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之光：旧中国的体育影像
第一节 苦难中勃兴的旧中国体育电影
1895年12月28日，电影正式诞生之后，体育与电影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屏幕上一对好伙伴。而且早在1891年，爱迪生公司的威廉·K·L迪克逊和威廉·海斯就联手导演了《拳击的人》（Men Boxing），尽管这只是一部时长仅有1分钟的19mm短片，但却比电影的诞生还早了四年，也成为了体育影像记录的鼻祖。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就拍摄了介绍体育、军事体育的教育电影，为传播西方体育、普及体育知识提供了最为形象的载体，上世纪30年代随着电影技术改进和体育知识传播的需要，孙明经在金陵大学拍摄的体育科教电影为我国的体育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以当时电影界“桂冠诗人”著称的孙瑜导演拍摄的《体育皇后》为代表的体育故事片，则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艺术高峰，直到今天，《体育皇后》仍是研究上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不可忽视的范本。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兴盛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这个时期创作的众多电影不但奠定了中国电影的基本规则、主要方向，并且在电影风格上与世界电影潮流接近，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不管是在默片规则化、丰富化方面，还是在有声片电影语言探索方面，中国民族电影都取得了不少成绩。沿着我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来看，从晚晴时期到民国，内忧外患频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体育和电影都没有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体育电影功能和作用的发挥难免有所局限，但当时为数不多的体育电影终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去了解世界、审视国家民族命运、探求自身存在的意义，体育影视的社会价值得以初步体现。
一、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体育科教电影
在1953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前，中国并没有科教电影的说法，而只有教育电影，本书中的体育科教电影就是指体育教育电影。开创中国科教体育电影的是商务印书馆。1918年，商务印书馆在模仿拍摄了几部影片之后，便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拍摄影片。
（一）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开端
从1918年开始，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比较广泛地开展了摄制各类影片的活动。在“商务”的教育片中明显地体现出提倡新学、传播科学知识、倡导教育文化的方针，这在“五四”以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难能可贵的。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拍摄体育科教电影，主要有《女子体育观》（一本，1920年）、《技击大观》（二本，1921年）、《陆军教练》（五本）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拍摄的教育电影《女子体育观》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体育科教电影。从影片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些‘教育片’都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而摄制的。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往往与该馆所出版的教科书相呼应，而且影片的放映，也常常是配合某些讲演、宣传和报告来进行”。虽然上述的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毁于1932年的“淞沪会战”，但坐落在闸北区天通庵路口的商务印书馆无疑是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鼻祖，不过，真正产生重要影响的体育科教电影还是上世纪30年代孙明经在金陵大学拍摄的系列科教电影。
（二）20世纪30年代中国体育科教电影
1．“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推动科教电影的发展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直接推动了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大发展。1932 年7月8日，曾在巴黎学习研究过电影，同时还是当时管理中国电影最高官员的共产党员郭有守，与另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陈翰笙，联合90位中国当时最重磅的学者及政府官员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从此，以“协会”为平台发动了影响巨大的“中国教育电影运动”。这个以当时知识界人士为主，成立于南京，并在上海、杭州、青岛等地设立分会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并不仅仅是一个专门从事科教电影事业的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传奇人物，郭有守创建了在全国范围内大、中、小学和在民众中推广的“电影教育”的具体办法，并在恩师蔡元培的支持下，郭有守发表了一份当时对电影业来说具有纲领性作用的文件《电影事业之出路》。对于体育事业来说，这也是一份值得关注的文件。因为在这份文件中，郭有守指出：“电影要用来宣传推广全民的体育运动，用体育使全中国的民众人人‘强健’”，但推广郭有守理念的是他的学生孙明经。[1]
2．孙明经与体育科教电影
1911年生于南京的孙明经，5岁开始学习摄影，11岁就立志要成为一个研究电影的学者，他创办了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专修科”，并在蔡元培和郭有守的安排下，担任“教育电影摄制推广委员会”副主任兼摄制部主任，这直接促使孙明经拍摄了大量的“唤起民众”的电影，其中包括批量的体育电影。由孙明经本人持机摄制的电影达63部之多，其中“体育电影”共10部。1936年，孙明经摄制了5部与体育有关的教育电影。在这些电影中，《女子体育》、《健身运动》、《国术》三部电影完全为体育电影，其余两部为《校园生活》和《首都风光》，都记有体育方面的内容。
（1）《女子体育》（1936年，16毫米，黑白无声片）纪录了金陵女大的学生身着上白下黑的运动装、做集体体操、拉弓射箭、排球比赛以及8人手拉手旋转、用脚捻石子等体育活动的情景。影片反映了金陵女子大学对体育的重视，金陵女大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高校是首屈一指的，全校只有一门课程是4年必修的，那就是体育。当年金陵女大提倡金陵精神培养的女生，不仅德才兼备，还要有健康的体魄，端庄优雅的仪态。[2]
（2）《健身运动》（1936年，16毫米，黑白无声片）纪录了东吴大学学生表演男子体操、双杠、鞍马、个人体操、女子射箭等体育竞技项目的情况，当时东吴大学的体育教育闻名全国，1903年东吴大学就已建有诸如“健身会”、“踢球班（足球队）”、“篮球班（队）”、“网球会”等多种运动组织，1924年东吴大学又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联合创办了东吴大学体育专修科。[3]20世纪30年代，当时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中国要国富民强，就必须大力开展体育锻炼运动，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南京教育部委托金陵大学理学院拍摄了一批有关体育教育的电影，孙明经则将金陵大学、金陵女大、东吴大学的体育教育作为范本向全国推行，这些影片当时曾在全国很多大中学校轮番放映，[4]这些体育影片重现了中国早期现代体育教育活动的风貌。这对体育教育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首都风光》着重纪录了南京新建的一批体育设施和民间各种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体育活动，影片中孙明经的夫人吕锦瑷划船的一段镜头，成为表现当时代表中国“新女性”的经典镜头。[5]
