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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带来的影响有哪些

时间:2022-08-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真人秀”重视“秀”,轻视“演技”。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限童令”,禁止儿童参演“真人秀”综艺节目,它是对当下中国电视业日益泛滥的儿童“真人秀”行为的及时规范。“真人秀”节目一方面透支了观众的情感额度,另一方面节目组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做了误导性示范。

目前看来,“真人秀”节目仍具备着一定的市场潜力,形态各异的节目类型层出不穷,在这样一场“淘金热”中,资本获利、艺人受益,但是,它却在社会、文化、表演专业等领域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

“真人秀”重视“秀”,轻视“演技”。不难看出,“秀”更容易带来市场,吸引眼球,而“演技”在这个时代已经无足轻重。从微信朋友圈的“秀”到电视节目的“秀”,从政府官员的“秀”到儿童的“秀”,我们身处的时代已经被无知的、愚蠢的、低智的“秀”所占领,人们似乎失去了感知与表达的能力,只能通过“秀”才能与周遭的世界进行对话。“秀”成为一切事物的代言,这是一个时代的病态与悲哀。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限童令”,禁止儿童参演“真人秀”综艺节目,它是对当下中国电视业日益泛滥的儿童“真人秀”行为的及时规范。参加“真人秀”节目录制的儿童大多是明星子女,他们身上具备节目组所需要的商业元素,一方面是明星的光环,这些孩子都背负着自己父亲或母亲的明星形象;另一方面是儿童自身的天真无邪、童言无忌是既容易包装又有市场卖点的元素,因此,明星子女“真人秀”是对观众欲望的双重满足。然而,明星子女“真人秀”不仅触及了明星价值的“透支”问题,而且也碰触了儿童成长教育的诸多问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明星通过重金打造的奢华日常,一方面不仅获得了粉丝的崇拜,而且通过粉丝的崇拜从而获得自我身份的加固认同,另一方面明星的“炫富消费”会影响年轻人模仿学习,从而导致年轻人的审美选择与价值取向。“真人秀”节目对明星生活的曝光是观众模仿的开始,模仿明星生活方式的消费使得中国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陷入一个复杂的语境中,模仿明星的穿着打扮满足了男性的欣赏欲望,表面上似乎得到了男性的肯定,但实质上却丧失了自我价值追求,女性是被设计的景观再次成为“被看”的对象,女性的消费地位因此变得更加牢固。

“真人秀”节目一方面透支了观众的情感额度,另一方面节目组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做了误导性示范。以“撕”、“虐”的疯癫打闹代替表演,“秀”成为表演手段和语言,“真人秀”节目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都做了误导性示范和引导,以致这种“撕”、“虐”成为一种日常出现在青少年的游戏当中,而如此不当的社会影响是任何收视率和商业价值都无法弥补的。另外,有的明星因为节目中的表现而被观众喜爱,但是,也有明星却因在节目中表现的做作、虚伪而被观众讨厌,例如徐帆,因为《花样姐姐》的“真人秀”给观众留下“小家子气”、“矫情”的印象,节目组在旅程中为嘉宾安排了乘坐热气球的游戏环节,在场的所有嘉宾只有徐帆一个人哭着喊害怕,后又给冯小刚打电话求得安慰,这种胆小的矫情不论是节目请徐帆的特意表演还是她本人的真情流露,都损害了她在观众中的形象。《花样姐姐》、《我们结婚吧》、《爸爸去哪儿》等“真人秀”节目走的是温情路线,虽然没有“疯癫”的场面,但仍然脱不了“虐”明星的尴尬,比如节目组让身无分文的明星去给店家要吃要喝的,或者安排明星合住条件简陋的旅馆,通过“内部矛盾”的方式展现明星相处时的小纠结和小尴尬,从而制造矛盾产生悬念,吸引观众。王琳在《花样姐姐》中的表现也是褒贬不一,她除了有时跟徐帆斗嘴、对晚辈“毒舌”,最让观众觉得可笑的是,她告诉外国人自己是明星,而且一直疑惑为什么外国人不知道她是明星这回事。总之,这样的搞笑噱头到底是节目组的有意为之还是王琳的真实为人已经不重要,因为这其中的真假既不是节目组也不是明星寻求和在意的关键。在“真假”作为表现的方式的时代,“真人秀”是混淆真实的一个典型,所以,“人们仔细研究的不再是电影表演或电影演员的在场,而是将目光转向影星与他扮演的虚构人物、明星与广大观众之间的关系,转向明星们再现现实的方法手段,转向演员自己的宣言以及媒体和观众的宣言。”[39]

“真人秀”节目为收视率要抓眼球,要“撕”要“虐”才好玩好看,明星则配合的不遗余力,因此呈现出“疯癫”的场面。Angelababy(杨颖)的“女神”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她和黄晓明的“世纪婚礼”也塑造了她梦幻的公主形象。可是在《奔跑吧兄弟》中,观众看到了一个接地气的Angelababy,然而,“下巴飞出来”也再次证实了Angelababy用假体垫下巴的说法,这不仅遭到了观众和网友的嘲笑和讽刺,也让她一路打造的360度无死角美女的形象崩塌。“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于是,物欲主义便自我包装。在当代传媒和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现,而是以一种精神、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巧妙地体现。”[40]“王健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如果说万达对文化有什么,没有,我们是在商言商,我们看重文化的原因就是赚钱。’如果这些企业挟着资本之利,长驱直入地”侵袭“电影界,不顾生态平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毫无文化情怀地疯狂‘掠夺’电影产业资源、谋取‘暴利’,不断地‘透支’观众的热情及其电影理想,而当这种‘透支’到达极限以后,电影市场迅速‘跌落’,这些企业又会同样迅速地撤退出电影产业,又去寻找新的市场‘猎物’。此时,留给电影产业的将是生态‘严重污染’和‘破坏’。”[41]因此,在肯定电影明星“真人秀”节目的娱乐以及青春“放飞”功能甚至部分“正能量”的同时,更需要提醒甚至警惕电影明星“真人秀”节目的演员价值“透支”以及对于中国表演文化生态的“环境破坏”。它是中国电视产业化过于“膨胀”的一种结果,市场力量越出了市场的范畴,而侵袭到了艺术的领域,并肆意在艺术的场域里“疯狂”、“疯癫”,涉及了艺术的边界及其伦理的“底线”。它可能使中国演员“艺人化”的趋势更加加快,也影响到中国青年电影演员的表演品质“弱化”,需要引起文化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以及发出理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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