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剧艺术发展概况

第二节　中国广播剧艺术发展概况

一、中国最早的广播剧

中国的广播电台与外国相比发展较晚,虽然在1923年,上海已经有了广播电台,但都是外国人开办的,而且寿命都不长;1926年中国才有中国人自己经办的广播电台,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在哈尔滨诞生。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于1926年10月1日开始播音,每天晚上播放两个小时的节目,主要内容是钱粮行情、新闻、戏曲演艺,等等。

中国最初的广播剧据目前查到的文字记载是1933年1月20日刊登在《中国无线电》杂志上,剧名为《恐怖的回忆》,由上海广播电台亚美公司演讲部苏祖圭编写。剧情大意是描写在1932年1月28日,日寇猖狂侵犯上海。市长为了顾全市民的安全和保持全市的繁华免遭摧毁,不惜忍辱签字接受一切无理要求,解除了抗敌会,撕掉了墙上的抗战标语,在报纸上刊登消息,亚美广播电台播发号外,以安抚人心。剧中主人公孙意诚在这之前打听到战局的恶劣,把父母妻女从上海转移出去,只留下他和儿子孙致智看守家门,一旦风声紧迫也收拾东西逃避。恰巧孙的邻友左林居来他家串门,谈起了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发布了市长签字讲和的消息,认为上海不会有战事,且可放心。不料日寇背信弃义,竟在签字那天晚上,大举进犯,炸弹轮番倾注,任意屠杀,孙及左慌忙逃命,刚刚离家,房屋即被炸毁,他们三人在逃跑的途中也被炸弹击中,死于非命。全剧共分两场,第一场是描述左林居晚饭前在孙家的交谈,第二场是描述当晚半夜三人在街道上的死亡。该剧是在亚美广播公司组织募捐支援抗日前线将士的活动中播出的,它对激发广大上海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广播剧的大量出现,是1934年在南京建立了一座电力达75千瓦的中波发射电台以后。据南京中央广播事业处出版的《广播周报》上记载,1935年1月,由柏身编写的《苦儿流亡记》发表了。该剧讲述的是辽宁省一个名叫华兴的少年,“九·一八”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一家人被日寇杀害,他也被抓去当苦工,后沦为乞丐。之后他参加抗日义勇军,决心消灭侵略者,以报国恨家仇。由于这部剧反映出人民的抗日情绪,国民党政府不准许播出。之后,电台编辑又把熊佛西的话剧《卧薪尝胆》改编成播音话剧进行广播。另外,还演播了根据袁牧之的话剧《寒暑表》中的一幕改编成播音话剧的《家庭勃豀》,以及一些有关青年教育、婚姻问题、妇女运动等内容的剧目。

在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戏剧界救亡协会演剧队也经常利用电台进行宣传工作。1936年秋天,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剧作家洪深目睹灾难深重的祖国正一步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国民党政府和汉奸卖国贼为虎作伥,丧心病狂地出卖民族利益,迫害爱国志士而感到愤懑不已。他在小阁楼里奋笔疾书,写出了广播剧《开船锣》,这也是我国早期的广播剧之一。剧本完成后,受到我党和左翼作家的关注与支持,随即全文刊登在《电影戏剧》月刊上,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洪先生导演,11月1日在上海交通电台正式播出。该剧揭露为虎作伥的汉奸如何猖獗,反动政府明为惩治汉奸而实际是暗中和汉奸勾结的面目。

1937年7月29日,剧作家夏衍创作了广播剧《“七·二八”的那一天》。剧中写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八·一三”全面战争爆发之前的一段最紧张的时期,剧中淋漓尽致地反映与歌颂了当时我国人民普遍对抗战的要求与期望,同时揭露了反动政府专门造谣,愚弄、欺骗人民的罪行。从该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夏衍同志充分运用了广播剧这一新颖而又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生动有力地进行了抗日宣传。这是我国早期仅有的少数广播剧中比较具备播音条件的剧本,它调动了各种有效的艺术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1937年10月24日,剧作家孙瑜写的播音短剧《最后一课》,发表在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与阿英负责主持的《救亡日报》上。剧中描写一座小学被日本侵略者轰炸,小学生不能继续上课,老师给学生上了最后一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教育。剧作家于伶也创作了播音短剧《以身许国》。全剧共写了四位女性,主要反映其中一位女青年接到未婚夫从抗战前线来信前后思想情绪的变化。这对青年情侣相互勉励、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操,真实而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热血青年的思想境界。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华北以后,他们控制的电台也经常播出广播剧,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宣传。1939年还成立了播音剧团——“中国剧团”。