（4）《校园生活》则纪录了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们开展的包括种种体育活动在内的学生活动，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女大学生身着运动装，在篮球场上奔腾跳跃、矫健的身姿，甚至还能看到老师带着学生在草坪上户外课的情景。[6]但自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直到抗战胜利，孙明经和几乎所有中国电影人都失去了拍摄体育电影的机会。
二、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体育新闻纪录电影
（一）20年代的体育时事新闻纪录片
在上世纪20年代初拍摄了几部体育时事新闻片，如《东方六大学运动会》（1本）、《第五次远东运动会》（3本）、《约翰南洋比赛足球》（1本）、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之初拍摄的《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这些体育时事新闻片纪录了当时上海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二）30年代新闻纪录片新发展
在上世纪30年代，体育新闻纪录片获得新发展，主要表现是影片长度增加，而且出现了多集体育新闻纪录片。如联华的4集体育新闻片《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1935年），天一和明星也拍摄了纪录这次运动会的同名新闻纪录片。以体育比赛为内容的新闻纪录片还有：天一的《中外足球比赛》（1931年）、《全国运动会》（1933年）、联华的《十三英里长途竞赛》（1932年）、电通影片公司的《欢迎马来亚选手》（1935年）等。[7]
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体育故事电影
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以上海为中心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这期间体育电影也没有缺席，一共摄制了《一脚踢出去》、《二对一》、《体育皇后》和《健美运动》以体育为题材的电影，虽然今天看来这些影片还略显稚嫩，但从丰富中国电影类型的角度来看，它们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体育皇后》在艺术创作上到达了一个高峰，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
（一）影片内容介绍
《一脚踢出去》：中国第一部体育电影
内容简介（导演：张石川、洪深；公映时间：1927年；摄制单位：明星影片公司）：《一脚踢出去》是我国最早的体育故事片，它是以当时的上海远东足球队与居住上海的外国侨民足球队所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为故事题材编写而成的。吴珂与张诚为大学同学，两人相互爱慕。周鉴对吴珂也有爱意，故对张诚心存妒意，他极力推荐张诚做了平民义校的筹款主任。在吴珂的帮助下，张诚的义校终于办成了，张诚声名大振，于是飘飘然起来，对于吴珂渐渐疏远了，而吴珂对于张诚始终不离不弃。张诚穷于交际，花费甚多，时常向周借款。在一场足球赛中，周又以借款为名逼迫张诚踢假球，在吴珂的鼓励下，张诚终于赢得了比赛，找回了自己。张诚与吴珂重归于好。
《一脚踢出去》剧照
2．《二对一》：第一部中国有声体育电影
《二对一》剧照
内容简介（导演：张石川；公映时间：1933年；摄制单位：明星影片公司）：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体育电影，主演由龚稼农担任。影片讲述了国内常胜足球劲旅华光足球队，队长余家禄之妻陈爱华亲手绣了一面“华夏之光”锦旗，勉励全队保持常胜荣誉，提高中国足球之国际地位。交际花李绍芬、范丽芸仰慕足球队员英俊健壮的体魄，通过男友周洁夫介绍与王维达、徐健等队员相识，常邀队员们跳舞作乐。交际皇后维娜则对余家禄表示特别好感，陈爱华担忧队员 们迷恋玩乐影响球艺，劝说家禄重视锻炼。周洁夫见队员亲近女色，预料这一定会影响球艺，于是利用华光队比赛胜负与人进行巨额赌博。为实施其牟利诡计，洁夫唆使交际花们以色情迷惑足球队员。陈爱华为了华光队前途，采取釜底抽薪办法，亲访李绍芬，要其疏远队员，不料反遭羞辱，李绍芬促使维娜进一步迷惑家禄进行报复。华光队将以中国国家队名义参加国际足球比赛，比赛前夜，周洁夫以每人千元报酬，要交际花们将足球队员迷乐一宵。比赛开始，华光队果然输了一球。李绍芬见陈爱华咯血晕倒，钦佩其情系球队荣誉，自己又真心爱着维达，终于良心发现，于下半场开始前向队员们揭露周洁夫阴谋。余家禄和队员们深为感动，上场奋力拼搏，连获二球，以二比一战胜对方，保持常胜荣誉。
《体育皇后》海报
3．《体育皇后》：体育电影的艺术高峰
内容简介（导演：孙瑜；公映时间：1934年；摄制单位：联华影业）：1934年由联华影业出品的黑白默片《体育皇后》是中国早期最著名的体育电影。该片以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为叙事背景，描写了出身豪门但在乡间长大的姑娘林璎，被接到城里后，进入女子体育学校，因短跑成绩优良，逐渐成了体育场上的名手。在一次全国性比赛中，她连续创造50米、100米、200米的新纪录，于是报界的吹捧、名人的恭维纷至沓来。一位不怀好意的“体育家”对她大献殷勤、阿谀奉承，她渐渐自满，成绩渐渐退步，但在教练的帮助下，她又 取得了新的成绩，一次她目睹了一个为了争夺冠军不顾一切参加比赛的女运动员在比赛中猝死，幡然悔悟，毅然决定放弃“体育皇后”的宝座，去从事真正的体育运动。主演黎莉莉是孙瑜导演全力打造的“体育皇后”，黎莉莉早在默片时代就是大明星，而且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明星，她健康活泼的形象一扫当时中国银幕上太太小姐们的脂粉气以及中国女性柔弱的形象。事实上，生活中的黎莉莉是短跑冠军，赛场上身姿矫健动如脱兔，不仅如此，她还是运动全能的摩登女郎，游泳、篮球、网球、骑马、跳舞样样精通，出于对体育的热爱，她甚至很想嫁给运动员。
4．《健美运动》：女性平等与体育救国
内容简介（导演：但杜宇；公映时间：1934年；摄制单位：上海影戏公司）：影片讲述一个时代女性每天都早早起床去做早操，她还鼓励父亲多做运动。这名女性是一个新闻记者，她在电台宣传健美运动并讲到了人类历史中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原始社会，女性和男性同等地位；到了封建时代，女性地位下降，处于受男性压迫的地位；到了近代，女性为了经济疲于奔波，女性的健康和地位处于危险境地。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当中，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强身健体必须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女记者的演说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她的父亲接受了女儿的建议，每天早晨开始锻炼身体。
但杜宇照片
这四部体育影片都蕴藏着“体育救国”的政治寓意和较高的艺术造诣。《一脚踢出去》作为第一部体育故事片，是中国电影在体育题材拓展方面的拓荒者，这与导演张石川一贯的电影创作风格是分不开的。尽管由于历史原因，电影界对张石川，这位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的评价毁誉参半，但谁也无法否认他创作的影片题材类型多样，故事性强，导演手法平易朴实，通俗易懂，很受小市民观众欢迎的事实。《二对一》表现出来的体育民族精神让人振奋，使观众在观赏影片时感受到体育的真正魅力。《体育皇后》集中体现了导演孙瑜个人理想和美学趣味。1932－1935年，创作激情高涨的孙瑜4年间拍了包括《体育皇后》在内的6部电影。在“复兴国片”的理想下，孙瑜创造出独具 一格的“浪漫写实”的艺术风格和影像风格。孙瑜在片中给予了“体育救国”的理想，倡导不仅要启蒙心智，还要强健体魄，再次在银幕上塑造出了活力四射、健康向上的女性形象，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美学风尚。[8]
