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文化特征与美学追求

第一节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文化特征与美学追求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再次针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影视艺术创作下发通知，强调“制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必须持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并对此类题材电视剧的报批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剧本先经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部门和党委宣传部初审通过后，凭许可证和剧本初审通过批件报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通过后，方可投入拍摄。”可见，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艺术重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反映人民的精神世界、引领人民的精神生活方面，在传播先进文化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

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思维方式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决定了创作者在思维方式上的独特性，对此，要明确地给予理论上的阐释。黑格尔认为，历史剧创作应“徘徊在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国内的艺术理论在谈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与国外的区别在于：总是把历史真实摆在前面，而不是把艺术虚构摆在前面。这一区别很发人深思。恩格斯对作家讲，他评价作品，用的是最高的标准，即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标准。他是把美学观点放在前面的。个中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一部作品，作为审美对象，首先应该经得起美学的分析；经不起美学分析；历史分析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很可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在谈到历史剧创作的时候，黑格尔把艺术虚构放在前面，很可能也是一种艺术的眼光。当然，离开了历史真实的艺术虚构，是不足取的。郭沫若曾说过一句话：“历史的研究是力求真实而不怕伤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实。历史剧的创作是注重构成而务求其完整，越完整就越算是构成。”⁽²⁾可以这样认为，历史剧创作，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是注重构成而务求其完整。把握领袖形象，注重完整塑造，不是在一个个零碎性的问题（即表象问题）上疲于模仿，而是要求创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一种在准确理解内涵基础上的水到渠成。这是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把握。即既要充分尊重历史，又要合理想象。抽象到学理层面上，是要分清历史学与历史剧学或历史艺术学的关系的问题。

以《延安颂》⁽³⁾为例，其标志性意义，首先体现在创作思维上。《延安颂》的创作者认真学习历史、感知历史，更娴熟地吸收历史思维的新鲜成果，消融到审美创造的全过程中，自觉内化为艺术想象与艺术虚构的创造性思维的不竭动力。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是人类把握世界和历史的两种不同方式。历史学家凭借历史思维，主要通过考据、考证、调研手段，洞见历史细部的真实，并由此揭示出科学的历史精神和历史发展走向。但因为任何当代的历史学家，都无法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思维与全部历史完全重合，因而就必然在科学地揭示出历史精神和历史发展走向的同时，也为当代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盲区。文艺家则需要靠自觉学习和汲取历史学家历史思维的科学成果，准确把握历史精神和历史发展走向，在此基础上调动自身审美思维的艺术想象与艺术虚构能力，创作出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去照亮大量的历史盲区，从而帮助当代人去形象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全面汲取历史营养，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形象地说，历史思维发现了历史的骨架，审美思维充实了历史的血肉。历史思维发现历史精神，审美思维发展历史精神。两者各具优势，不可替代，互补生辉，相得益彰，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人类把握历史的方式。

