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渤海国诸四至交通道中的所谓“南海新罗道”，从实际上的交通走向看，是从渤海上京出发经中京、东京、南京，与域外交流的主干道。因为从唐代渤海与新罗、日本的交通看，沿牡丹江上游的嘎呀河和海兰河，经今汪清县和延吉、图们市境，傍图们江“几”形折曲的南行陆路，实际有两个发轫的重镇，即中京显德府（今和龙西古城址）和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八连城址）[108]。
但由中京显德府沿海兰河上溯图们江，山势较险峻，故交通不便。而由东京龙原府，沿图们江下游滨海平原，道路少险阻而且可以与海路相接，所以自汉以来，为“玄菟郡”至“北沃沮”之南北部族故道（回见本书第四章）。在唐时，则为渤海上、中、东、南四京，通向新罗和日本的主要干道。所以渤海的南行之“龙原（东京）—日本道”和“南海（南京）—新罗道”，从自然交通地理上看，均是沿图们江下游南行的濒日本海西岸之傍海道。此道南行至大同江下游之平壤后，回归至汉魏以来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伽耶，赴日本之海路。故检索此交通道上的交通史迹，至日本海西岸的“南京南海府”以后，基本上合为一条交通走向。现一并将日本海两岸两道的交通史迹略记于下。
（一）中京显德府
中京显德府，前述故地在今图们江中游吉林省和龙西古城，是由渤海上京去往新罗、日本的重要中转站。经显德府东行嘎呀河、图们江，先至渤海东京龙原府（珲春八连城），后至咸镜道的南京南海府（北青古城）。
（二）温特赫城
位于珲春河下游图们江东南珲春市三家子乡，在渤海东京珲春八连城西南7.5公里。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710米，东墙长468米，西墙381米。从交通地理看，为由图们市东行龙泉府交通道上的又一重镇。
（三）东京龙原府
东京龙原府，是由渤海内陆东出日本海沿岸的要镇之首。《新唐书·北狄传》：“濊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109]龙原府故址，已确知在今珲春八连城。所谓“东南濒海”，指珲春八连城东南临日本海。在渤海居“旧国”和迁都上京龙泉府后，东南去日本都必经东京龙原府。只不过早期居“旧国”（敦化）时去龙原府，自敦化东溯沙河，穿哈尔巴岭，经安图福兴河流域，逾英额岭入海兰江下游，东行珲春江之八连城。后期则直接由嘎呀河入布尔哈通河沿图们江东行，经珲春的凉水乡至八连城，经“盐州”出海赴日本。
（四）克拉斯基诺古城（渤海盐州）
该城为渤海通往日本的水、陆衔接的海港城市，即渤海之“龙原—日本道”的出海口“盐州”。该城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中、俄、日等考古学者调查、发掘认定的东北亚重要边海交通港口。20[110]1年9月，吉林省考古学者与俄罗斯考古学者联合勘查，并取得了重要的渤海古城址的新发现（见《中国文物报》2011年12月9日“文物考古”版）。该地清代称“毛口崴”。《据珲春乡土志》载，毛口崴“原系我国领土，为吉林省半壁入海之门户”。西北距八连城约百里，地处今俄罗斯远东图们江下游北岸的珲春东南出海口——波谢特湾内，俄语称“克拉斯基诺（HpacuguH）古城”。渤海与日本有记载的30次往来，多发轫于此地。地在今俄属滨海边疆区南部的楚卡诺夫卡河右岸河口1。
渤海与新罗、日本海上交通示意图( 二)
当时渤海出东京龙原府，东南行日本的陆路，在到达“盐州”后，实际上从交通方向看总的可分南、北两路。其南路，即由克拉斯基诺古城南行，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南下，先抵达渤海之“南京南海府”（今咸镜南道北青古城），然后由外港“吐号浦”渡海至九州“筑紫”。这是渤海使者第14次通日本以前，按照日本的要求，所选择的所谓“筑紫线”。该条交通，显然与“南海—新罗道”大部分陆路重复，只是终达的目的地不同。如果由南京南海府进入新罗境，则仍可纵贯朝鲜半岛，由“伽耶”“躭罗”渡对马岛至日本。
其北路，即由“盐州”的波谢特湾直接赴海，向东南横渡日本海，直接到达日本本州岛西海岸，即所谓“北路”。在这一北路抵日本的海路中，据统计有6次在日本本州“出羽”（今秋田）登陆，3次在“熊登”（今石川）登陆。6次在“越前”加贺府（今福井）登陆2。可见，由渤海龙原府或南海府出海比较固定。而由于海行险恶，当年的“南路”尤险阻，故史载只通行2次。其余的多由北路（毛口崴）出海。但在日本的登陆点仍多漂泊难定，分散于九州与本州各港。
（五）长岭子山口与石头城
由珲春八连城（龙原府）东行波谢特湾的克拉斯基诺古城（盐州）间，在图们江北，横亘一条由珲春东15公里至海湾的山岭，其控扼海湾的出海口有一山口要隘，称长岭子山口。这是屏护海湾交通出海口的唯一要隘，在渤海时，亦应为“龙原—日本道”上的滨海险途。在这处关隘，近年发现了位于珲春县报石乡太阳村一处渤海古城址，号“石头城”。该城与波谢特湾的另一座古城东、西相对，应为该交通道上的重要城址[111]，也是由渤海东京龙原府，东出日本海西岸的一处关隘城镇。
（六）北青古城
北青古城位于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东南14公里南大川左岸的近海平原上。现存城址有西墙、北墙和南墙。2002年出版的《朝鲜东海岸一带渤海遗迹研究》介绍，其东西长342米，南北为724米，周长2132米。城址的布局内部为十字大街，将城内分为4个区域。从出土的瓦当样式看，多为渤海式的六瓣莲花瓦当。是迄今为止，在咸镜南、北道地区最大的渤海古城。其城西南10公里有新浦市梧梅里渤海时期的仿唐式四角佛塔基址。北青古城，经近年研究，其位置正当渤海“南京南海府”故地。城址所在方位和城内出土文物也印证了其为渤海南京南海府的可靠性。北青古城南临日本海新昌港，古今为出海要地，北青古城东北的端川市华藏庄里，还有一座周长1250米的渤海古城。这是继汉魏的东海“沃沮道”后，当时渤海“南海、新罗道”上，沿日本海西岸南北相邻的又一座渤海重要古城。
（七）二十四块石遗址
前已指出，在唐代渤海与新罗、日本的古代交通中，“二十四块”是较早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交通史迹。1992年《东北古代交通》合作者李健才先生著有《二十四块石考》一文[112]。当时他指出，“二十四块石遗址已发现8处，在吉林省敦化市境内牡丹江上游发现4处（江东乡、官地镇、海青房、腰甸子），在图们市境内发现2处（月晴乡石建坪、马牌），在黑龙江省宁安县牡丹江中游镜泊湖东岸弯沟内的北坡发现一处。另外在今朝鲜咸镜北道渔郎郡会文里发现一处”。21世纪初，魏存城先生在《渤海考古》一书中记为共发现12处[113]，并列有《二十四块石遗址统计表》，其中增加了宁安县房身沟、汪清县百草沟兴隆村、咸镜北道金策布东兴里、咸镜北道清津布松坪里四处。
综观上述二十四块石遗址的分布，研究者的共识是：“二十四块石建筑址与交通有关，属于驿站性质的建筑。”而对于其建筑结构的合理性，也逐渐得以解答[114]。总观从牡丹江、嘎呀河、图们江到咸镜北道傍海交通线上二十四块的分布，提供了以下重要信息：
其一，其分布交通走向明确，为由渤海“旧国”，北经上京，东转“龙原府”和“南海府”的干道之间。
其二，其建筑规制相同，都具有纵横三行各八块础石结构，凸显其交通规制的完善和统一性。
其三，从迄今的遗址分布看，都应在渤海的“三京”（旧国、东京、南京）范围内。这与《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引贾耽《古今郡国志》云“渤海国之南海、鸭绿、扶余、栅城，并是高句丽旧地。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相符。新罗井泉郡即今咸镜南道德源，而“栅城府”亦即龙原府地。所以咸镜北道以北的二十四块石遗址，应即泉井至栅城间驿站遗迹之一。
（八）《大藏经与佛骨舍得》
在唐与渤海和新罗、日本的古代交通路线上，于今朝鲜半岛的开城和汉城以北的重要史迹，见于13世纪的朝鲜《三国遗事》记载，有唐贞观十七年（643）春三月，高丽僧人慈藏等，曾赴唐取《大藏经》四百余函，并舍利佛骨等，藏于江原道金刚山之“乾凤寺”。而金刚山乾凤寺，正是北汉江支流上的重要东朝鲜湾内侧的南北往来要地，于朝鲜半岛中部的濒海交通史迹尤其重要。