当时,不论是宣传抗日救国的,还是进行奴化教育的,都叫做“无线电戏剧”、“播音话剧”或“播音剧”。“广播剧”这一名称是在1944年以后才出现并沿用至今。

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电台又在南京恢复了广播剧的播出,其他地方电台也试播了广播剧。比如,天津台试播了广播剧《清歌一曲》、《西山脚下》,台湾台试播了根据莫里哀的喜剧改编的广播剧《装腔作势》等。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台及其广播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播电台是在1940年12月30日诞生的。其间因为战争环境的困难暂时中断了一段时间,到了1945年8月下旬又开始试播,正式播音是在当年的9月5日。第一次文艺节目的播出是在1945年10月6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邀请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演播的歌曲《庆祝胜利》、《有吃有穿》、《东方红》,秧歌剧《兄妹开荒》。以后,每周都播放一次文艺节目。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演播的文艺节目受到了解放区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听众的欢迎。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东北率先获得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广播电台中,最早播出广播剧的是佳木斯东北新华广播电台。1946年7月10日,解放军撤离张家口的电文、傅作义军队进入张家口的安民告示和陆定一同志的短文《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一起传到哈尔滨后,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台长赵乃禾正在新华社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心潮翻腾,夜不能寐,感情奔涌,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当夜即在招待所里借陆定一短文的题目构思了广播剧《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但是,要行文书写时有纸笔而没有墨水,夜深人静不便打扰,恰巧此时发现窗台上有一瓶“二百二”红汞药水,他喜出望外,蘸着“二百二”药水,刷刷地一气呵成。第二天凌晨,他把剧本送给东北局宣传部秘书长兼东北日报社社长李常青审阅,李常青同志怀着惊喜赞赏的心情读完了剧本,高兴地在剧本上签署了意见:“可排播。常青。”剧本送回东北新华广播电台之后,赵乃禾同志立即组织排练演播,并亲自制作音响效果,在播音室直接广播了。这部广播剧演播得很成功,形象逼真、生动活泼,反映很好,李常青同志听到后也很满意。

该剧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在傅作义的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时,有一些日伪时期的流亡青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突围战斗。这些青年具有朴素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发动战争,又要把中国人民拖进亡国奴的境地的险恶用心。他们毅然行动起来,反对内战,决心宁死不当亡国奴。在突围中,一名战士为救战友而牺牲。突围之后,人们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他的战友报告了他牺牲的情形。“他仇恨地指向国民党,指向屠杀同胞的蒋介石,说道:‘祖国的年青一代,就像东北的高粱一样,是砍不尽、杀不绝的!×× ×已经提前打到南京总统府去了!’”^[5]

1946年底,东北解放区的延吉新华广播电台也播出了广播剧《黎明前的黑暗》。该剧是由顾秀林根据发表在《吉林日报》上的一个生动的拥军小故事编写的。剧中主人公是游击区的农民,他把受伤的解放军安置在他家的地窖里养伤。敌人发现后,他受到种种迫害,以至牺牲,终于保住了伤员。该剧歌颂了解放区和游击区的群众不惧艰难险阻,克服困难,支援八路军取得抗战胜利,解放全中国的事迹,揭露了敌人的凶暴、残忍。之后,该台还播送过《留下他打老蒋吧》等剧目。

1947年1月21日,据延吉《人民日报》报道:延吉新华广播电台为庆祝1947年胜利,特于春节广播节目中播出三幕播音剧《天堂地狱》和秧歌剧《兄妹开荒》等节目。之后,郝吉明又取材于《东北日报》发表的一位女作家写的小说,改编成广播剧《田炮手》,是以猎户救抗联为内容的故事。

1947年8月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纪念南昌起义播出了根据话剧剧本改编的广播剧《红军回来了》。参加演播的是电台编播人员,有左荧、黄灼、杨兆磷、叶华等人。

1948年7月以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开始计划成立一个像样子的“广播剧团”,以便有效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做好党的宣传工作,使我们的电台播出的节目内容更为活泼,具有新的风格,把解放区的文艺活动介绍出去。但因解放战争进展很快,这一计划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还没有来得及实施。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往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0月成立了广播文工团合唱团和广播剧组。