（二）20世纪30年代中国体育电影兴起的社会考察
现代体育的引入，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全国性运动会的多次举办，将体育和国家形象的建构直接联系起来。20世纪20年代末，曾经风行一时的武侠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走向了没落，时代的发展和风潮的改变，使得人们已经不再为武侠的“天马行空”或“乱离神怪”所吸引，而期望着一种新的审美样式的出现和对现实的关照。[9]中国体育电影第一次高潮便在这种时空背景下应运而生。
1．“体育救国”思想的隐喻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列强纷争、战火四起的动荡年代，西方的经济危机同时蔓延到中国，经济凋敝，工业停顿，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广大底层民众在穷困和屈辱中痛苦挣扎。置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开始加速，对于遭受巨大灾难的中国来说，“东亚病夫”的称号给国人锥心刺痛。“体育救国”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共识和关注。[10]民族国家要建立强健的个人身体，反过来，个人身体也是民族国家身体强健的隐喻。以孙明经拍摄的系列体育科教电影、孙瑜拍摄的《体育皇后》为代表的体育题材电影，不仅仅受到来自于西方强势文化的浸染，更多的是对国家长期以来关于贫弱挨打局面的深刻反思。从这些体育影片中可以看出，“体育异化”事件背后所透露出的是对国家危难的担忧，以及国人对寻找救国途径的梦想。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文化强烈影响着体育电影的题材创作，体育影片更多的表达了人们对时代的关切。如在《体育皇后》中，孙瑜将第五届运动会虚化为“第二十三届远东预选会”，精心设计了各省会旗进场的段落，当哈尔滨、辽宁、黑龙江、热河这四个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省旗飘扬在空中时，镜头直推观众席上一位老者，将他凝重的神色、含泪的眼睛与飘扬的会旗对切，国家危难的现实昭然于银幕，激发起观众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内心呼声，指出国家民族的强盛才是发展体育事业的立足之本。孙瑜还借片中人物，以迸发的激情大声疾呼“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精神！有青春的朝气，然后有奋斗的恒心！任何民族自强的原动力，就是健全的身体”，从而将体育盛衰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赋予影片深刻的现实意义。[11]
2．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电影制片公司都集中在上海，当时国产片市场基本上被三大制片商即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和天一影片公司占据。其中，“联华影业”公司属于新派，其“新”的特点首先在于它是当时被视为新电影的左翼电影出品中心之一，那些今天被视为经典、一般观众所熟知的左翼电影，很多都是出自“联华”同仁之手。[12]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取得杰出成就与左翼电影运动有直接关系，左翼电影运动有组织、有目标、有宣传、有实践，它改变了电影创作的倾向，显示了进步电影的主导地位，它确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对过去脱离现实生活、宣传侠道精神的商业电影给予了反驳，倡导关注现实、反映社会时代精神的创作，真实生活内容得以复现，电影创作的质量大大提高了。[13]左翼电影作为当时主要的电影类型之一，基本特点是反抗强权势力和强力阶层、宣扬革命意识尤其是阶级斗争、同情和歌颂以底层民众尤其是工农阶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对社会现实提出强烈批判，有时甚至不惜牺牲生活真实，忽略影片的艺术特征。面对落后的体育事业、孱弱的民族体质，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声疾呼，希望尽快改变中国近代体育起步晚、水平低、发展慢的落后状况。在《体育皇后》中，孙瑜以敏锐的艺术视角既描写出运动会的隆重兴盛，更揭露出运动会背后的国家危难。
3．现代文明生活的展示
在上海这个世界性港口城市，中华民族一直为赢得世界尊重而不断努力。从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现代化进程来看，充满现代意识的新生产方式、新生活节奏、新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于都市生活的浸染，30年代的体育其实已不仅是民族主义的构成之一，也成了都市时尚的一部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以及由学生为代表的电影观众群体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审美情趣得到弘扬，体现现代都市生活情趣的体育电影无疑为这些审美倾向提供了最佳题材选择。电影作为引领潮流的文化载体，必定会将体育这种新生活方式引入到电影中来。张石川、孙瑜、孙明经等导演们敏锐地捕捉到新体育活动这一时代主题。就孙明经的系列科教电影来看，金女大的女大学生们的身体展示一方面构成了影片与脂粉浓厚的摩登风“一决雌雄”的“资本”和手段，一方面也始终是洋场阔少和遗老们观看、欲望的对象。另外，孙瑜在《体育皇后》中对女主角黎莉莉和其他女运动员健美躯体的裸露和展示，这些看似庸俗，但却是由影片制作、票房保证以及市场需求和观众群体性质等综合因素共同决定的，这样的裸露是对一种更为文明生活方式的传播。在一般人看来，《体育皇后》除了能看到女性的身体之外，还能够看到新学堂里面的内部生活，导演之所以对学院的学习和内容大肆展示，那是因为他要通过镜头宣传文明的生活方式。
4．民众观赏兴趣的改变
相对于上世纪20年代以家长里短、婚恋戏和怪力乱神武打片为主的旧市民电影，30年代初期兴起的以新人物、新思想和新时代气息取胜的左翼电影，给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新观众群体耳目一新的感觉。20世纪30年代上海等城市迅猛发展，使得大众对于现实都市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的题材和说教，适应大众对都市生活的观看热情，将“政治正确”结合进入方兴未艾的都市叙事中，是左翼电影必要的选择。[14]与当时大多数电影的“悲情”不同，《体育皇后》富有乐观的基调和喜剧性趣味。开头就是以出其不意的喜剧性表现——“爬烟囱”来揭示林璎大胆顽皮的性格，当父亲和亲友都忙乱地寻找突然失踪的小姐时，却是仆人怀中的小狗抬头凝神，发觉了高高在上的林璎。由小狗视线引出人物，这种匠心独运、妙趣横生的喜剧性细节奠定影片轻松的基调，而大量的喜剧性段落和情趣则强化了体育电影的节奏感和观赏性。孙瑜自己说：“我拍片子，一般都注意趣味性，我认为每部片子都应该有趣味性的地方，但这种趣味又不是不合理的噱头或低级趣味，而是从人物性格生发出来的喜剧性”。这种风格与当时电影观众欣赏趣味不无关系。在孙明经拍摄的5部与体育有关的电影中表现得最多的内容就是一所名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除了这所大学以培养“健全新女性”为职责，对每一个女大学生精心打造，不仅学识一流，而且必须举止典雅，体态健康优美，有丰富多彩的女子体育课及课间体育活动的特色外，也有导演想通过对学院教学和生活的通俗展示来迎合知识分子审美情趣的需要，扩大教育的效果。
5．体育运动风潮的流行
