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教育实施方案

同伴教育的形式有正式的类似于辅导一样,也有非正式的类似于一对一、一对多或多对多的闲谈。除此之外,有的研究者提出,在目标人群中选择一定数量的人,经培训成为同伴教育者,然后再由他们对目标人群进行教育,其形式更具效率性。如章昉认为,对吸毒人群开展同伴教育,首先要对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药物滥用人员(同伴教育者)进行有目的的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巧,然后再由他们向周围的药物滥用人员传播知识和技能,甚至向更广泛的范围传播,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同伴教育影响着同伴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学会了做决定、做判断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了解了维持治疗的重要性,对治疗坚定了信心。^[23]Lisa M Williamson,Graham J Hart,Paul Flowers,Jamie S Frankis,GeoVJ Der等通过在男同性恋酒吧对男同性恋性健康行为教育实施同伴教育效果的评估,认为通过选派同伴教育者,从男同性恋的性健康需求出发,给予同伴教育者该项目的工作组人员身份——健康外展工作者,来普及性健康知识和预防疫苗接种知识,可以增加性健康服务的知晓度和使用率。^[24]这类研究者是从同伴教育开展的步骤程序来看同伴教育的形式,还有些学者是从同伴教育开展的基础来看同伴教育形式。Jennifer Boyle,Craig O.Mattern,Jill W.Lassiter和Julia A.Ritzler等学者就研究了大学生体育活动中“课程同伴教育”形式(Course-Based Peer Education)对提高大学生体育活动参与度的影响。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在课堂上开展同伴教育后,参加同伴教育的女生比没有参加同伴教育的女生要活跃,而且与男生在体育课上的表现差不多。^[25]Douglas W.Woods研究了“视频同伴教育”形式(Video-Based Peer Education)在提高成人图瑞特综合征的社会可接受性方面的成效及影响。研究发现,图瑞特综合征患者被同伴的接纳度较低,Douglas W.Woods尝试运用视频同伴教育的形式来改变负面的社会影响。他选择112名大学生随机分成四组,两组观看图瑞特综合征的教育视频,另外两组不看。在接下来的与图瑞特综合征患者亲近测试中发现,观看视频的大学生较之没有观看视频的大学生对待图瑞特综合征患者更亲切、态度更积极。^[26]Victoria Persky,Lenore Coover,Eva Hernandez,Alicia Contreras,Julie Slezak,Julie Piorkowski,Luke Curtis,Mary Turyk,Viswanathan Ramakrishnan和Peter Scheff等研究了社区同伴教育形式(Community-Based Peer Education)在社区开展儿童哮喘预防教育的可行性。据了解,触发儿童哮喘的敏感源来自家中的寄生虫、蟑螂、老鼠等,通过在社区开展预防哮喘的同伴教育,邻里间相互提醒和关注环境卫生,有助于预防儿童哮喘的发生。^[27]

此外,中国内地首家在禁毒领域引入同伴教育的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以下简称自强总社),在市禁毒办的指导下,利用社会多方资源,结合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探索运用同伴教育的方法,招募培训与戒毒人员具有相同经历的同伴辅导员,并在社会工作者的组织和策划下,以结对牵手、小组活动、禁毒热线、沙龙、书信、演讲、才艺展示等多种形式开展同伴互助教育,为戒毒人员提供心理支持和情感疏导,以巩固戒断疗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