（九）多贺城与多贺碑
在唐代渤海与日本的古代交通史上，发现于日本本州东部仙台平原多贺市的“多贺碑”具有海路里程碑的意义。其碑文有：“多贺城，……去靺鞨国界三千里。”在这块碑记的末端有“天平宝字六年十二月一日”题字。日本天平六年，值渤海文王大钦茂大兴二十六年，即公元762年冬月。当年渤海王大钦茂第六次派出赴日本使团，“王新福以下二十三人于越前国加贺郡安值”[115]。此加贺即多贺，此碑系为此次渤海出使日本的记事贞石之证。其记载的多贺城距“靺鞨三千里”，从多贺至渤海的海路看，应指由渤海之“南海府”（今北青古城）的咸镜南道，横渡日本海，在本州之佐渡岛对岸新潟登陆至“多贺城”的距离，这是传世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东北亚海路石刻记载。
（十）平城京（奈良）
平城京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重要古郡。也是当时日本与渤海和新罗往来的重要都邑。当时在平城京内，专门设有接待渤海使者的驿馆和官邸。1986年，在奈良平城宫东南的长屋王官邸附近出土了230板木简，其中有一板记有“渤海使”等文字。根据这批木简的年代范围（715—729）。日本学者酒寄雅志等研究，应是公元728年渤海出使日本的官方信物[116]。
平城京距渤海通日本“北路”的能登、加贺均较近。公元804年（日本桓武天皇二十三年）下诏：“勅比年渤海使者来者，多在能登国，停宿之处，不可疏陋。”[117]所以平城京是当时渤海信使的重要终达点和交聘的第一重地。1999年秋，笔者应日本东洋文库东亚研究所之邀赴日讲学和考察期间，曾专赴平城京，亲见保存完整的“平城京”遗址及招提寺和馆藏中日交流等重要文物，凸显唐代中日间古代交通之盛况。
（十一）平安京（京都）
平安京亦是与平城京并列的奈良时代的日本古都之一，俗称京都。在中国盛唐和渤海时代，由渤海之东京龙原府（珲春八连城），横渡日本海去日本的海上交通，经“北路”至日本本州之加贺、福井（越前）登陆，特别在福井登陆的到达平城京（奈良）的交通往来，必先经奈良西北，由若狭湾一带登陆至京都（平安京）。所以唐代的日本本州上的平安京与平城京一样，是与中国的都城长安，经辽西“营州”东进“平壤”，或经渤海之上京龙原府、新罗之汉城等，俱为当时东北亚环日本海交通史、文化史的重要都邑，遗存和演绎着公元8—10世纪东亚交通史和文化史上的诸多人文胜迹。在1200年前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十二）留存于日本仁明天皇皇宫内的“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
该官牒复写本，应原存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八年（渤海大彝震咸和十一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的官邸。因系渤海大彝震于咸和十一年遣使日本的官牒，故习称“咸和十一年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118]。这是渤海国第十一代王大彝震（830—857）第一次遣贺福延出使日本，亦是渤海国第24次出使日本的重要遗物。
官牒首见于1950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出版的 《图书寮典籍解读》卷头的照片。牒文中有“渤海国中台省碟上日本国太政官/应差人觐贵国使政堂省左允贺福延并行从壹佰伍□/一人使头政堂省左允贺福延”，以下105位同行者名录，其中除28名艄公外，在“政堂省”随行官员中，尚有“六十五人首领”。据著名渤海史考古学家王承礼、魏存成等先生考证，这65人可能包括代表渤海62个行政州和3个独奏州的地方部族首领。反映了当时渤海与日本间官方往来的规格之重和信使频繁。其中，官牒中记载：“日城（域）东遥辽阳，西阻两邦，相去万里。”该“辽阳”，当指辽代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古襄平）建立“辽阳府”以前的“旧辽阳”，即汉魏晋之辽东郡之“辽阳县”，即今辽中县茨榆坨镇偏堡子古城。而“两邦”，盖指当时的新罗、百济（高丽）。“官堞”所记均涉及9世纪中叶以前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诸多史事，是中唐时期中国东北之“海东盛国”渤海与日本官方交通往来的原始信物，弥足珍贵。
【注释】
[1]《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98页。
[2]《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72页。
[3]《柳河东集》卷二十六。
[4]《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1146页。
[5]《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列传第六》“强首”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7页。
[6]《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022页。
[7]《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中京道”，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81页。
[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49页。
[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奚”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54页。
[10]《隋书》卷四《炀帝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第81—82页。
[11]《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7页。
[12]《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6页。
[13]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本，第216页。
[14]引自《八琼室金石补正》，清陆增祥辑本。
[15]《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七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6页。
[16]《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条。
[17]《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二《北蕃地理》。
[18]详王绵厚：《后晋末帝北迁经行地名考》，《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
[19]《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 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页。
[20]《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条。
[21]金敏黻：《东北通史》卷四，《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本，第62页。