1949年12月5日,经中央批准,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0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纪念“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播出了由文艺科编辑陈开、顾湘根据报上发表的通讯报道作为素材,又亲自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采访而编写的广播剧《一万块夹板》,该剧由胡旭、张权导演,广播文工团演员演播,内容是反映铁路工人修复铁路支援国家建设的故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央台播出的第一部广播剧。之后,由广播文工团剧组的张庆仁编写了广播剧《潘秀芝》,由胡旭、张权导演,1950年3月17日播出,内容是反映在包办婚姻的桎梏下,潘秀芝受到的种种迫害,丈夫去世也不准改嫁。《婚姻法》颁布之后,潘秀芝获得了解放并且当上了工厂的女工,后经人介绍与小学教师结婚。婚后生活美满融洽,潘秀芝在丈夫的帮助下也学会了读书看报。她经常给工人读报,工作上积极肯干,被评为工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个剧本是采用第一人称编写的,语言朴实、亲切。

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播出了《朝鲜丹娘——金玉姬》、《小人书》、《哈尔滨之夜》等创作剧目。

在《一万块夹板》和《潘秀芝》之前,我国的广播剧都是采用直接播出的办法,剧目无法保存下来。抗美援朝开始,广播剧改变了直接演播的方式,而采用蜡片进行录制(蜡片是在铝质薄板上涂一层树脂,通过话筒的声音振荡把语言、音乐、音响效果划录在上面)。这种蜡片录制后不能改动,使用寿命也不长,而且成本很高,后来被钢丝录音机所代替。

1949年11月至1954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剧团演播了广播剧《感谢斯大林》、《邹玉梅》、《三千里江山》等剧目。他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整理了《关于广播剧》的理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戏剧》第三卷第五期上),对广播剧诉诸听觉的艺术特点做了概述,并且以剧团的创作、演播的剧目为实例,初步探讨了广播剧的编剧和演播等问题。

1950年,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出版了《工人广播剧》,提供给基层工会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时选用,在编者的话中提到:“广播剧是听的不是看的。上海有不少工厂都有话筒和播音喇叭,广播剧是合用的,而且倘若把舞台用幕布遮住,不善演戏的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在幕后演广播剧给大家听。这种方法不但别致,还可以节省布景,加以广播剧改成话剧也很容易,我们尤其希望大家把对话改用方言演出。所以只要根据这些内容,大家是可以自己设法采用的。”

1954年,中央台文艺部广播剧组和原北京市台剧团的部分成员与从上海台调来的广播剧演员合并成立了中央广播剧团。他们录制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蓝壁毯》被灌制了唱片在各地广播站发行。

1955年北京台文艺部的成员并到中央台文艺部后,从苏联取经回来的同志又带回苏联广播剧《走向新岸》的剧本、音乐、音响效果,广播剧团演员用中文演播了这个剧目。广播剧团经过这次“移植”,取得了不少经验,较好地发挥了广播剧艺术的特点。之后,又录制了一大批剧目,较有特色的是梅邨导演的广播剧《黎明的河边》,该剧是采用实地场景录音,听起来比在录音室录音有层次,真实感强。此外还有张庆仁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广播剧《皇帝的新装》,由王扶林和刘保毅导演。这部剧采用室内、室外相结合的录音方法,立体感强,艺术质量较高,在中央台的《联播》节目中播出。《北京文艺》发表了该剧的文学剧本,该剧也由此成为保留剧目。

1955年至1957年期间是广播剧处于上升的时期,但由于机械地学习苏联从名著中取材改编成广播剧的经验,忽视了提倡创作剧目,使广播剧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创作队伍。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文艺界比较萧条,广播剧也很不景气,没有留下有影响的剧目。

1958年至1959年,广播剧虽然有所回升,但却走了一条违背艺术规律的道路,粗制滥造的“剧目”占了很大的比重。1960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广播剧虽然数量不算多,却出现了一些思想性强、艺术性较高的剧目。如《剧本》月刊上发表了张庆仁编写的反映美国黑人受歧视的广播剧《故乡》,《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于惠罗改编的广播剧《没有织完的筒裙》,《广播业务》上发表了四川台文艺部创作的《在激流中》,中国戏剧出版社还出版了广播电视剧本《刘文学》的单行本。这以后,国民经济好转,广播电台又出现了一大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广播剧如《杜十娘》、《红岩》、《两幅油画》等剧目,其中,《山谷红霞》一剧还被送到国外参加比赛评奖。这一时期的剧目基本上塑造了比较鲜明的艺术形象,为广播剧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文艺界也开始另眼相看这一剧种。

经过十多年的认真摸索和刻苦实践,广播剧工作者基本上掌握了它的艺术规律,而且,从业务上开始总结自己的经验,发表了一批较有理论色彩的文章。正当广播剧处于风华正茂、欣欣向荣的时期,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席卷全国,广播剧被扼杀了,充塞广播电台的只有八首歌和所谓的“样板戏”。

