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艺术的三次大发展

年画是中国传统的美术画种，也是和民间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一种造型艺术。年画是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的，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它的题材符合老百姓的意愿，表现的内容迎合了广大民众的心理，故受到广大民众的深深喜爱，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年画艺术曾经经过三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明末清初时期。明末时期，小说、戏曲插图的勃兴对年画的发展有很大促进，寓意吉庆祥瑞和表现民间风俗的内容得到重视，年画的创作印制和购买张贴逐渐发展为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活动，一些年画的典型题材，如“一团和气”、“八仙庆寿”、“万事如意”等已趋于定型。饾版拱花技艺的发明，使年画的印制更为丰富多彩。中国年画在数百年的发展流传过程中，陆续形成了若干个相对集中的中心生产地。各个中心生产地之间在技术上既有交流，同时又适应着各地的风俗习惯，在题材和形式上保持着各自的风格特色，并且对周边地区的年画生产以巨大的影响。年画的几个最重要的创作基地，如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和苏州桃花坞，也均在这一时期开始渐趋成熟。杨柳青位于天津近郊，这一带市肆遍布、交通便利，为杨柳青年画的流传提供了特定的地理条件。杨柳青年画在明代万历年间即有印制，由于制作精良，清代进贡于宫廷，成为年节宫廷的必备用品。在进宫动力驱使下，画坊聘请画家作稿，精工细琢遂成为杨柳青年画的一大特色，雅俗之间得到很好平衡。在此同时，题材面也随之开阔起来。年画已不仅是年节中所需要的反映家庭团聚、欢乐祥和、发财致富、敬天地鬼神之类的画张，而是具有了一定的历史面和深度的作品。明末姑苏刻书业的兴起，为年画发展打下了基础。苏州一带物产丰富、生活富庶、环境优越、人才荟萃。江南运河的畅通、市镇的兴起、商业的繁荣、文化的发达，为桃花坞年画的繁荣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清乾隆年间人称盛世，此时的苏州，商贾云集、百货充盈，桃花坞年画由此进入最繁盛时期，并以宏大的场面、雄伟的气势表现城市的繁荣景象成为其主要特色。清康、乾年间国泰民安的社会局面，为年画的大规模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通俗小说和戏曲的风行，为年画作坊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年画匠人们据此创作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和演义小说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这也成为清代年画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表现形式上，由于受到利玛窦和朗世宁等传入的西洋绘画风格的影响，西方明暗透视技法在年画创作中开始得到应用，有的作品在画面上还刻印上了“仿泰西笔意”等字样，年画也因此成为清代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第二次大发展是清末民初时期。当时，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国内外各种矛盾日趋激化，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文化得到畸形发展，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作为这种社会激变最前沿阵地的上海，小校场年画恰在此时脱颖而出，焕发出奇异的神采，清末民初时期也因此在传统年画的发展史上成为最后一个繁荣阶段。当时上海旧校场一带经营年画的店铺工场有几十家之多，俗称年画街，最负盛名的年画庄有飞影阁、吴文艺、沈文雅、赵一大、筠香阁等。这些店铺除由民间艺人生产传统年画外，还聘请上海知名画家周慕桥、何吟梅等参与年画创作，生产以反映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场风俗为题材的作品，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旧校场年画”。这些年画多取材民众普遍关心的事物景观，充满生活气息，迎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堪称年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上海也因此成为当时江南一带最大的年画生产基地和贸易市场。进入民国，世风嬗变，工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加之新的印刷技术和美术技法的引进和推广，大量石印年画成为主流形式，尤其以郑曼陀、杭稚英为代表的月份牌年画，以其色彩艳丽柔和，形象细腻逼真而广受欢迎，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年画风景”。月份牌年画的应运而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木刻年画向石印、胶版印制的发展。第三次大发展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晚期。当时十年“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人心思定，而社会文化娱乐活动则相对单调，年画艺术恰逢其时，得到蓬勃发展。无论是领袖人物、英雄模范，还是山水名胜、花木走兽，无论是历史题材、神话传说，还是当代先进、普通百姓，都纷纷登上年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极一时之盛。当时全国出版的年画品种每年有5000种左右，印数达到8亿张之多，成为城乡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但这一切俱已成为过去。沧海桑田，时至今日，年画已被无情地搁浅在信息社会的岸边，那些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容光也已成了美丽的回想。

20世纪40年代上海马路上的月份牌摊

小校场年画代表作之一《合家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