随着近代体育竞赛体制的建立，民国时期全国性的和各地的运动竞赛不断举行，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高潮。1933年10月在南京中央大运动场举行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国30个单位的224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这届运动会原计划在1931年10月举行，因“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被迫推迟到1933年，孙瑜的《体育皇后》就是以这届运动会为叙事背景，以敏锐的艺术视角既描写出运动会的隆重兴盛，更揭露出运动会背后的国家危难。人物命运的起落蕴涵着导演对新体育精神的阐释：体育不应是“贵族的，个人的锦标赛”、“体育的真正精神，是需要平均发展每个人的体魄，需要普及社会……绝不是要造成少数的英雄！”影片结尾，孙瑜特地穿插了四个纪实镜头：朝气蓬勃的青年们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他们列队有序、动作整齐，在运动中焕发出青春光彩和自强精神；最后，扛着钢枪、穿上军装的青年军整队出发，迈向远方！这个镜头语言正是导演对新体育精神这一主题的再次浓墨渲染，也寄托了孙瑜对中国未来富强独立之希望。同时，孙瑜还提出“体育大众化”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渗透在体育运动中的名利思想和阶级观念。他在自述中说到《体育皇后》是“写女子体校的知识分子，讲体育界不应捧皇后，应该搞体育普及，我专门写有青春朝气、有反抗精神的乐观青年”。像《破浪》（关文清导演）对龙舟大赛、水上运动会的展示；《二对一》（张石川导演）、《一脚踢出去》（又名《同学之爱》张石川、洪深导演）对足球比赛的展示都与当时的体育运动有关，同时也普及了这些体育运动。
6．国外电影观念的借鉴
20世纪30年代，西方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据统计，1933年，国产片数量为84部，进口片为431部，而其中美国电影约占进口片的80%；1934年国产片为86部，进口片为407部，美国电影占85%。[15]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形肯定会对中国本土民族电影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上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里，尤其是1930—1945年的15年间，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创造了一种模式、一个奇迹和一个神话，领导着电影的潮流，开创了电影的一个“黄金时代”。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上世纪30年代本身就是一个电影艺术观念、社会观念和电影技术条件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民族电影内容与形式的复杂关系、电影艺术的基本原则和创作方法、电影的具体形态和形制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相当多的好莱坞因素，当时我国电影界对一些美国电影采取了认真、客观而细致的解剖，总结出的经验对中国电影的技巧理论和实践指导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实践层面，从一些中国电影的银幕表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学习的结果和明显影响，在《二对一》、《体育皇后》等体育电影中都可以看到类型操作性、保持观众观赏乐趣的好莱坞电影艺术技巧。
在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体育电影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和特征。分析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体育电影，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不容忽视的。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伴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外敌入侵的威胁日益深重。在“体育救国”、“复兴国片”的背景下，中国体育电影想通过书写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将体育的强弱与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是必然的。总体来说，这个时期中国体育电影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将源于西方的竞技体育元素整合入现代的体育电影之中，侧重表现体育竞技性引起的中外对抗，并张扬取得胜利所赢得的民族自豪感，以“体育救国”书写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此主旨追求贯穿了此后的中国体育电影的始终；二是以运动员个人的成长为主线，侧重表现某一个体育人物的经历，并以“一帆风顺——遇挫——克服的波折型”为电影表现模式。郭有守的“电影事业之出路”第二项任务就是在电影里“我们急应鼓吹运动，提倡体育，注重卫生，使每个人的身体，日臻健康……”的观念，当这种观念成为中国国产电影事业出路的一部分时，中国的电影界拍摄体育电影，很快成为一个“运动”，这里之所以着重介绍孙明经的科教电影，只不过是在这个运动中，孙明经拍摄的体育电影数量比别人多一些，而且率先使用了彩色胶片。而以孙瑜、张石川为代表的体育故事片创造的独具一格的“浪漫写实”的艺术风格和影像风格，不但在1930年代主流电影思潮中独树一帜，同时为我国的体育电影奠定了基本的叙事风格和主题旨向。
第二节 《体育皇后》：中国早期体育电影的无声奇迹
1934年联华公司拍摄的《体育皇后》是继1928年洪深的《一脚踢出去》之后，在形式上更为完备的体育片，编剧和导演都是由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孙瑜。作为孙瑜无声电影的最后一部，《体育皇后》具有强烈的“孙瑜风格”，孙瑜不但在1933年冬季亲自编写剧本、1934年春季执导拍摄该片，而且还在影片中还亲自扮演“黄包车夫”一角。《体育皇后》是研究孙瑜电影和中国体育电影不可忽略的一部影片。相对于以前拍摄的《一脚踢出去》和《二对一》，《体育皇后》在题材上有所探索和发展，影片中流畅的叙事、明快的节奏、清新的风格，使它跟同时代其他影片在艺术旨趣上大相径庭，但相对于孙瑜的《小玩意》、《大路》、《天明》等影片，《体育皇后》很少受到重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影片与其他影片不同，它以体育学校和体育比赛为主要表现对象，影片的救国思想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乌托邦色彩，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浪潮中，该片的现实批判色彩确实是太弱了；另一方面，在上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的出现让无声电影处境尴尬，尽管《体育皇后》在中国体育电影中具有开山意义，但默片的不足还是让观众对这部影片兴趣大减。本文还原《体育皇后》的创作背景，从思想突破、重塑中国电影的女性形象、对好莱坞电影的借鉴以及在电影语言创新等角度分析《体育皇后》，从中窥探早期中国体育电影的艺术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体育思想的先锋
20世纪30年代，各项体育赛事的频繁举办是《体育皇后》创作的直接背景，孙瑜关注到新体育精神这一时代主题，他的眼光无疑是敏锐和先锋的，他对“体育真精神”的领悟在今天仍值得思考，对“体育真精神”的阐述在今天也不失启发意义。
（一）对“体育真精神”的诠释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全国各地掀起了运动竞赛的高潮，除去国内的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运动会之外，上海还分别在1915年、1921年、1927年承办了三届远东运动会，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体育赛事几乎每年都有。据记载：“1933年10月在南京中央大运动场举行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国30个单位的224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16]这正是孙瑜创作《体育皇后》剧本的时候，这届民国时的全国运动会成为影片的叙事背景也就在情理之中。本片选择在远东运动大会预选时上映，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导演想借此片干预现实，表达自己的体育理想。影片在开始的字幕中写道“献给为体育真精神而努力的战士们”，影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体育真精神”，“体育真精神是需要平均发展个人的体魄，需要普及社会……是造成少数的英雄。”[17]在孙瑜看来，健全的身体是根本，在此基础上才有健全的精神、青春的朝气、奋斗的恒心，也才有全民族的自强，而一切贵族、个人的体育赛事都是违背体育真精神的，这不仅会损害个人的身心，而且不利于整个民族的自强和奋进。同时，孙瑜还持有“体育大众化”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渗透在体育运动中的名利思想和阶级观念。正如孙瑜后来接受采访时所提到的：“体育界不应该捧皇后，应该搞体育普及。”背离体育真精神对个别“皇后”的吹捧不但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体育皇后》中蕴涵了孙瑜对“体育真精神”的理解：体育不应是“贵族的，个人的锦标赛”。
