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变动趋势预测

（一）经济活动人口的概念

实际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可用经济活动人口的指标来考察。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的定义，经济活动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为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提供劳动力供给的人口，包括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23]。

根据我国统计制度，我国从业人员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包括全部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私营业主、个体户户主、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农村从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包括民办教师、宗教职业者、现役军人等）^[24]。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16岁以上非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离退休人员和养老金享受者、未参加社会生产活动的自食其力人口、其他无就业愿望的被赡养人口^[25]。

（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

各国关于劳动年龄的劳动统计制度的普遍做法是：以15岁或16岁为劳动年龄下限，但不设劳动年龄上限。我国现行劳动统计制度以16岁为劳动年龄下限，不设上限。为了便于与国际统计口径相衔接，本书将15岁人口计入劳动年龄人口。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分别为66953万、81976万、97608万、111727万，其中，15—64岁人口分别为62003万、75662万、88798万、99843万。可见，198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三）我国劳动参与率变动

1．劳动参与率的概念

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简称LFPR）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从而，经济活动人口可用劳动年龄人口（Working－Age Population，简称WPOP）和劳动参与率LFPR来推算。t时刻的经济活动人口N（t）的公式为：如果考虑到劳动者的年龄结构，经济活动人口可表示为：

其中，Pt（x）为t时刻年龄组x的人口数量，rt（x）为t时刻年龄组x的劳动参与率^[26]。

2．1982—2005年劳动参与率的变动

南亮进和薛进军^[27]以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为参照基准，推算了我国1949—1999年的经济活动人口。他们采用的方法是：以历次人口普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据为参照基准、将其他年度数据同统计局公布的相应数据相连接，采用直线插入法推算我国分性别劳动年龄人口，然后以人口普查和人口调查年度的劳动参与率为基准，并对这几个年度分地区的劳动参与率与产业化率进行回归分析，据此推算其他年度的劳动参与率。在此基础上，马忠东、吕智浩和叶孔嘉^[28]利用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对1990—2005年的劳动参与率进行了估算。这两项研究对劳动参与率的估算略显不足之处在于，作为分子的经济活动人口为16岁以上人口，而作为分母的劳动年龄人口为15岁以上人口，两者未能使用统一的数据口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9]在2011年采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将人均GDP、实际GDP增长率和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等考虑在内，对中国1982—2008年的劳动参与率进行了估计，并采用综合了多个模型的加权方法对2009—2020年劳动参与率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参照美国数据的相应比例系数，对15—1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进行了调整。

上述三项研究推算的具体劳动参与率数值有一定的差异，但反映出的我国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本书将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参与率估算结果的主要特点作简要分析。

首先，我国的总体劳动参与率已出现下降趋势。如图5．1所示，在1982—2005年期间，我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逐渐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在20世纪80—9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个明显上升过程，然后开始逐渐下降。总体劳动参与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但仍保持在70%以上。

其次，我国人口的年龄别劳动参与率结构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倒U型结构。图5．2和图5．3分别为我国男性和女性各年龄组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状况的变化趋势。15—24岁为接受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年龄段。在1982—2005年期间，这一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有了明显下降，而且趋于一致。这表明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逐步提高，而且男性和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趋于平等。25岁以上的男性劳动参与率在此期间保持稳定。同样，25—34岁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比较稳定。而35以上的女性参与率在1982—1990年有明显提高，然后趋于稳定。

图5．1　劳动参与率总体水平变动（1982—2005年）

图5．2　男性年龄别劳动力参与率估计（1982—2005年）

图5．3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估计（1982—2005年）

3．2010—2100年我国劳动参与率设定

本书假定2010—2020年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预测结果。参照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1990年以来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的水平及变动情况，本书设定了2010—2100年我国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数值（详见表5．1、表5．2）。此外，本书假定同年龄组劳动者每周工作小时数为常数。

表5．1　2010—2100年我国的男性劳动参与率设定

续　表

表5．2　2010—2100年我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设定

续　表

（四）经济活动人口变动预测

1．2010—2100年变动趋势

本节结合第四章20个人口预测方案的结果，根据上述劳动参与率参数的设定，应用公式（5．4）对2010—2100年我国经济人口进行推算。

在此，本书选取第四章人口预测方案中比较典型的方案1、方案2、方案3、方案9和方案20来说明2010—2100年我国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动趋势，如图5．4所示。其中，方案1假定这一时期的生育率一直保持2010年的水平不变。方案2为联合国人口司的中方案预测。方案3假定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1．395逐步上升到2020年的更替水平，此后保持不变。方案9假定总和生育率从2010的1．395逐步上升到2050年的更替水平，此后保持不变。方案20为联合国人口司的低方案预测。

图5．4　经济活动人口变动预测（2010—2100年）

在2010—2024年期间，各预测方案得出的经济活动人口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其中，本书设计的方案1、方案3和方案9得出的经济活动人口变动情况几乎完全一致，而联合国人口司预测的方案2和方案20得出的经济活动人口变动情况则在2010—2029年几乎完全一致。如图5．4所示，方案1、方案3和方案9的经济活动人口都是从2010年的8．25亿上升至2015—2019年的8．35亿，然后开始下降，到2020—2024年降至7．74亿左右；方案2和方案20的经济活动人口都是从2010年的8．25亿上升至2015— 2019年的8．48亿，然后开始下降，到2025—2029年降至8．02亿左右。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生，即目前的生育率对2010—2024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目前生育率水平及其变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在2030年以后将逐步显现。

在2025—2049年，各方案预测的经济活动人口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各方案生育水平差异所引起的经济活动人口差异开始逐步显现。方案3的生育率上升至更替水平的时间最早，因此，2040—2049年的经济活动人口开始多于方案1和方案9。由于方案2预测的2010—2024年生育水平高于其他方案，其预测的2025—2049年经济活动人口也多于其他方案，从2030年开始逐渐多于方案20，到2045—2049年降至6．84亿左右。由于方案1、方案9和方案20预测的2010—2024年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这一时期这3个方案的经济活动人口下降较快。

在2050—2100年，方案3和方案9得出的经济活动人口趋于稳定，而方案1、方案2和方案20得出的经济活动人口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由于方案3和方案9的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就保持不变，这两种方案预测得出的人口数量和结构最终都趋于稳定，从而其经济活动人口也相应地趋于稳定。方案3的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的时间比方案9早，所以，方案3达到稳定人口后的经济活动人口数量也比方案9大。在经济活动人口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的三个方案中，方案2的下降较为平缓，方案1次之，方案20的下降幅度最大。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生育率的差异造成的。

2．2100年经济活动人口预测

本节结合第四章20个人口预测方案的结果，根据本节劳动参与率参数的设定，应用公式（5．4）对2100年我国经济人口进行推算。各方案得出的预测结果如表5．3所示。从表5．3可以看出，2100年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取决于2010—2100年的生育率水平及其变化。在20个人口预测方案中，生育率水平一直较高的方案3在210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最多，为6．2亿。生育率水平一直较低的方案20在210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最少，为2．46亿。

表5．3　2100年经济活动人口预测

注：（1）表中各预测方案即第四章人口预测方案；
（2）方案名称后的括号内数字表示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的年份；
（3）方案编号后的括号内文字为该方案的简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