根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成分、经济手段形成内在合力，这是当代东方社会中、印、俄能够崛起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