（二）“体育救国”的思潮
孙瑜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导演，而不是那种昂首向天，闭眼不看现实，低吟浅唱‘花呀’、‘月呀’的爱美诗人。他对“体育真精神”的阐释是跟探索民族自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忧虑是他一贯的情怀，还在美国求学时，他就曾经给明星公司的洪深写信，表达了自己以影剧“真替华夏做点有益之举”的理想。[18]在孙瑜看来，体育对国家强盛和国民体质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健美的身体则是强健精神的基础，“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制度的遗毒造成了我国现时一般人们的懦弱、糊涂和自私，我相信这种暮气沉沉的状态，思想和道德的卑弱，假如我们都有了健全的身体，一定可以改变它。”拍摄这部体育题材影片，跟孙瑜的个人兴趣和救国理想不无关联。“体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救国主张中的一种，不乏拥趸者，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毛泽东、陶行知等都有过相关论述。[19]在当时，中国已经充满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呼声，而对体育赛事的重视可以看做是当时人们对改变孱弱的国民体质和贫弱国力所做的努力，就像林璎认为中国不强的第一个原因是国人身体太弱一样，孙瑜显然也想通过影片提出“体育救国”的主张。在孙瑜看来，“任何民族自强的原动力就是健全的身体”，而只有“体育普及”带来的全民族身体的强健才能通向民族振兴之路。在《体育皇后》中，孙瑜同样在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影片中的比赛看台上，当黎铿扮演的小朋友向本省的旗帜起立敬礼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诚挚的心，而当印有热河、哈尔滨、黑龙江、辽宁的旗子路过时，在镜头的短暂停顿之后，接一个老者严肃而悲伤的脸的镜头，并且渐次推至特写，从他既愤怒又哀伤的眼神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正遭受蹂躏的东北同胞的深切关怀。影片虽然以“体育真精神”为内核，但最终还是导演“强民救国”思想的形象化表达。[20]孙瑜还借用片中人物之口，以迸发的激情大声疾呼“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精神！有青春的朝气，然后有奋斗的恒心！任何民族自强的原动力，就是健全的身体”，从而将体育盛衰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赋予影片深刻的现实意义。[21]孙瑜始终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人身上。影片结尾，孙瑜特地穿插了四个纪实性镜头：朝气蓬勃的青年们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他们队列有序，动作整齐，在运动中焕发出青春光彩和自强精神；最后，扛着钢枪、穿上军装的青年军整队出发，迈向远方！这个镜头语言正是导演对新体育精神这一主题的再次浓墨渲染，也寄托了孙瑜对中国未来富强独立之希望！[22]
（三）提倡新生活运动
孙瑜拍摄的《体育皇后》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了当时刚刚展开的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2年，国民党在南昌建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接着，这一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在中国渐次展开。这一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全民体育健身运动。蒋介石本人对这一内容十分重视，曾经在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大会上专门提到过体育问题，也曾将体育活动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年度中心工作和工作要点来开展。正是在这个语境中，《体育皇后》提出反对个人锦标主义，倡导全民体育和全民健身的理念，并对新生活运动的这一内容作了正面宣传。在《体育皇后》中，健康美丽的乡下姑娘林璎“说来说去总要说到你的体育救国上”，体育学校老师也不断宣扬体育精神：“民族自强的原动力就是健全的身体！”影片的字幕则以“新的生活”直接隐喻着新生活运动。此外，影片还对于体育学校军事化管理进行直接展示，并在特写镜头中强调新生活运动的重要书籍《世界体育史略》和《人体解剖学》。应当说，《体育皇后》和孙瑜既往的电影相同，仍然延续着将此时最前沿的新生活运动思想灌输给观众的思路。[23]
二、中国电影女性形象的重塑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多重话语交织下，孙瑜电影的女性呈现复杂的意蕴，她们兼有下层女性的身份和摩登女性的妆扮，既生机勃勃、泼辣奔放，给观众带来视觉的愉悦，又保有东方式的美德与孩童式的纯情。《体育皇后》中的林璎继承了孙瑜导演的女性银幕形象，由联华公司黎莉莉成功塑造的活泼、健康的短跑女将林璎，以富有时代性的新女性美一举征服观众，真正成为银幕上璀璨的明星。影片中林璎乐观向上，哪怕忍受着痛苦也要以带泪的微笑鼓舞他人，这构成了影片独有的幽默乐观情趣。这一方面或许得益于孙瑜的留学经历和对好莱坞影片的借鉴；另一方面也源于崇尚女性自我牺牲的本土文化传统。
（一）病态“摩登风”的舍弃
近代以来，人们开始将妇女问题纳入到社会问题之中，对女性的肯定与对社会责任的考察密切相关，强国必须强种，女性为国民之母，“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这种“国民母”的观点即是当时一种提升女性地位的集中体现。与之相适应，出现在中国电影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更多的是贤淑而端庄的，她们往往是贤妻良母，且集较好容貌与传统美德于一身。[24]在20世纪30—40年代，由于性别的隔膜加上多灾多难的民族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很快与反帝反封建等重要社会历史问题融合一处，中国电影在强调女性视角的同时实际上又放弃了女性视角的强调。30年代孙瑜的创作虽然对下层民众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关注，但依然保留了这种传统。[25]令人瞩目的是《体育皇后》由此而呈现的一种不同于其时都会“摩登风”的堪称清新的女性形象。其实，早在孙瑜1931年编导的《野玫瑰》中，由王人美扮演的渔家女小凤长发散乱地披在肩头，穿着打了补丁的短裤，袒露着胳膊和大腿，他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的颠覆，“使得当时那些‘病态美’、‘捧心西子’式的女主角们的宝座开始动摇了”。这不仅体现了人们审美观点的改变，也在一定意义上为观众观影提供了新的视觉愉悦来源。林璎是连破纪录的体育健将，与此前女主角的含蓄和哀怨相比，她是率真而欢欣的，更像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导演对她健美身体的展示不仅满足了当时观众的审美旨趣，而且她对体育“真精神”的领悟和反思也对观众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正是凭借这样一个鲜活而富有朝气的女性形象，观影快感的愉悦性和现代话语的启蒙性在影片中达到了和谐。《体育皇后》对都市场景和都市感的表现力非常突出，影片开始部分当浙江船到达上海外滩时，女主人公林璎就爬上轮船的烟囱去远眺上海现代化的都市。林璎看到了上海的摩天大楼，看见了上海人的时尚。不过当她在欣赏这一切时，码头的人和观众也正在欣赏主人公的女性美。《体育皇后》吸引大家的不是都市女性的都市感，不是流俗的脂粉气，而是女主角前所未有的清新健康的身体和甜美的笑容。这构成了上海这座大都会阔少和遗老们观看、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成了影片中所表达的对脂粉浓厚的“摩登女性”的批评对抗的资本和手段。
