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绝对贫困一样，相对贫困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风险。当个人或家庭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时，同样需要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帮助，政府也有必要构建预防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社会政策体系。因此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是想要确定相对贫困者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并提出应对策略。从社会风险的角度来看，相对贫困概念并不仅仅是指收入低，更重要的是社会风险规避机制（即社会政策）的缺失。不管是从个人还是国家的角度来看，只有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才能够很好地预防和化解相对贫困风险。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城市相对贫困者的社会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收入角度来看，比较典型的相对贫困家庭并不是几乎没有收入。相反，他们可能有一定的收入来源，但是他们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这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收入过低型。例如，很多城镇劳动者即使全职工作也往往只能达到绝对贫困线，却无法超过相对贫困线。二是收入单一型。如果一个家庭完全靠一个人的收入支撑的话，在城市生活无疑是非常辛苦。尤其是当家庭规模偏大，出现上有老下有小情况时就更加艰难。由于收入单一，很多低收入家庭遇到的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出来。例如，随着小孩的逐渐长大，增加教育支出很容易导致家庭生活质量恶化。三是收入不稳定型。收入不稳定实际上比收入单一更令人不安。如果收入单一还有一定安全保障的话，那么收入不稳定可以让人觉得随时都可能陷入贫困，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为将来储蓄。不稳定的收入会让这些家庭有钱不敢花，有病不敢治。因此，这种收入上的不确定性无疑会放大贫困者的社会风险。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收入的不稳定性可能造成一些家庭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消费方式却与绝对贫困者类似。
第二，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典型状况：一是相对贫困者大都是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他们的工作时间不稳定，容易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由于非正规就业的原因，在职的相对贫困者不仅收入低而且大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也较少拥有建立在劳动合同基础上的社会保险等收益。另一类相对贫困者的问题在于家庭就业结构，例如只有丈夫/妻子一方有收入，或者单亲家庭。在现代社会，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大势所趋，这不仅是女性权利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女性参加工作能够显著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家庭中如果只有男性一人从事收入性工作，不仅会降低家庭总收入而且还可能因为单一的经济来源中断使全家陷入贫困。
第三，从医疗卫生状况来看，相对贫困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医疗保障。目前我国是医疗资源分配比较不公平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改进绩效》报告中，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进行的绩效评估的结果显示，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被排列在第188位，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尽管近年来我国政府正在努力重新构建公平共享的医疗卫生体制，但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目前我国城市还存在大量的缺乏医疗保障的低收入群体。例如，农民工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正规就业者。缺乏医疗保障的低收入者由于没有参加医疗保险，使得他们疾病风险抵御能力非常差，一些人甚至陷入“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
第四，教育体制改革让家庭承担了更多的教育成本，加重了城乡居民的教育支出负担，特别是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家庭教育支出增长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比高收入家庭要大得多。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并不大，因此教育支出的增加对其家庭日常消费的影响不大。而对低收入者来说，教育支出不仅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较大而且具有刚性特征，因此教育支出的上涨必然会削减其他消费支出，从而增加了他们陷入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的风险。同时，贫困者由于无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会进一步制约他们摆脱贫困的能力，从而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之中。
第五，1998年住房货币化改革以后，由于大部分居民需要自己购房，加上房价上涨，使得住房开支成为镇居民家庭最重要的支出。对于相对贫困家庭来说，由于其家庭收入通常高于绝对贫困线，因此无法申请廉租住房。在高房价下，相对贫困者很难买得起商品房，而经济适用房供应有限又难以申请成功，这使得他们的居住条件往往很糟糕。另外还有一些购买了商品房家庭，由于偿还住房贷款占据他们总收入的比例非常大，从而恶化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从以上对相对贫困者的社会风险分析可以得到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即社会风险的形成—→社会风险的表现—→社会风险的化解，具体分析框架见下图。
图1-1 理论分析框架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0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方网站，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200801/20080100009382.shtml，2009 年4月16日。
[2]新华网：《我国“两个确保”工作进一步落实》，2002-10 29，16：40：19。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210/29/content＿612065.htm，2009年4月16日。
[3]Daponte，Beth，Seth Sanders and Lowell Taylor.“Why do Low－Income Households Not Use Food Stamps？”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Vol.34，No.3，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9，pp.612 628.
[4]迈克尔·希尔：《理解社会政策》，刘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页。
[5]熊跃根：《论国家、市场与福利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政策理论发展及其反思》，《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6]丁建定：《社会政策概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关信平：《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原理》，引自杨团、关信平：《当代社会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0页。
[8]张秀兰、徐月宾：《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转引自杨团、张秀兰主编：《当代社会政策研究Ⅱ》，中国劳动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159页。
[9]郑功成：《科学发展与和谐共享：民生视角下的和谐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
[10]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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