三、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的成立及发展

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得到解放,荒芜了近十年的广播剧园地又开始了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陆续出现了《窗口》、《伤痕》、《珊瑚岛上的死光》、《项链》、《彭元帅故乡行》等一大批优秀剧目。尤其是刘保毅根据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部分章节改编的广播剧《李自成闯石门寨》,受到广大听众的好评。这个剧目还作为文化交流项目被介绍到国外。联邦德国(西德)广播电台翻译了剧本,使用了我们的音乐录制成立体声广播剧。这是我国广播剧第一次向国外的听众传播。

1978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由鄂允文、荣磊、刘保毅合写的广播剧《二泉映月》。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部创作剧目。这部广播剧播出后,深受听众的欢迎,反响非常强烈,听众纷纷来信要求重播。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把它改编成了电影。之后,熊生民、刘保毅合写的广播剧本《南宫玲霞》,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黄海、严冰合作的广播剧《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在中央台播出后,受到影协主席夏衍的重视。在他的推荐下,《剧本》月刊发表了《南宫玲霞》的文学本。其他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陈健秋创作的广播剧《瓜儿为什么这样甜》和吉林台徐恩志、曲方创作的广播剧《响铃公主》,也受到听众的好评,并由本省电视台组织原作者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广播剧在形式上也有所发展,如中央台和地方电台先后播出了连续广播剧。这种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作品,也很适合广播电台播出,更为听众所欢迎。

广播剧在我国虽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但比起话剧、电影来,它还显得非常年轻。它在群众中虽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重视,理论研究很不够,有影响的剧作家很少编写广播剧。为了繁荣广播剧的创作,1980年11月15日在成都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广播剧交流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部分直辖市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等41个单位的93位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单位也派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交流的剧目都是各地电台新近制作的,这些剧目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创作剧目约占三分之一。

在编、导、演、录制技巧上,普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不少剧目做了新的探索,努力吸取其他艺术形式的长处,丰富了广播剧的表现手段。比如:湖南台制作的广播剧《支票》,吸收了湖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花鼓戏的喜剧特点,生动地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经济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可喜变化;上海台制作的广播剧《裂缝》,热情地歌颂了献身“四化”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弥合多年来极“左”路线造成的社会“裂缝”问题,主题尖锐,立意新颖,富有哲理性;甘肃台制作的广播剧《沙海魂》,再现了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画工,为了保护中华民族艺术珍品而展开的一场英勇斗争。此外,吉林台制作的广播剧《三个孩子去蛇岛》,浙江台制作的广播剧《爱迪生的童年》等剧目,结构紧凑,语言生动,音乐感人,意境清新,也受到大家的赞扬。中央台和各地广播电台从中选择了一批剧目,在1981年元旦举行《全国广播剧展播月》中播出。

与会期间,中国戏剧家协会负责人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作了讲话,充分肯定广播剧这种戏剧艺术形式。时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陈默决定出版我国第一部《广播剧选》,收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广播电台播出的优秀剧目和近几年来的新作。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戏剧家曹禺同志为《广播剧选》撰写了阐述广播剧艺术特征的序言。

为了加强国内外广播剧业务的交流,开展广播剧艺术理论的研究,会议经过酝酿和协商,一致通过成立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中国广播剧研究会成立之后,广播剧受到各级电台领导的重视并得到戏剧家协会的支持。在这一大好形势下, 1981年9月,在大连召开了全国广播剧剧本创作座谈会。会上,许多同志作了专题发言,围绕关于剧本的主题提炼,题材的选择,音乐、音响效果的作用,改编经验、创作体会,如何引起听众的想象,广播剧的结构及其技巧发展,艺术美来自生活的真等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此外,在分组组织讨论各台提供的45个剧本的基础上,又就文艺与政治、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创作剧目与改编剧目的关系等共同性问题展开讨论,并在大会上做了交流,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很有收获。

1981年12月,全国优秀广播剧初评会议在长沙召开。会上,与会者集中审听了49个电台推荐的51部广播剧,经过各台代表的评议,从中选出30部比较优秀的剧目。这些剧目,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富有时代精神,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其中有近三分之二是创作剧目。各地广播电台于1982年春节期间举办第二次《全国优秀广播剧展播月》节目中连续播出了这30部广播剧。