（二）保守“身体美”的突破
《体育皇后》中把女性的体形美放在一定的高度，认为女性的身体美所创造的女性的清新感是那个时代其他电影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电影所给予女性的现代性也是前所未有的。[26]事实上，年轻女性的身体和对她的观看如果不是《体育皇后》唯一的叙事手段，那么也是它重要的内容之一。[27]在《体育皇后》之前，黎莉莉已经出演过孙瑜导演的《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等三部影片，两人的合作十分默契，孙瑜非常欣赏黎莉莉身上焕发出来的青春光彩，特意为她写了《体育皇后》这个剧本，突出黎莉莉的健康本色，因此《体育皇后》中年轻女性的健康、性感的身体便自然是电影的主要表现元素，孙瑜借用体育的名义为他心目中的女性展现身体创造条件。同时，黎莉莉健美的形象也符合了当时人们对现代女性形象的想象和对力与美的女性形象的向往。进入20世纪30年代，整个社会对理想女性的心理诉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健美”成为一种新的评价标准。最早女性解放的提倡者就非常重视女性教育问题，而体育作为一门全新的教育内容则被认为是女子教育的第一要义，这种观点常常遵循一种由保身到保国的思路，这成为具有健美形貌的女性形象的滥觞。而频繁举办的各种规模的运动会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健美体格的欣赏习惯。[28]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新女性的观念横扫全球，从纽约到巴黎再到东京，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正在慢慢被浇铸起来，具有大都市的女性气质，久经世故的人生阅历，受到高等教育而且对时尚流行文化的追求乐此不疲。从很多方面看来，上海的新女性与全球的新女性概念极其相似，她们剪短头发，向曾经是禁区的大片男性领域发起挑战。从孙瑜早期的学习经历看，他的电影观念无疑会受到好莱坞的影响，考察孙瑜一系列电影作品会发现，女性人物的服装设计都呈现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特点：单薄、暴露。当然，这里的单薄和暴露绝对不是好莱坞女电影明星的肉感和挑逗，但效果却毫不逊色于好莱坞的女明星们。因为他成功将好莱坞的女性暴露美学移植到中国电影的文本内，重塑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女性身体的美学观。[29]在《体育皇后》中裸露的大腿成了电影的“焦点”或“卖点”，更夸张的是，电影还在多处使用全体女运动员健美的大腿排演出富于装饰性的画面，呈现一种清新的都市文化。女性审美心理的变更带来的是一系列评价尺度的重建和美学价值的重估，这种席卷般的浪潮同样也影响到当时中国电影美学的重新对焦。
（三）女性叙事策略的开掘
在中国电影最初的十多年中并没有女性表现的舞台。1913年在香港“入我镜”剧社黎民伟拍摄的短片《庄子试妻》中，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在剧中演了配角“扇坟”的使女，成为中国第一个现身银幕的女性；1923年《孤儿救祖记》中女主角余蔚如的饰演者王汉伦则成为中国银幕第一个女主角演员，也成了大众认同的贤媳良母形象；1925年，南星影片公司的谢采真因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故事片《孤雏悲声》，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女导演；也是在1925年，长城画片公司摄制的故事片《爱情的玩偶》上映，该片的编剧濮舜卿是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剧作家，但遗憾的是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中女性导演、编剧仅此而已，女摄影师更是百年空缺。[30]虽然对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境，一些男导演是真诚同情的，他们深恶痛绝恶势力，深情呼唤“新女性”的诞生，但中国男导演镜头中的女性形象显然无法超越男性视角。西蒙·波伏娃言：“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该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女性电影工作者在中国电影中的缺位无疑会使得中国体育电影中的女性带上了男性视角。
尽管如此，《体育皇后》还是开创了左翼电影都市和性别叙事的新篇章，其所创造的女性形象的清新和叙事的“现代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早期电影的家庭伦理片中，女性多是苦情中的悲剧旦角，是伦理整合家庭重建的符码，以稳固危机中的社会秩序，即便涉猎爱情，亦通过青年男女伦理的结合，完成秩序的延续。[31]中国早期电影的一种叙事和商业策略就是以塑造和强化女性的悲苦形象来赚取观众眼泪而获得票房号召。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继承并改写了女性苦情戏的传统，借助苦难女性的故事，一方面传递着感时忧国的痛苦，一方面也乐于向观众制造和展示种种现代梦。《体育皇后》虽然沿袭和依托了近代以来“强国保种”的启蒙话语，也成为左翼电影以女性为中介，介入都市与时尚的叙事，创造新的启蒙话语和都市批判的实践与尝试。孙瑜导演关注并且深入分析体育的深层原因，文本叙述没有选择特定的女性视角来展示，也没有女性意识的体现。影片选择体育是利用体育运动的力量和奋进来唤醒沉睡中的国民。而当选择一位男性来置换主人公，同样可以完整地叙述故事，并达到一定的励志觉醒的教育效果。但是，女性在大众心目中有“弱”的潜在意识，将“弱势”的女性与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特别是少有女子涉足的田径运动联系在一起，形成了鲜明对比效应。这种叙述策略将对受众产生更好的激励效果——女子可以通过坚韧的努力在男性领域获得成功，那么以男性为多数的国人，更应该积极奋进，争取国家自由与发展。因此，《体育皇后》是一部男性想像体育女性的作品，它利用了媒体的传播效果影响受众，并建构起了男性想象中的女运动员形象。
三、美国好莱坞电影模式的借鉴
作为中国第一批留美的电影专业人才，孙瑜的电影美学无疑会带上或浅或深的好莱坞电影文化痕迹。而且当时中国电影界正面临两个事实：好莱坞占据了国内大半电影票房，而国产影片却徘徊在“牛鬼蛇神的支离怪诞片子……以致渐为知识阶级所鄙弃”的状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讲，将蒸蒸日上的好莱坞情节剧成功引入到中国电影之中并非偶然。这不仅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被好莱坞充斥，更因为好莱坞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电影形态，已经先于中国蕴含了资本主义内在困境和矛盾的表述方式：道德化的叙事，抽象的爱与想象性大团圆，甚至城乡对立，阶级矛盾都已经存在于好莱坞电影之中，孙瑜似乎只要模仿，便可以为中国电影观众所接受。[32]
（一）美国通俗剧的影响
孙瑜曾在美国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电影，对美国好莱坞电影比其他的中国导演更加熟悉，在他的电影创作中，借鉴好莱坞电影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能说孙瑜电影创作直接照搬了好莱坞电影模式，但他的电影创作确实受到了美国通俗情节剧的影响，他的大部分作品也具备了通俗剧的特点。美国好莱坞通俗情节剧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非常久远和明显，中国早期电影的叙事模式传承了好莱坞的“通俗剧”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影的发展受到美国电影的影响最大。好莱坞通俗情节剧电影在中国广泛传播所产生的影响，使中国观众和电影工作者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熟知早期美国通俗情节剧电影在结构、人物、主题以及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点。美国通俗剧的表现手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通俗剧”最大的好处是很容易把观众带入到剧情中，让观众的情感透射在人物命运上，为给观众提供一个情感宣泄的机会，编导就想方设法挖掘日常生活的戏剧性，或者编制各种各样的冲突；二是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善良的主人公往往祸不单行，而女性一般被处理为被抛弃的形象，但最终往往是大团圆结局；三是鲜明的道德对比，善恶分明，有时对恶人的塑造不惜脸谱化。在“通俗剧”的世界里邪恶是不需要理由的，矛盾冲突的双方水火不相容，总是绝对的，没有中间地带。[33]
