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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临先生的戏剧观,

时间:2022-08-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不可否认,许多革新者的努力,尤其是佐临先生20多年前所提出的戏剧观问题,也是对我们起着深远影响和积极作用的。佐临的戏剧观的提出,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佐临先生虽然喝过洋墨水,但是,他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高度评价中国古典戏剧的美学原理,热情赞扬中国古典戏剧的伟大写意精神。这是由于,佐临先生的目标是创立民族的演剧体系。

佐临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戏剧家,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戏剧观问题,这是他对我国话剧艺术的状况作了周详剖析,对戏剧艺术的本质作了缜密思考后提出来的重大命题。当时,我们在贯彻“双百”方针上存在一些偏差,在话剧舞台艺术创造中则存在着“只认定一种戏剧观的狭隘局面”[29]。我们竭力提倡一种演剧方法,即在舞台上创造逼真的生活幻觉的演剧方法,似乎只有这种方法才符合现实主义,才能反映生活的真实性。针对这种情况,学贯中西、目光远大的戏剧革新家佐临指出,把2500多年话剧史中多种演剧方法中的一种,变为唯一的方法崇奉推行,“就受尽束缚,被舞台框框所限制,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30]。为了改革千篇一律的僵局,促进话剧艺术按艺术创造多样化的规律反映生活,争取话剧艺术的新繁荣,他鲜明地提出了“戏剧观”这个命题,并着重说明戏剧观广阔的必要性。这是一位戏剧革新家的充满激情的呼吁,是他对中国话剧运动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考虑到60年代初,“左”的倾向还比较严重,知识界人士的疑虑还相当大。佐临先生的坦城和勇敢就更令人钦佩了。20多年过去了,80年代的中国话剧舞台正涌现一股令人瞩目的革新浪潮,我们的舞台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从剧作到演出,无论是思想内容的深刻真实,还是样式的奇巧丰富,手法的多样新颖,都是超过了以往的。政治上的稳定、政策上的正确是保证戏剧艺术繁荣的根本因素。然而,不可否认,许多革新者的努力,尤其是佐临先生20多年前所提出的戏剧观问题,也是对我们起着深远影响和积极作用的。60年代播下的种子,80年代正在结出果实,这样说,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

我是佐临老师的学生,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深感荣幸,佐临“写意戏剧观”是个大题目,需要作许多认真的研究工作,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讲几点感受,供专门研究的学者参考。

佐临“写意戏剧观”的提出,有客观的戏剧基础。一个迅猛发展的社会现实,促进戏剧家考虑自己和时代的关系。佐临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希望在广阔的规模上反映一日千里的生活,塑造为新生活奋斗的新人。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佐临先生不会满足于陈陈相因的戏剧观念,不会满足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描绘”世界,不会满足于室内心理剧的手法,他要求新的戏剧观念,要求打开空间“表现”世界,要求诗的意境和哲理,要求“从我们祖国江山如此多娇的澎湃气势出发,放胆尝试多种多样的戏剧手段”[31]。佐临提出“写意戏剧观”有深刻的思想基础,是他炽烈的内心情感的需要,这是核心中的核心,不能忽略。我们可以从他的理论文章中,看到他对时代、民族的热情和责任感,我们更可以从他的艺术作品中,看到他这种不可遏制的强烈追求。他导演的《抗美援朝大活报》《激流勇进》《新长征交响诗》《伽利略传》《生命·爱情·自由》纵然评价不一,然而,只要不带偏见,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作品有着共同的特征:用史诗一般的气魄,反映新的世界、新的精神、新的人格。

佐临的戏剧观的提出,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佐临先生虽然喝过洋墨水,但是,他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高度评价中国古典戏剧的美学原理,热情赞扬中国古典戏剧的伟大写意精神。中国古典戏剧从来自由洒脱,时空运用灵活,不拘于外部形态的逼肖,着力于人物内心感情的抒发,具有惊人的艺术魅力。对于中国古典戏剧的巧妙的艺术语言,佐临十分赞叹,他认为“不去取用、借鉴,而偏偏甘愿受写实戏剧观所限制,这实在是不可理解的事”[32]。他说了,他也“取用”和“借鉴”了。佐临在话剧界提出的“写意戏剧观”,是和我们的古老文化传统有内在精神联系的,是中国色彩极其强烈的戏剧美学理论。

“写意戏剧观”的提出,是佐临先生悉心研究古今中外各种戏剧流派的结晶,是博采众长、汇合、溶化,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中国话剧演剧学派的一次振聋发聩的宣言。因而,我们还可以说,“写意戏剧观”是必然会引起国际注意的戏剧理论,有不容置疑的超越国界的国际性质。佐临先生通过梅兰芳、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待“第四堵墙”的不同态度,比较了他们的戏剧主张,透彻地论述了他们的区别,但是,他没有对这三大演剧体系简单地做出肯定某一方、否定一另方的结论。他不仅善于区分,也善于吸收。如同瓦赫坦戈夫善于从相互对立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耶荷德身上各择所长一样,佐临先生也善于从各种演剧流派中发现他们的长处。既不简单否定,亦不盲目拜倒。这是由于,佐临先生的目标是创立民族的演剧体系。

也许,建立起一个理论上完整、严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又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民族的演剧体系”,需要时间,需要毅力,需要众多戏剧革新家的共同努力。然而,建立中国演剧学派的指导思想一经提出,对于当代及未来的中国话剧艺术家,在精神上是极大的鼓舞,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佐临这位名家之所以令人深深尊敬,正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先驱。

我是晚辈,和许多同志一样,愿意以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的剧场艺术,探求中国话剧艺术复兴之路。佐临先生的“写意戏剧观”在我的艺术探求中起了导航的作用。近几年来,我排了一些戏,得益于此的甚多,恕不一一详述了。

(原载《戏剧艺术》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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