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市场文明向何处去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资源能源密集型的(农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以重工业为主导,以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高度工业化为目标。更注重速度、产量与产业大全,而忽视或轻视质量、效益与环境问题。对自然一味索取、轻视生态后果、忽视生态建设、“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成为一时口号。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调整,如重视轻工业、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更注重质量与利润,但对资源过度损耗与生态效益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进入90年代后,随着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生态环境形势越来越严峻。水质急剧退化,大中城市空气与水污染不断加剧,垃圾、农药、化肥等污染严重,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和草地功能衰退等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高耗、重污、粗收益的工业发展与消费模式难以为继,生态文明建设被提上了紧急日程。

从水环境质量看,2001～2007年间,根据监测断面综合分析,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七大流域干流地表水水质52%以上(超过Ⅲ类标准),已经不宜作为饮用水水源,20%(超Ⅴ类)以上的地表水无任何利用价值。其中,2004年后急剧恶化,26.1%的地表水丧失了使用价值。海洋水质四类、劣四类以上的约占35%。2004年与2005年,15个和18个海洋生态监控区监测表明,主要海湾、河口及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均处于不健康或亚健康状态。2004～2008年间,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的分别为16.9万、13.9万、14.9万、14.5万、13.7万平方公里,其中,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的分别约为3.2万、2.9万、2.9万、2.9万、2.9万、2.5万平方公里。2003～2006年间赤潮次数年均达97次以上。年均2 512多万人出现了临时性饮水困难。

表11-1　2001～2008年间七大流域水质分析

数据来源:2001～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空气与声音环境质量看,2001～2002年间空气质量未达三级(二级以上为优良)的城市占所监测城市的32%。2003～2008年间,空气质量劣三级的城市占所监测城市分别为26.75%、21.32%、8.80%、9.12%、2.87%、1.35%。2001～2002年间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未达标的占监测城市的14.9%与49.5%。2005～2008年间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属于污染的分别占监测城市的35.7%、31.2%、29.3%、28.3%。

从能源耗费看,2001～2008年间能源消费总量不断上升,万元GDP能耗也保持在年均1.35(其中,2001～2006年年均1.45,2001～2005年年均1.50)吨标准煤以上。其中,2004年达到峰值,为1.58。此后持续下降,2008年降至1.03,年均下降约0.14。

表11-2　2001～2008年间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摘要

数据来源:2001～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11-3　2001～2008年间能源耗费调查摘要

注:2008年万元GDP能耗数据系据统计公报公布的降幅(4.59%)推算。
数据来源:2001～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土地消耗看,2003～2008年间耕地面积净减少量虽然呈急剧下降趋势,但耕地面积仍属于净减少。2005年人均耕地面积为0.101 18公顷(1.12亩)。

表11-4　2001～2008年间耕地面积净减少量

数据来源:2003～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生态风险看,2003～2008年间自然灾害年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据保守估计,都应在2 000亿元以上,2008年则高达11 752亿元,仅“汶川大地震”一项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8 523亿元。

传统工业化,虽然空前地提高了人类整体上的生活福利,但环境问题的规模也大大增加,而且风险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与不确定。环境史家玛丽·科利斯·珀尔指出,过去,人们总是乐观地认为欧洲工业革命结出了许多硕果,而现在人们则开始关注其代价,那就是土地、空气和水的污染,原始土地和群落的丧失,以及工农业生产与赖以资源为生者对资源的争夺。^[1]从下述数据来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化模式在我国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必须找寻新的经济发展道路。21世纪开始以来,新工业化思潮在我国兴起^[2],但显然还没有得到坚决落实。新工业化要求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新工业文明社会,实现从工业市场文明向生态市场文明的过渡。

表11-5　2003～2008年间灾害所致的经济损失

数据来源:2003～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