1982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全国优秀广播剧评奖会议”。这次评奖会议是在经过长沙会议初评的基础上进行的。会上组织座谈,征求了戏剧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工作者的意见,然后由中央、省、市自治区电台和初评上剧目的直辖市电台主管文艺广播的台长在一起评议,投票选出了《金鹿儿》、《镢柄成亲》、《白玉兰》、《求索》等15部获奖剧目,同时商定把初评出来的其他15部剧目列为优秀剧目。时任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左漠野,剧协秘书长刘厚生等同志先后在会议上作了讲话。会议期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到会作了报告,剧协副主席吴雪、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参加颁奖大会。与会的台长们畅谈了各自的经验和体会,为提高广播剧质量、增加广播剧数量,提出很好的意见。这虽然是一次广播剧的评奖会议,实际上是探讨了电台的文艺如何贯彻自己走路的方针,如何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会议,收获是显著的。

1982年6月,东北地区的电台在黑龙江省召开了广播剧制作经验交流会。9月,西北和西南地区在兰州召开了广播剧导演经验交流会。这两次会议使与会者取得了不少实际知识和技能。

1982年12月,在广州召开了1982年全国优秀广播剧评选会议。这次评选工作由广播剧研究会干事会担任,集体审听了55个电台推荐出来的75部广播剧,经过认真评议,选出30部比较优秀的广播剧。这30部广播剧形式多样,立意新颖,触及生活面很宽。比如:《在人生的跑道上》描写造船工程师赵杰三十年如一日地抚爱终身瘫痪的妻子苏沛敏的真实感情;《普通老百姓》描写离休老干部吴专员回到大青山牧场与牧民一起度过晚年的生活;《涓涓细流》歌颂精神病院护士长孟雪珍言传身教,培育青年护士,精心护理病人的高尚品德;《碧血黄花》歌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喻培伦,为推翻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共和而英勇献身的精神等。这批各有特色的剧目,各地电台又在1983年春节期间举办的第三次《全国优秀广播剧选播》节目中连续播出。

1983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广播剧评选会议。这次评选工作先由广播剧研究会在京干事会同中央台文艺部和少儿部同志组成初评小组,将各地电台推荐来的83部广播剧进行审听评议,从中选出30部比较优秀的剧目;然后由社会上的儿童剧专家、少年儿童文学家和评论工作者组成评委会,对初选出来的30部广播剧进行审听评议,从中选出《蘑菇的故事》、《一封将要发出的信》、《胖胖》、《小家伙、大家伙和高个子姑娘》、《“贝利”足球队和“怪”鞋匠》等22部优秀少年儿童广播剧。这22部广播剧作为献给少年儿童的礼物,于同年“六一”儿童节在全国各地电台播出。

1983年7月,在厦门召开了全国广播剧音乐工作会议。会上,有来自上海台、黑龙江台、吉林台、天津台、福建台和中央台等单位的同志,就音乐在广播剧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什么说配乐工作是一种艺术再创造的劳动,音乐素材的搜集、分类、整理、保管、运用等问题作了专题发言。与会同志认真讨论了上述的发言,研究了当前配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搞好配乐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在广播剧研究会成立三年来,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陈云同志非常关心广播,他把评弹《真情假意》推荐给戏剧界,建议把它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中央台发挥了广播优势,首先将评弹《真情假意》改编成了广播剧。当根据《真情假意》改编的广播剧《真与假》制作出来并送陈云同志审听后,陈云同志亲自接见了该剧的编导刘保毅同志,对广播剧《真与假》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之中这样关心广播剧,对从事广播剧工作的同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增添了他们的力量和信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也大力支持广播剧的发展,他们组织编选出版《广播剧选集》在全国范围内发行,这对广播剧的普及、传播、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使得广大剧作者有了文学发表的阵地。

立体声调频广播在我国是一个新事物。1980年12月29日广东台首次试播成功,使广播事业从单声道向立体声多声道广播的方向发展。该台在1981年元旦,播出了我国第一部立体声广播剧《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这个剧目是根据普希金的童话诗改编的。之后,黑龙江台、上海台、中央台和四川台、武汉台也先后录制了立体声广播剧。立体声调频广播具有清晰度高和干扰少的优点,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双声道录音时,可以把直达耳朵的声音和各种反射回来的声音以及来回反射造成的混响声三者分离,通过两个声源传来所达到的“双耳效应”,使各种声音具有明确的方位感和层次感。立体声的使用可以使收听的听众产生身临其境的空间立体感。这使广播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疑为广播剧这一艺术形式提供了更为美好的前景。