图13-1　《延安颂》

《延安颂》创作的成功实践证明：没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专家的倾力指导，没有他们提供的延安这近十年的丰富的历史资料以及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思维的新鲜成果，就不会有《延安颂》；同样，没有中央电视台与之强强联合，没有以编剧王朝柱为代表的创作集体自觉汲取和科学把握这些丰富的历史姿料以及新鲜的历史研究和思维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展开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的审美创造思维，也不会有《延安颂》。譬如，第12集关于清算张国焘路线中毛泽东与时任四方面军军长的许世友激烈冲突的戏，就极为精彩。显然，基本史实是靠科学的历史思维的新鲜成果提供的；但具体的场景、人物动作和细节设计，就是靠审美思维的艺术想象和虚构来完成的。许世友由于不太满意抗大“批张”扩大化，想拉队伍出去“打游击”，被关进了禁闭室，还扬言“要和姓毛的拼命！”他提出死前要“带上自己的手枪”来与毛辩论一场。出乎众人所料的是，毛泽东“不但准许他带手枪，还允许他手枪里装子弹！”怒发冲冠、执枪冲入已经撤了警卫的院子的许世友，只见处变不惊的毛泽东“蹲在地上，用心地和着稀泥”，准备裹土豆烧烤款待他哩！接下去，围绕着毛泽东的“我要重新温习和稀泥的本事”这由头，双方的关系由紧张而渐变温馨。毛泽东说：“土豆不裹泥，一定会烤焦了；炉火烧得太旺了，就会把裹在土豆外边这层黄泥烤裂了；只有裹着黄泥的土豆放在这温热适度的火上烤，才能烤出喷香可口的土豆来。”这是多么形象而深刻的道理！毛泽东进而严肃地自省道：“由于我不会看处理问题的火候，也没教会红军指战员和稀泥的工作方法，让你许世友受委屈了！”一席话，令许世友“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地上”，拱抱双手，泣不成声：“主席，我许世友这一生就跟定你了！”……这场戏，活脱脱地展示出两位伟人思想、性格和心灵的激烈碰撞，既完全尊重了历史本质的真实，又生动地展示出伟人超凡的人格魅力。其间“和稀泥烤土豆”细节的精心设计，便属艺术家在科学把握历史精神基础上的合情合理（符合人物性格逻辑、情感逻辑和行为逻辑）的艺术虚构，真可谓妙笔生花。《延安颂》里这样将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交融整合、互补生辉的成功范例，还不胜枚举。艺术家对重大革命历史的审美反映，不止于历史的感知，更主要是对形象的感受，历史的感知须融入艺术感悟之中；不止于历史的判断，更主要是对形象的理解，历史的判断须融入直觉的形象体验之中。

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度”的把握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惟其既重大又革命，因而作为审美表现的对象，基于政治的、大局的、现实的诸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必然会产生一些难于把握、处理的创作难点，需要我们慎之又慎。但是，面对难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视之为“禁区”，主张回避难点，以求“安全”；另一种是艺高人胆大，迎难而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把握好“度”。前一种态度创作，难点回避了，也“安全”了，艺术也就随之失去了“亮点”而沦入了平庸。这不仅在思想上悖离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而且在审美创造实践中也违反了艺术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艺术创作必须与时俱进，艺术家必须勇于为自己设置障碍并善于翻越这些障碍。审美创造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以审美方式进行的创造性劳动。

《延安颂》所反映的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部颇具史诗品格的作品会遭遇不少的创作难点，如“张国焘问题”、“王明问题”、“肃反问题”、“清查扩大化问题”、“黄克功事件”、“王实味事件”以及毛泽东同志与许世友的冲突、与贺子珍的关系……所有这些，过去长期视为创作的畏途乃至禁区。因为倘若艺术处理不当、表现失“度”，就不仅会写歪了历史，而且会伤及领袖形象和党的形象。《延安颂》直面这些创作难点，真实营造历史氛围，精心设计艺术细节，准确把握表现分寸，靠审美创造把诸多创作难点转化为艺术作品中具有强烈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亮点。以第19集为例，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前那场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戏就在“度”的把握上恰到好处：贺子珍郑重地告诉毛泽东，她决定次日离开延安去西安“动手术，做绝育，取出身上的弹片”。毛泽东苦苦挽留，始终无效。是夜，贺子珍在油灯下，深情地为毛泽东缝补着一件破军上衣……毛泽东站在屋中，看着贺子珍一针又一针地为自己缝补衣服，有些悲哀地：“子珍，你真的要走了？”贺子珍边缝边微微地点了点头。毛泽东叹了口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贺子珍：“那时，你挨整，身体又不好，我走了，谁来伺候你？谁来给你当出气筒？”毛泽东本能叫了一声：“子珍……”贺子珍：“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一定要走。”毛泽东木然地呆了一会儿：“是啊，子珍决定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十年前，你的父母反对你当红军，有的亲友不同意你和我毛泽东结合，没有用；今天，你决定离开了，看来我把心掏给你，也无法留下你。”十年艰辛，一朝分别。一对患难与共的伟人夫妻，也有常人的情感。《延安颂》的创作者正是靠认真学习历史、感知历史，真正做到了让延安时期的革命历史烂熟于心，让活跃在这段历史中的伟人形象跃然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坚持“不是让事件左右人物而是让人物牵着事件走”，一切围绕刻画人物的精神、性格、个性、情感，摆脱简单的是此非彼的单向思维束缚，从而在宏观上胸有全局，在微观上下笔有度，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通道，实现了由题材难点到作品亮点的难能可贵的审美转化。这一经验，值得珍视。