孙瑜在《体育皇后》中除保留了通俗剧叙事言情方面的迷人之处外，也对通俗剧进行了孙瑜式的改造。《体育皇后》有着一般情节剧的基本元素：如建立在传统道德和人道主义观念基础上的善恶冲突，曲折复杂的情节，类型化的人物，以及情节叙事中巧合、突转等手法的运用。但是，《体育皇后》也有自己的叙事特色，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正剧人物身边设置的戏剧角色和场景，以增强影片的趣味性。这样，《体育皇后》虽然注重情节的曲折复杂，但由于经常在情节中融入大量的喜剧性场面和因素，而构成了一种带有散文式、有时甚至是喜剧化的艺术结构，带有导演孙瑜强烈的个人特色。[34]
（二）电影明星机制的运用
美国电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步排挤了他国电影，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影院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独霸一方。据记载，1933年和1934年，中国从美国输入的故事片分别有309部和345部，是这两年国产电影的4倍。[35]好莱坞的电影运作机制无疑会影响到中国电影的生产，特别是好莱坞电影明星机制的运用，《体育皇后》由黎莉莉和张翼主演，集合了联华当时很多一线明星，林璎扮演者黎莉莉，在青年学生中拥有广泛观众，素有银幕“甜姐儿”之称，她是孙瑜在联华歌舞班发现并在影片《火山情血》中首次起用的女明星，黎莉莉的角色也大都是青春洋溢、充满阳光，其中更不乏优美歌喉和青春身体的展示。性格的养成或许是天然的，外向欢乐的黎莉莉似乎并没有受到动荡多舛的童年生活的影响，一直以纯真的笑脸、快乐的天性示人。初上银幕的黎莉莉在《火山情血》中饰演一个跳呼啦舞的天真少女，其率直风范一改以往淑女巧笑的银幕女性形象，给人以自然清新之感。在这个阶段，她又拍摄了《天明》、《小玩意》、《大路》、《狼山喋血记》等，《体育皇后》一片中的角色形象与黎莉莉的个人气质十分吻合，成为她的代表作品。刚进联华的时候，不到20岁的黎莉莉还在南洋商高“半工半读”，晚上拍片，白天则带着网球拍、骑自行车上学。热爱运动的黎莉莉短跑、游泳、篮球、网球、骑马、跳舞样样精通，摩登时尚，曾参加上海市市中校联合运动会，得短跑五十公尺第二名，被人褒奖为“中国女明星之实践‘新生活’运动之一人”。[36]《体育皇后》题材特点决定了对演员身体、相貌上的特殊要求，黎莉莉健美的外形、活泼开朗的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银幕吹来一股清新之风，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黎莉莉作为与孙瑜合作最多的女演员，她健美的外貌特点符合了孙瑜对理想的现代国民形象的想象。在影片中演员的身体和导演的理想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共同实现了对影片主题的阐释和表达，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好莱坞的宠物文化及造型的借鉴
在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明星纷纷将养宠物狗作为流行的风尚，甚至为了丢失的狗而不惜登报寻找的事情，将宠物安排进电影情节中也是常见的景观。孙瑜影片在这方面也有十分聪明的借鉴，如在《体育皇后》的开场中，便有一位女士抱着一头狮毛小狗出现在下船的拥挤人流中，小狗的特写也有助于给影片定下谐趣、喜乐、昂扬的情调。[37]孙瑜1923年起即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学习文学和戏剧，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编剧和导演，他对好莱坞电影中“飞波姐儿”的了解，尤其是对她们形体、造型上的借鉴完全是可能的。《体育皇后》将外来文化、时尚因素和批判意识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孙瑜似乎特别偏爱展示女性健美性格的身体，这在当时的中国影坛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影片中，黎莉莉等常常以袒露着手臂和大腿的农家姑娘造型出现，孙瑜还喜欢通过歌舞或体育活动，如游戏、做操、赛跑、掷铅球等，展示女性的力和美。这些衣着暴露的女性形象与好莱坞性感女星玛琳·黛德丽有太多相似之处。孙瑜也爱用中近景甚至特写捕捉黎莉莉健美的大腿、甜美的笑容，黎莉莉的姿态也像极了玛琳·黛德丽的经典姿势。[38]然而，如果说好莱坞的电影技巧帮助了《体育皇后》快速地进入到都市的叙事，那么它们也使后者对女性的观看变得更为“娴熟”。黎莉莉扮演一个来自富裕家庭到上海来学习体育的千金小姐，这部影片为黎莉莉穿上紧身短裤展露迷人的大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有意暴露且物质奢华的西方好莱坞电影美学观是不适合左翼电影政治定位的，但孙瑜却因陋就简地用战乱贫瘠年代的美学概念对他心目中的女郎进行了大胆的设计和身体展现。好莱坞女明星的“连裙带裤的内衣”被中国式破旧的短衣短裤替代了，自然清丽而不露斧凿，娇媚性感而不显做作。[39]
四、视听语言的创新
孙瑜的名字是和国片复兴的口号同时蜚声影坛的，作为好莱坞侧畔系统研读过电影的导演，孙瑜在“复兴国片”的运动中确实发挥了先导作用，他积极追随社会进步思潮，和当时的前卫导演们一起开拓进步内容主题和先进影像方式，改变了国片“低级庸俗”的口碑，使之具有了新文化的品质。[40]在纽约摄影学院学习电影摄影、洗印和剪辑的经历为孙瑜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在《体育皇后》前，拍摄的几部影片所积累的经验更促使孙瑜在《体育皇后》中继续其视觉语言的创新。
（一）内涵丰富的造型情节
与重视戏剧性的前辈们不同，孙瑜在构筑戏剧冲突的同时，非常注重发挥电影镜头的造型能力，设计出独特新颖的视觉意象，在叙事链条中设置最为影像化的造型情节。《体育皇后》中，看台上那些沉闷乏味、体态臃肿从未参与体育运动的旧式妇女身处一堆鼓掌呐喊、热情澎湃的男性观众中间，表情漠然、无所适从，被动地跟随男性将掌声交给他们毫不关心的其他女性。男人热切地看着展露身体的女运动员，衣装齐整的女人又看着这些近乎疯狂的男人，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被看”的女运动员则大胆地回望看台之上和银幕之外的注视。这种多重关系的复杂观看是以女性为中心交叉建构的。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将电影感性表达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利用简陋的拍摄条件努力创造出最初的“视觉奇观”，丰富观众的视觉感受；另一方面，通过立体鲜明的视觉意象传达主题寓意，避免刻板单调的道德说教。在影片中，孙瑜精心拍摄了许多体育活动的场面，穿插在情节叙事链条间，酣畅淋漓地展示着运动的力与美。[41]
（二）灵活多变的运动摄影
孙瑜一向“讲究摄影机的运动，是中国最早用升降机的导演”。在孙瑜的电影中，叠化镜头过渡、景深镜头的运用、对比蒙太奇、长镜头、移动镜头、升降镜头，运用试听手段之丰富、多样，处处体现出一个年轻导演的卓越才华。在《体育皇后》中，孙瑜突破了技术条件和艺术观念的限制，运用了大量的运动摄影，灵动多变的镜头使整部影片的视觉风格更趋活跃。孙瑜十分重视镜头运动轨迹的多变性，林璎和云鹏在野外练习长跑时，摄影机或侧移、或正退、或右摇，以多个角度表现人物在运动中的姿态表情，将黎莉莉的青春活泼和张翼的严肃帅气互相映衬，自然生动地呈现在银幕上。即使在限制较多的内景拍摄时，孙瑜依然钟情于运动摄影，尽力用轨道、升降机等辅助设备让镜头动起来，营造灵动活跃的视觉感受。[42]这种对镜头的运用与孙瑜在美国学习不无关系，他于1923年到威斯康辛大学学习，“在二十年代，美国还没有专门或附设电影专科的大学，他只好在该校选修文学、莎士比亚、现代戏剧、德文和西班牙文等科。”1925年，孙瑜从该校毕业后，立即去了纽约摄影学院，专攻商业摄影、人像摄影和电影摄影，洗印、剪辑、化装等课，同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夜校选修初级电影编剧，高级电影编剧等课程，并钻研电影导演和分镜头技术。[43]
（三）浪漫主义风格