1984年1月8日,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会员台第一次全体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为了促进广播剧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会议讨论、修改了章程,决定把干事会改为理事会,选举了新的理事,聘请了顾问,健全了广播剧研究会的组织机构。会上,杨兆麟会长就广播剧工作的根本性质和任务,广播剧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性和艺术性、发展方向以及如何提高广播剧的质量,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等问题作了讲话,并提出广播剧的发展要以提高质量为主,题材和形式要丰富多彩,但以近代、现代题材为主,以中、小为主;创作和改编并举,但要大力发展创作;语言要生活化、通俗化、口语化、性格化;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防止和克服题材、情节、手法等方面的雷同和公式化。

会议讨论了今后的工作,决定于1984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第二次规模较大的广播剧评奖、播出活动。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广播剧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1984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广播剧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丹桂杯”大奖赛,评选对象是1983/1984年度生产的广播剧。这次评选活动分为两步进行:从11月中旬开始分别在郑州市、吉林市两地组织由各广播电台文艺部负责人和广播剧负责人参加的初评;12月在北京邀请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戏剧理论家、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文艺评论家以及广播剧的老编导、专家等进行总评。

全国共有55个省、市、自治区的会员台选出91部广播剧参加评比。此次评奖除评出15部优秀广播剧外,还设立了编剧、导演、优秀演员、音乐、音响效果、录音制作、优秀编辑七种单项奖,并在15部优秀广播剧中进一步评出1983/ 1984年度最佳广播剧。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序幕刚刚拉开》赢得了“最佳广播剧”的称号,获得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银质“丹桂杯”大奖。

在这次获得“优秀广播剧奖”的15部剧目中,创作剧目占有11部,改编剧目只占4部。得奖的剧目在选材上不拘一格,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开掘出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内容,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到我们社会蓬勃发展中的不同问题本质,有所发现、有所评价,显露出作家们对生活、对时代思潮、对社会发展主流的认识深度和广度。这说明广播剧的创作队伍不仅扩大了,而且能根据广播剧的特有的艺术规律来独立地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这是中国广播剧成熟的重要标志。

1985年11月,由全国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文化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举办了全国儿童广播剧“金猴奖”评选活动,全国共有50家广播电台和单位参加,送来1985年生产的81个广播剧。经评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46部,其中有20个剧目分别获金牌、银牌和铜牌奖,有一个剧目获鼓励奖,还有25个剧目获好节目奖。这些剧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儿童情趣,是对儿童、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1986年1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了颁奖仪式,出席这次颁奖大会的有获奖剧目的代表和儿童文艺工作者、首都少年儿童代表等500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出席颁奖会并作了讲话。

1986年11月10日,由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主办的全国连续广播剧评奖活动在北京举行。全国53家电台从1983年至1986年生产的两百多部连续剧中推选出60部(475集)参加评比。这些剧目不仅代表了近年来连续广播剧的发展水平,节目质量也普遍高于历届参赛的单本广播剧。经过一个月的审听、评比,各台代表评出“丹桂杯奖”一等奖20部,“优秀剧目奖”10部。河南台录制的连续剧《瓜棚风月》获得第一名。

1987年,中国广播剧在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学术组织、学术活动,还是剧目风格、样式、演播形式及生产的剧目,都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活跃面貌。同年11月20日,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在河南郑州市举行第二届全体会员台代表大会。经理事会研究,会上决定在体制上进行改革,并把以往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的办公室设在北京,由中央台抽出专人担任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承担研究会的日常工作,提请全会通过改为由黑龙江台、上海台、河南台、湖南台派代表分别担任,各台为期一年。这样改革既减轻了中央台的压力,也调动了省市电台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广播剧研究会工作的开展。