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要先区分清楚历史学与艺术学的界限，把两者区别清楚。要允许艺术虚构。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是理论界与实践界一直在争论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什么情况下可以虚构？所有的小事都可以不拘吗？沙汀的名言“故事好编，零件难找”，这难找的“零件”，指的就是艺术细节。细节的艺术真实常常可以征服观众，甚至掩饰作品整体艺术真实上存在的问题，而细节的艺术失真则常常令观众萌发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直觉，造成作品整体上的失真。作为审美发现的细节务必求真，半点马虎不得。大事完全都能够不虚吗？也未必。有些大事不能够艺术化、审美化，不能实现艺术思维的转化，不是审美表现的合适对象，这就不是“不虚”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宜进行艺术表现的问题。生活的素材与艺术的原料不能完全等同，但生活是艺术的基础和源泉。不是所有的生活都适宜用艺术进行表现的，只有那些符合审美标准的生活方能进入艺术表现领域。戏剧家陈白尘有句名言：“把现代的东西，塞进历史的躯壳里。”还有一种说法，“对历史添枝加叶”。“添枝加叶”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艺术不添枝加叶的话，看史书就可以了。在如何塑造历史人物这个核心问题上，历史人物的塑造，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神似”，是核心的核心。这个神似，首先是“艺术真实”——他说的、做的，是能让人相信“会有其事”。会有其事，就是要符合历史特定情境的可能和符合人物性格发展、情感发展的逻辑。只要符合，就可以大胆进行艺术虚构。塑造领袖人物形象必须解放思想，但首先要在认真学习革命历史的基础上解放艺术想象的翅膀，为此一定要有历史科学为根基。如果对领袖人物的精神实质，对他们的理想信仰、人格魅力，对他们经历的革命历史知之甚少，愈“解放”则愈离谱、愈乱来。这里既有一个学习历史、感知历史的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问题，还有一个对历史，尤其是对所塑造的历史伟人的感情积累问题。如《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中，唐国强塑造的毛泽东形象，就真正进入了艺术思维的领域，他在认真学习历史、感知历史的基础上，将表演融入了一种审美创造的独特体验和感悟。所以，在“形似”上，唐国强可能不如古月，但在“神似”上，他确比古月更走近毛泽东的精神世界，这是很值得称道的。刘劲在《长征》中扮演的周恩来形象，牢牢把握住了“清醒者的痛苦是人生的最大痛苦”这一人物心理真实的核心，令荧屏形象呼之欲出，感人至深，可与王铁成在电影《周恩来》里塑造的晚年周恩来形象相媲美。

电视剧《战北平》⁽⁴⁾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路径属另一种。它不再将重大战争战役或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正面的纪实性艺术再现，而仅仅将其作为宏大的叙事背景，并将其背景的英雄人物故事演义化、戏剧化。这也是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创作理念的成功实践。《战北平》讲述的是解放战争中北平被我军重重包围后，国民党守备一军司令李昌毅与我铁山英雄团及其红四连遭遇并与其斗智斗勇，最终由于守军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内部的恶斗以及在我党的和平解放政策的影响下，北平得以和平解放的故事。该剧的最大艺术特色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的娴熟运用。《战北平》的史实背景是：据守北平的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和我地下党向他积极工作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将属下的20万军队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在整体历史脉络不改变、历史人物功过不改变、推动这一历史发生剧变的矛盾动力（内因外因）不改变的情况下，剧中增加了铁山英雄团团长周国华、红四连连长乔震山及其为国民党守军卖命愚忠的双胞胎弟弟乔二宝，以及国民党的女军医等等艺术虚构人物，就是一种“失事求似”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叙事手法的运用。《战北平》的所谓“大事不虚”在于，推动剧情发展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这段历史所固有的社会主要矛盾，该剧的“大事”就是解放战争，是正义战争，而蒋家王朝的覆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就回答了剧中国民党守军李昌毅反复追问的那句话：“我们为什么在人少的时候打不赢，在人多的时候也打不赢？”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无论怎样挖掘所谓的人性深度，都显得苍白无力。而《战北平》的剧作者能够准确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历史“大事”激活剧中“小事”，人物的内心醒悟也就显得真实可信。李昌毅与解放军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一再败下阵来？同时他对国民党政府日薄西山的腐败统治深感惋惜又对王经堂等人窃国窃民、心狠手辣的做法极为反感，最终不得不决裂……这一系列的戏剧化故事也就显得可以理解了。“小事不拘”，就是强调剧情发展的偶然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只有在充分吸收史学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并善于将其转化为审美思维，才能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实现“小事不拘”。《战北平》的许多情节在呈现由历史决定的“大事”的过程中又充满一种戏剧性、演义化的偶然性。偶然性无非在“巧”字上做足文章：乔震山救下了国民党女军医；女军医医治好了乔震山的团长；解放军团长是国民党守军司令的校友；女军医却是守军司令的女儿；守军司令的秘书乔二宝恰巧是乔震山的双胞胎弟弟……人物关系的巧合改变了人物的行动，人物行动的变化推动着矛盾的营造与悬念的“解扣”。这一系列令人欲罢不能的故事，是“小事不拘”艺术化的成果。