[22]《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二《北蕃地理》。
[23]《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5661—5662页。
[24]《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5691页。
[25]《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19—6220页。
[26]《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30页。
[27]《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条。
[28]《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023页。
[29]《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19页。
[30]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第69页。
[31]《太平寰宇记》卷七十。
[32]王绵厚：《隋唐东征“泸河”“怀远”“通定”三镇考》（未刊）。
[33]详王绵厚：《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兼论东京曷术馆女真部》，载《辽金史论集》（第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34]《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帝王部》。
[35]《北史》卷九十四《列传八十二》“高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117页；《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列传》“高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817页。
[36]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本，第20页。
[37]《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引《奉天通志》说，第69页。
[38]详王绵厚：《关于辽沈历史上“北趋甬道”的交通地理考察》，《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2期。
[39]《盛京通志》卷一百零一《古迹》。
[40]详王绵厚：《关于辽沈历史上“北趋甬道”的交通地理考察》，《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2期。
[41]《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辽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7页。
[42]《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4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条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19页。
[44]《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八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28页。
[45]《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57页。
[46]《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5691页。
[47]《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20页。
[48]《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帝王部》。
[49]《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58页。
[50]《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从书》第一册，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13页。
[51]详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第四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2]《辽海丛书》第四册《翰苑·藩夷部》，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页。
[5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29页。
[54]《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55]《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列传三十五·诸夷蕃将》“泉男生”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4123页。
[56]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6年翻印本，第27页。
[57]《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0页。
[58]《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2页。
[59]《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2页。
[60]《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61]《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994页。
[62]《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列传七十四》“李正己”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3535页。
[63]《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63页。
[64]《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53—54页。
[65]详曹汎：《叆河尖古城和汉安平瓦当》，《考古》1980年6期。
[66]《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引贾耽《道里记》载，[自安东府（今辽阳）]“南至鸭绿江北泊汋城七百里，故安平县也”，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67]《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第385页。
[68]《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53—54页。