在理论建设上,1987年7月20日由中国广播剧研究会、黑龙江广播剧研究会和北京广播学院联合举办的“广播剧编导理论研讨会”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到会有来自30个单位的40余人,并在会上宣读了近20篇学术论文。这次会议是自中国广播剧研究会成立以来的一次大型综合性的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广播剧的美学、编导、音乐理论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讨,为广播剧的理论建设积累了一批成果,使广播剧理论研究又向前跨越了一步,广播界当时的状况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这次会议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央台和黑龙江台在1987年6月参加了第十届“西柏林未来奖”广播电视节目大奖赛。中央台选送的根据谌容小说改编的立体声广播剧《减去十岁》(王芝芙编导)荣获广播剧大奖。这是我国广播剧第一次在世界性评奖活动中获得的最高奖赏,它标志着我国广播剧的艺术水平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这次评奖有32个参赛国家提供的42个剧目参选,由18名专家组成的广播剧评委会对《减去十岁》的评价是:“这是一出绝妙的、可爱的讽刺剧,构思新颖,富有独创性。”“剧本出色地体现了‘西柏林未来奖’的主题:变化。它使我们看到了开放以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变化。”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自1988年经过机构改革后,常务工作由黑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并于同年举行了首次“全国广播剧创作剧目研讨会”。这次研讨会通过对创作剧目的听评与剖析,探讨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从而增强创作人员的创作意识,提高创作队伍的素质并逐步改变广播剧以改编文学作品为主的状况。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34家电台的43位代表。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马庆雄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积极发展广播剧,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影响》的讲话。他说:“1.思想上要认识到广播剧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有紧迫感。2.领导要重视。广播、电视一起抓,广播剧、电视剧也要一起抓。广播剧是最有广播特点的一种艺术品种,需要给予大力扶持。3.要有组织保证和物质保证。例如,有条件的电台可组建广播剧部或广播剧的专门组织。4.要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帮助。5.要有一个固定的并便于听众收听的广播剧播出时间。6.要加强横向联系,特别是同中央台的联系,通过中央台这一窗口,向全国扩大广播剧的影响。7.要有一个发表广播剧的阵地。既可以发表剧本,又可加强评论和理论探讨,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自己也可以利用广播,在适当时机、适当节目中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8.要定期评奖。评奖是一个研究探讨的机会,同时也能起到鞭策鼓励的作用。”与会代表认为马副部长的意见非常中肯,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表示会后要各尽所能努力贯彻,争取本地本部门的领导重视与支持。

遵照马副部长的指示,研究会办公室从1988年4月开始筹办《中国广播剧》杂志(季刊),在其后四年中,经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努力,共出版发行了16期刊物,计140万字。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先后举办了全国市级电台广播剧单本剧“新八仙杯”评奖活动、“全国音响小品评奖活动”(有48部作品参赛,其中,青岛台制作的《水滴》、天津台制作的《母子情》获一等奖)。中央台和省市台也分别举办不同类型的评奖活动,如:中央台举办“西凤杯”全国连续剧展播与评奖活动,上海台举办“白玉兰杯”微型广播剧大奖赛,四川台举办“四川省首届广播剧评奖”活动,广东台举办第二届广播剧“珠江奖”活动,黑龙江省电台举办“飞龙奖”评选活动,等等。

1989年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人携带立体声广播剧《红橄榄》参加第十一届“柏林未来奖”的比赛;12月,文艺部派员赴日本考察;先后为新加坡、德国、挪威等国的电台提供了《红楼梦》(12集)、《怪摊》等20部立体声广播剧的录音带和剧本,进行国际交换。

1990年3月2日至9日,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由上海台主持在无锡市首次召开了全国立体声广播剧理论研讨会,立体声体现了广播科技新水平,是广播事业发展的趋向。国内城乡立体声收音机、收录机逐渐普及,广播剧要赢得更多的听众,增强自身的表现力、感染力,立体声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立体声广播剧的剧本创作、导演艺术和制作经验,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央台的著名导演和各省市电台的编导,他们根据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共同交流了制作立体声广播剧的经验。

从1990年开始,中国广播剧正式列入国家级的评奖范围,广播电影电视部委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评奖活动。第一届至第三届定名为“蜀秀杯”。首届全国优秀广播剧“蜀秀杯”评选于1990年2月在北京评定。获连续剧一等奖的是黑龙江电台录制的《马铁匠、冯鞋匠和他们的女人》、山东台的《奉献》;获单本剧一等奖的是中央台的《红橄榄》、上海台的《列车在黎明时到达》;获短剧一等奖的是广东台的《母亲》、吉林台的《杭州路十号》。还有27个剧目分别获二等奖和三等奖。此外还设立了7项单项奖,分别为:编剧、编辑、导演、演员、音乐、音响效果及录制。

1991年10月25日在重庆市举行第二届“蜀秀杯”评奖活动,获得单本剧一等奖的是:上海台录制的《超越生命》、黑龙江台录制的《家乡人》、重庆台录制的《天使呼唤》、河南台录制的《老光棍和俏寡妇》;获短剧一等奖的是:黑龙江台录制的《接站》、重庆台录制的《鲜血写成的遗嘱》,其余为二、三等奖。此届参赛剧目时代感强,生活气息浓郁,贴近实际。其特点是:反映出当今社会人民昂扬进取、积极奋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工人、知识分子、军人们的拼搏、奉献精神以及他们为党和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也表现出在改革开放深入的时代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理解。题材选择多种多样,以表现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学生、科学家、艺术工作者和当代军人的精神世界最为突出。