图组13-2　《战北平》

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现实“隐喻”

如果说，中国历史剧创作的传统过去是以古讽今，是讽喻，那么，在今天，则需要把“讽喻”改为“隐喻”。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也不例外。“隐喻”是历史与现实的自然而然的勾连。历史一定要流贯今天，这是不可能截断的。是自然而然地流贯呢，还是人为地比附呢？简单的比附与隐喻是有本质区别的。20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曾概括了历史剧创作的两种有弊病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单向趋古；另一种是简单讽喻，就是简单的比附。这两种弊病都是要不得的，尤其是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而言。

简单地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内蕴有两个层面。

图13-3　《长征》

这第一个层面，就是作为历史本体的电视剧作品所艺术地再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氛围。《长征》⁽⁵⁾在历史事件的叙述、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历史氛围的营造上，都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难得的审美享受。首先，《长征》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艺术叙述，真实清晰。譬如，全剧从导致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并进行长征的关键一役“广昌之战”开篇，循着红军如何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如何挑战恶劣的自然环境，如何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同以李德和博古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以及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间钩心斗角的斗争这几条线索，层层铺垫，巧妙叙事，“把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必然和历史选择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

当然，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诚非易事。该剧拿捏得当，“大事”为体，“小事”为用，“大事不虚”而不说教，“小事不拘”而不神侃，营造冲突而无斧凿之痕，“脚色匀妥”而不搓捏历史人物。这种娴熟技巧运用的前提是创作者必须深通历史运行的规律，把握科学的历史意识。这样，创作者才可能把自己把握的科学的历史意识渗透到审美创作思维的全过程中去，站在今天时代的思维高度，发现历史与艺术作品相连结的契机及其内蕴的智慧，从而加以戏剧化的“不拘”，给今天的观众以历史的启迪与美的享受。一代领导核心的必然，展示得水到渠成。历史运行中蕴涵的规律和诗情，也被艺术地呈现出来。其次，《长征》在注重历史事件艺术叙述的真实性基础上，更注重精心营造特定环境的历史氛围。历史氛围是历史事件流程的时代背景的艺术呈现，是作品史诗品格赖以生存的艺术情境。《长征》剧组以长征精神拍摄《长征》，把历史氛围营造的真实性作为自觉的美学追求，走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实地实景拍摄，顶风雨，冒严寒，三上雪山草地，挑战生命极限，精心营造出真真切切的长征氛围。从服装到化妆，从表演到摄像，从录音到音乐，从人物造型到环境造型，哪怕是美工师选择的一件小小的道具，各工种各环节，都一丝不苟，务求逼真。《长征》精心营造的荧屏历史氛围，在同类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中，亦堪称一流。再次，《长征》尤其注重对活跃于这种历史氛围之中，决定着这些历史事件发展流向的历史人物的生动塑造。这是高于历史事件、历史氛围层面的整个审美创造活动的核心，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历史氛围的营造，都是为了烘托和完成历史人物的塑造。

