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生产性和破坏性才能配置理论

经济学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企业家是产出和生产率增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因为纯粹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扩张对于各国历史上的产量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不能给出解释。Solow（1957）认为有相当部分的产量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但这种技术进步，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因此，如果忽视企业家，我们将很难对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作出完整的解释。而熊彼特的模型提供了直接处理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分析框架。在熊彼特的理论中，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的破坏寻找到了获利的机会，并获得暂时的垄断力量，从而获得利润。但由于模仿的存在，这种垄断力量获得的利润是不能持久的，因此，企业家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创新。而这种对持续利润流的追求成为一个强大的引擎，不断地将创新注入经济活动中，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既然企业家对利润寻求的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来源，因此，扩大创新性企业家精神就成为政府政策的目标。那么问题在于政府如何激发创新性企业家精神，这是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中所没有考虑的。第二，企业家的创新并不一定给社会带来贡献。熊彼特将企业家定义为创新者，并认为他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但企业家本身是一个模糊复杂的概念，不管何种选择，难免会排除这个天生微妙而难以琢磨的角色的一些特征、行为和成就（Baumol，1993），鲍莫尔认为应该采用这样一些术语来描述这些人：他们采取的行动多少有点标新立异，而且需要运用想象、勇敢、机灵、领导力和决心来追求财富、权力和地位，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企业家并没有考虑他们的活动对于整个经济活动的影响。简而言之，企业家的有些活动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生产性贡献，而且有时还从事了凡伯伦所描述的对生产的“系统性破坏”（Baumol，1993）。第三，对于熊彼特提出的五种形式的创新活动，鲍莫尔认为阐述不够充分，什么因素影响企业家才能在熊彼特提出的五种形式的创新活动之间进行流动（Baumol，1993），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公共福利以及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这些问题并不清楚。因此，也就很少涉及与此相关的政策见解。此外，鲍莫尔扩展了熊彼特的创新活动范围，例如寻租活动的创新。特别是那些寻租活动程序的创新，如能够有效地转移租金给那些首先使用这种以前从未使用的法律手段。

1.企业家的才能包括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

鲍莫尔认为，当人们运用各种假说来解释历史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衰退或巨大进步时，企业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通常将部分原因归于企业家精神的衰退；如果经济高速增长，部分原因可以归于企业家精神的高涨。但实际上，人群中从来就不缺企业家，企业家总是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家的总供给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不变。因为创业是人类行动的特征，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鲍莫尔提醒那些创业研究者、实践活动者以及政策计划制定者，企业家才能在本质上并不一定是“好”的，因为企业家的行动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其中一些企业家的作用并不像我们传统所认为的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甚至有时对经济具有破坏性。

在此基础上，鲍莫尔扩展了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概念，包括那些对于社会来说存在价值疑问的活动，企业家才能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分配，包括生产性活动（创新）、非生产性活动（如寻租）、破坏性活动（如有组织犯罪）。鲍莫尔认为，生产性活动是指任何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净产出或者生产额外产出能力有贡献的活动，如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金融活动。生产性活动在鲍莫尔的框架中基本未变，主要指熊彼特的创新者：创造新的组合、引入新的想法，甚至还可以将生产性活动推广到如何有助于增加消费者所喜欢的产品和服务产出的活动，即使该产品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家发现新的做事方式并从他们的行动中产生利润，但只是对制度框架下机会的反应，本身并不产生新的产品或者流程，并不创造新的产出，它更多地体现为租金的重新分配，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有着许多形式，如诉讼、接管、逃税和逃避努力、律师和银行家从事的在社会成员中财富重新分配的寻租活动等。例如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发一种合同帮助企业规避劳动法律的负担。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是合法的，但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套利过程，它是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创造财富或经济变化。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才能组成了鲍莫尔所谓的企业家才能的分配。而破坏性企业家才能属于租金破坏，例如毒品的买卖、使用以及有组织的犯罪等，因此对GDP增长带来的是负面影响。但鲍莫尔对于破坏性企业家才能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相对而言，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更多地出现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而破坏性企业家才能则大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虽然富裕的国家有良好的制度引导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但也有非生产性或破坏性的企业家才能，如非法的香烟走私网络。

鲍莫尔认为需要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对企业家的整个活动进行分析（企业家精神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生产性企业家才能，例如那些高成长产业、创造工作机会以及技术创新等）。一种活动是否被认为是生产性、非生产性还是破坏性的，并不必要从事农业或生产出可见产品而不是无形服务，也不必实现利润，它唯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正的边际产品，而不管这种活动为了实现该结果是否采用了间接的路径（Baumol，1993）。