1992年在北京举行第三届以儿童剧和连续剧为主的“蜀秀杯”广播剧评奖。其中,获儿童剧一等奖的有:黑龙江台录制的《冬冬、雪雪和小猫咪》、重庆台录制的《会唱歌的小树》、中央台录制的《听到的世界》;获连续剧一等奖的有:哈尔滨台录制的《人间难心事》、广州台录制的《家运》和黑龙江台录制的《二龙河畔有条坝》。

1993年10月,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石松杯”全国广播连续剧评奖,共有16家电台的20部剧(1580集)参赛,评出一、二、三等奖共9部剧。其中,黑龙江台、齐齐哈尔台联合录制的《紫藤》获一等奖;中央台录制的《王庄故事》、《听画》,上海台录制的《郁达夫之死》分别荣获二等奖。

1993年10月5日至14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举行第30届亚广联会议,中央台少儿部制作的儿童广播剧《古墓遇险》获得“亚广联广播儿童节目奖”。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这一项目的比赛。这个节目表现出的高水平的广播剧制作技术得到评委们的高度赞赏。

堪称中国广播史上罕见的鸿篇巨制,大型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28部, 108集)于1993年12月19日起首次从头至尾在四川省台连续播出。这部剧被国内学术报刊称为《三国》改编的三大艺术工程之一。该剧由四川台高级编辑毕奎同志负责编辑,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等文艺单位的演员演出,担任导演的是杨汝成、徐晓苏。专家们盛赞该剧“实在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大壮举”,“不仅在广播史,而且在戏剧史上也是一个创造”。许多著名剧作家认为:“广播剧以声音造型,调动听觉要素,构成想象空间,给听众创作联想和审美陶冶,在各艺术门类的竞争中,自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不可剥夺的拥戴。”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70万字的文学剧本,它是电波形态的广播剧的文字记载,是收听的延伸和补充。剧和剧本,既为“三国”戏苑文苑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又为改编古典名著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1994年2月21日至28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受广播电影电视部委托在哈尔滨市举办对1993年生产的广播剧的评奖活动,并定名为中国广播奖“黑龙杯”广播剧奖。参加评奖的有25个省(区、市、县)选送的由37家电台录制的62个剧目。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同向荣同志担任评委会主任。经评委认真审听评议,黑龙江台制作的《远去的琴声》、云南台制作的《打工女中校》、河南台制作的《二八月乱穿衣》、广东台制作的《村魂》获单本剧一等奖;获得短剧(小品)一等奖的有:黑龙江台制作的《秋别》、《屯里来了个大画家》,北京台制作的《过年》。

在2月27日的颁奖晚会上,同向荣副部长指出,广播剧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广播文艺中一种颇具感染力的传统的重要艺术品种。他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经是广播剧辉煌、灿烂的时代,广播剧很受群众欢迎。在未来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广播剧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广播剧进入“五个一工程”

199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发出1号文件,将广播剧列入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之中。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自1991年实施以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其规模及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较好地发挥了导向作用。实施“五个一工程”的根本要求是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创作出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精品。

“五个一工程”原设电影、电视剧(片)、戏剧、图书、理论文章五个评选项目。为适应发展的要求,1996年的评选工作增设歌曲、广播剧两个评选项目。中宣部的这项举措无疑对提高广播剧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促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引起各级党政部门对广播剧这个文艺广播独有的艺术品种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1996年入选“五个一工程”的广播剧作品有13部。它们是:山东省选送的《孔繁森》、上海市选送的《纸月亮》、黑龙江省选送的《沙狐》、河北省选送的《野山花》、天津市选送的《石头说话》、广电部选送的《女兵连来了男家属》和《鞠躬尽瘁》、河南省选送的《新来的校长》、陕西省选送的《风雪昆仑山》、内蒙古自治区选送的《母亲碑》、江苏省选送的《雯雯撑起的天空》、云南省选送的《关肃霜》、福建省选送的《他留下一片温情》。

中宣部将广播剧引入“五个一工程”的评选项目,这就意味着,广播剧已不仅仅是广播电台所制作生产的文艺节目,而成为中宣部和各级省委宣传部主抓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项目,广播剧将走出低谷,再度辉煌。

思考题:

1.为什么说广播剧是区别于其他戏剧艺术的一个独特剧种?

2.中国广播剧参加“五个一工程”的评奖项目意味着什么?

【注释】

[1]摘自《广播剧——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一文,查理德·伊米森著,马和元译。

[2]〔日〕后藤义郎:《广播剧先驱史》,NHK放送博物馆。

[3]20世纪。

[4]〔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著,刘海龙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1页。

[5]根据原黑龙江台职工尔泰、丛林的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