[69]《浑江市文物志》第24—29页（本书所引辽、吉、黑三省“文物志”多系内部出版）。
[70]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5页。
[71]《靖宇县文物志》第45—49页。
[72]《抚松县文物志》第40—48页。
[73]《安图县文物志》第56—57页。
[74]《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营州”条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75]《水经注》卷十四：“渝水又东南，迳一故城东，俗曰汝罗城。”
[76]详王绵厚：《唐营州至安东水陆交通地理考定》，《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
[77]《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56页。
[78]《唐大诏令集》卷十一《太宗遗诏》。
[79]《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0页。
[80]引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七《大事表第三》。
[81]引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诸臣”条。
[82]《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列传七十四》“李正己”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3535页。
[83]《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四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774页。
[84]《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85]《册府元龟》卷九十五《外臣部·褒异第三》。
[86]《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靺鞨”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59页。
[87]《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黑水靺鞨”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79页。
[88]《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2页。
[89]《渤海国志长编》下卷，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78年翻印本，第301页。
[90]王绵厚:《高句丽扶余城与渤海扶余府》，载《高句丽与秽貊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91]《辽史》卷二《太祖本纪》“天赞四年闰十二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1页。
[92]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第103页。
[93]《三国史记》卷三十七《杂志第六·地理四》引贾耽《古今郡国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
[94]《三国史记》卷三十五《杂志第四·地理二·新罗》：“井泉郡，本高句丽泉井郡。文武二十一年取之。景德王改名。”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95]详王侠：《珲春的渤海遗迹与日本道》，《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
[96]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东北亚考古信息》1993年1期。
[97]《续日本纪》卷十。
[98]《三国史记》卷三十七《杂志第六·地理四》引《古今郡国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
[99]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10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58页。
[101]详刘晓东、祖延苓：《南城子古城、牡丹江边墙与渤海的黑水道》，《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
[102]王禹浪：《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
[103]王禹浪：《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
[10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狄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60页。
[105]《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1页。
[106]《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东京道湖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71页。
[107]吕遵录：《镜泊湖周围山城遗址调查》，《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108]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09]《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传》“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2页。
[110]、2 魏存城：《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111]详王侠：《珲春的渤海遗迹与日本道》，《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
[112]详李健才：《二十四块石考》，《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113]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114]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115]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总略》。
[116]详［日］酒寄雅志著，王培新译：《平城京出土的渤海木简》，《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4辑，2005年。
[117]金敏黻：《渤海国志长编·总略》。
[118]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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