第二个层面，就是作品的“弦外之音”。这“弦外之音”往往是通向今天又启迪今人对现实进行思考的层面，即“隐喻”层面。这两个层面永远保持着一定距离。第一个层面越真实越好，自然越能发出“弦外之音”，张力于此就产生了。如果第一个层面被破坏了，就没有了张力。审美张力是超越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长征》中唐国强塑造的毛泽东形象，刘劲塑造的周恩来形象，王伍福塑造的朱德形象，都是艺术化了的革命领袖形象。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精神史上的绝唱。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所以，长征像一块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吸引着有才华、有见地的艺术家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荧屏上，几乎对长征的每一个重要局部事件都有过不同作品加以艺术再现。但像电视剧《长征》以24集的鸿篇巨制，充分发挥容量大的审美优势，全景式、全方位地完整地艺术表现长征，确未曾有过。《长征》在历史事件的叙述、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历史氛围的营造上，都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难得的审美享受。正如编剧王朝柱在《长征·前言》中所云：《长征》追求“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美学品格”，“重点写毛泽东高明的斗争策略、周恩来的顾全大局，以及全党、全军团结奋斗的高尚品格”，讴歌崇高的精神美，解剖丑的灵魂，以革命领袖的精神火花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进征程，以历史伟人的人格魅力升华当代观众的精神境界，这是《长征》的美学品格和精神追求。唐国强学习历史，感知历史，怀着难释的“长征情结”，倾心倾力塑造毛泽东形象。他演“遵义会议”前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坚持真理，信仰弥坚，无私无畏，力排众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他饰遵义会议后肩负重任的毛泽东，高屋建瓴，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唐国强的表演，不仅生气贯注，大处传神，而且于细微处见精神。如果说，《长征》里的毛泽东形象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耀眼的精神火花，那么，该剧中的周恩来形象则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子以厚德载物”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灿烂的精神火花。两者相得益彰，互补生辉，显现出革命领袖伟大的人格魅力。遵义会议前的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常被卷进矛盾的漩涡，处在两难困境之中：内心并不赞成李德、博古在军事上力主的左倾主张而又不能不少数服从多数，违心地执行“三人团”的错误决定；既已意识到毛泽东军事主张的正确，却又无权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进行转移；对同志深怀真挚的关爱而又因历史或人为的因素不能为瞿秋白等同志的去留仗义执言……清醒者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刘劲在荧屏上把周恩来这种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表现得恰到火候，入木三分。为了减少“广昌战役”的伤亡，周恩来策略地提出应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为了减轻赣南的军事压力和寻求红军突围转移的方案，周恩来巧妙地同意毛泽东南下会昌等地考察；为了让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能一道随军长征，周恩来费尽心机终于说服李德、博古收回成命；待到“黎平会议”后，周恩来听到李德公然诬骂我党中央，他深埋心底的火山终于爆发，重拳击于桌面，怒斥李德。这一切，刘劲通过层次分明、不温不火的表演，情理交融，催人泪下，令顾全大局、厚德载物的周恩来形象血肉丰满地跃然于荧屏之上。周恩来形象闪耀的精神火花和蕴涵的人格魅力，正体现了鲜活、永恒的长征精神。此外，王伍福在《长征》中塑造的朱德形象，较其在其他影视作品中扮演的朱德形象，无疑在形神兼备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形象闪耀的灿烂精神火花，必将光照千秋。历史运行中蕴涵的规律和诗情，被艺术地呈现出来，深情地“史”中觅“诗”，正是革命历史题材作为全人类精神财富的“弦外之音”。在这种强调“弦外之音”写意和象征空间的表现过程中，虽然它也是叙事空间，“但它是一种隐喻、表意空间，它不仅仅指的是一般叙事意义的‘物理空间’，当它进入画面的‘虚幻空间’后，不再简单的是再现‘现实空间’，而是一个意义层深的表意空间。在这个‘表意空间’中，既有一定的空间形象，又有通过这一空间形象引起我们的联想、想象。空间是实的，想象是虚的，所谓影视艺术中的‘写意空间’和‘象征空间’是虚实结合的空间。”⁽⁶⁾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深入到审美把握世界的高度，为中国电视剧美学高尚品格追求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优秀的范本。它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美学自觉。革命传统的思想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道德伦理价值需要艺术研究者不断地去发掘并予以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