孙瑜素来以他的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著称，他影片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有机结合一直是评论界公认的。中国电影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可分社会派电影、人文派电影、商业电影和浪漫派电影四类。这是百年来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结构与话语类型。孙瑜导演与前三类电影有关涉，尤其可说是前两类话语间
36 37．的隐形中间人，但更代表了浪漫派电影的行径和特征。这可视为孙瑜对中国电影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贡献。[44]浪漫派电影更多地注重主观表现，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与明朗的情调，注意体验、感受，表现情趣和兴味，积极反映时代前进的方向。孙瑜作为浪漫派的代表，就像一位强有力的色彩家，总在寻找一种适合主题的色彩，努力去塑造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理想人物，表达他的感情与梦想，将蓬勃向上的青春朝气传达给观众，去激励观众。在《体育皇后》中，孙瑜继续着诗人的“骄狂”和“浪漫”，赋予了影片鲜明的现实意义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孙瑜的浪漫派电影同样持守知识分子的精神尊严，重视以笔为泉，以影润魂，也追求淡雅的诗性与心理真实，但其更多的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创作者对现实与未来的明朗希望与主观期诣，隐含在其自信而谨慎的微笑里。[45]尽管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还处在创作上的形成期和探索期，但孙瑜导演的一系列影片已经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创作倾向、创作对象和创作方法，拥有自己独特、区别于他人的气质。1931年后，孙瑜的创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与整个中国社会紧密相连，孙瑜的作品关注现实，但又不失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他脚踏实地，但又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匍匐在地”的艺术家，他时不时使自己的思绪从现实的土壤上“飞升”起来。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体育和影戏、新剧、西餐、画报等一样，皆属新奇好玩的舶来奇巧淫技，时髦取乐有余，改造社会不足。数量稀少的旧中国体育电影填补了电影类型的空白，开创了此类电影的先河。从《体育皇后》这部影片中不难看出若干中国体育电影具备的基本元素：（1）新奇的体育项目，19世纪90年代，西风东渐，洋派的短跑运动对于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新鲜感，女子运动员则更具有吸引力；（2）运动员个人生活故事超越竞技本身，体育片并非为了表现竞技体育本身，而是为了表现电影工作者对生活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文以载道”，体育片只是生活的表层；（3）具有类型电影的特征，在叙事上，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在试听技巧上，文武戏搭配，文戏（生活／情感）和武戏（训练／比赛）各具特色，而又统一在完整的影片中。[46]在充斥着高科技数码影像的今天，重看这一部80年前的无声默片，图像的粗糙、表演的夸张、叙事的简单都如同历史的尘埃挥之不去，但导演关注社会、省悟人生的赤诚热情如同电影的血脉，始终在影像背后流动，焕发出永久的生命活力。
【注释】
[1]孙建三．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体育电影与抗日救亡运动．艺术评论，2008（8）．
[2]张惠康，贾磊磊．中国科教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6．
[3]冯伟．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发展历程研究（1949—1995）．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11．
[4]张惠康，贾磊磊．中国科教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6．
[5]冯伟．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发展历程研究（1949—1995）．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11．
[6]孙建三．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体育电影与抗日救亡运动．艺术评论，2008（8）．
[7]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41．
[8]饶曙光．体育电影：借鉴与创新．艺术评论，2008（8）．
[9]陈惠芬．左翼电影的都市和性别叙事：以《体育皇后》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10]屈雯喆．中国体育电影的演进与发展．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15．
[11]钱春莲．《体育皇后》：诗人桂冠上的又一颗明珠．当代电影，2004（6）．
[12]袁庆丰．对市民电影传统模式的借用和新知识分子审美情趣的体现——从《体育皇后》读解中国左翼电影在1934年的变化．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8（5）．
[13]黄会林等主编．电影艺术导论．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286．
[14]陈惠芬．左翼电影的都市和性别叙事：以《体育皇后》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15]高小健．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对美国电影的态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
[16]西方竞技体育对中国的影响．文汇报，2004年8月25日转引自高翠编著．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17]钱春莲．体育皇后：诗人桂冠上的又一颗明珠．当代电影，2004（6）．
[18]张晓慧．《体育皇后》：诠释体育真精神．电影艺术，2008（4）．
[19]张晓慧．《体育皇后》：诠释体育真精神．电影艺术，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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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钱春莲．《体育皇后》：诗人桂冠上的又一颗明珠．当代电影，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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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何静，胡辛．性别视角与被看的风景——1915—1949年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解析．江西社会科学，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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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饶曙光．孙瑜：主流中的另类、类型中的作者．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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