2.游戏规则决定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

熊彼特认为路径依赖是企业家精神研究需要从历史角度出发的最重要的原因，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历史情景。鲍莫尔对古罗马、中世纪的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制度分析发现，那些决定着各类企业家行为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则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存在着巨大的变化。而不同经济体之间游戏规则的变化也改变着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换言之，社会的游戏规则决定企业家活动的相对报酬。规则的变化可以引导企业家的努力向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因为他们的潜在报酬和激励发生了变化。这一观点对于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含义。具有制度框架的司法体系如果没有对生产性企业家才能提供充足的激励和报酬，那么将在创造财富和经济繁荣方面遇到困难，而且会发现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另一方面，创造制度和法律环境的司法体系如果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和报酬给生产性企业家才能，则可以看到更多的财富创造和更高的经济增长。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制度条件鼓励非生产性或破坏性活动，那么更多的企业家才能意味着更少的繁荣。社会的报酬结构引导企业家才能向不同类型的活动——生产性、非生产性或破坏性活动——进行配置。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企业家精神的实施是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的、还是破坏性的。

因此，鲍莫尔认为如果企业家才能可以被认为是寻求地位，不考虑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那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企业家到底以什么方式行动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改变决定了报酬结构的改变，从而可以改变企业家活动的性质，有时候是根本性的。在现实中，制度的各个方面与企业家活动的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之间的互动高度复杂，正式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规则的使用防止非生产性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使用激励推动生产性行为。因此，鲍莫尔的核心观点是：不同时期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各种游戏规则而不是企业家的供应，正是游戏规则决定企业家资源的配置以及对经济的最终影响。

3.政府政策（制度）影响的是企业家才能的配置而不是供给

从政策角度看，如何促使一个企业家才能供应不断增加的局面，从而释放该国的经济活力，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当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理论经济学家在关注，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也在关注这些问题，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问题非常复杂。鲍莫尔认为，企业家才能的总供给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不变，可以考虑不去关注企业家运用的手段和他做出决策的过程，也不需要耐心等待缓慢的文化变迁，从而找到将企业家活动调整到更具生产性目的的措施，代之以强调决定其行为的报酬因素。

这样的理论分析对于政策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关注经济增长的社会而言，要提高生产力，关键在于对生产性企业家的鼓励。在充分利用当前社会道德和心态所提供的可能性前提下，如何通过修改现行的报酬体系来刺激增加企业家活动的数量和强度，并且使它运用到更具生产性的方向。因此，恰当的制度设计和政府政策更可能影响创业活动的有效分配，而不是影响创业的供给。这些制度包括贸易制度、财政制度、货币制度、政府干预程度、投资制度、劳动力制度、商业制度、产权保护、金融制度、预防腐败等。

4.鲍莫尔企业家才能理论的主要贡献及政策含义

第一，对于熊彼特理论的扩展是鲍莫尔的主要贡献。他提醒那些创业研究者、实践活动者以及政策计划制定者，企业家精神活动本质上是不是“好”的，需要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整个活动进行分析。鲍莫尔为检验决定企业家才能配置的激励结构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鲍莫尔对于熊彼特理论的扩展提出了公共政策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影响创业活动分配的主要政策可以被观察、描述，可以被进一步修正和提高。他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改变决定创业活动的规则，而不是企业家的目标，即不是去试图控制、形成或影响人的本性。

第三，过去的研究认为企业家才能无法置身于普通的、以正式的最大化计算为基础的新古典分析之中。但鲍莫尔认为，可以将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资源进行配置，资源配置理论对于企业家才能这一投入品同样适用，并且决定其配置的关键因素是它被用来从事各种不同活动所得到的相对回报。因此，鲍莫尔将企业家才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使得新古典配置机制本身摆脱了对一个经济发展关键角色的纯静态分析，将静态的和跨时期的经济绩效分析更加统一起来。

第四，鲍莫尔理论的政策含义很明显：政府政策（制度）影响的是企业家活动在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方面的分配，而不是影响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的供应，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相对报酬结构和激励产生的。因此，政府不是集中于扩张政府的计划，如对于贷款的补助、劳动力的教育、提高创业投入来培养生产性企业家才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更好的方法是通过对政府进行制度改革，包括约束或减少政府的作用、降低非生产性和破坏性企业家才能活动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