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十三经》

读经不是我们的目的，正如学习西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是创新。而要创新，就应尊重、学习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张金梅（以下简称张）：曹老师,您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就掀起了一股“读经热”。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国内出现“读经热”的原因何在？

曹顺庆（以下简称曹）：所谓的“读经热”,又称之为“国学热”。20世纪90年代之所以会在国内出现“读经热”,我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转折。近、现代历史之交,在西方强大的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学产生了一次重大转折。与中国文学一样,在西方文化夹带着政治、经济优势强行冲向中国之时，中国文化也被迫“大河改道”,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告别了传统文化。这种“改道”一方面是外国文化的抢滩登陆，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在优势的西方文化面前,通过一番碰撞、挣扎后,转过来向西方文化学习。我们的知识分子通过一番“论战”,逐渐认识到我们故步自封,守着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行的,要向西方学习,“求新声于异邦”,于是掀起“出国热”。当时我们很多相当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学者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文化。

那么,就这一次向西方文化学习和西方文化冲进来的合理性来说,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我们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即所谓“拿来主义”,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河改道”。这种“改道”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我们的新文化、现当代文化就是在这次“大河改道”中形成的。

这种“改道”走过以后, 近些年来, 国内又开始出现了一种与“五四”运动以来文化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种转折趋势。今天的“读经热”、“国学热”就是这种现象之一, 这可以从很多学者身上看出来。有很多学者, 包括在西方待了很久的学者, 他们当年提出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现在却都开始倡导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他从 90 年代开始就重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 认为不能完全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 不能有什么“贾桂”思想。有很多人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他曾经说过“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21 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复兴。”现在回过头来看, 季先生是有很敏锐的眼光的。现代著名诗人郑敏当年也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骨干，他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也是大力倡导的。研究西方后现代的王岳川提出重新“发现东方”, 倡导将中国文化“输出东方”。我曾提出“失语症”, 主张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要求读“十三经”、背《文心雕龙》、《文赋》。

我们老中青三代学者, 甚至包括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学者也都是如此，他们有的强调读经, 有的主张学习东方文化、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信号! 中国文化又一次转折的信号! 这种转折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意愿, 而是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 是一个学术前沿问题, 也是我们国家整个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得好，认识得清楚、深刻, 那就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机遇；处理得不好, 就很可能会困扰我们的文化发展, 困扰我们的学术研究。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深, 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转折的信号，是一次文化发展机遇, 是一种历史发展必然。

张:与这股“读经热”相应, 您自 1995 年起, 就在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文化元典:《十三经》”课程。请问您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课程?其重要性何在?如果不开设会有什么危害吗?

曹:我从 1995 年开始开设“《十三经》”课程, 迄今已有十余年了。我觉得开设这门课程非常重要。我以前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 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 我的导师杨明照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 因此我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了解比较深。同时, 我又是研究比较文学的, 我20世纪 90 年代初曾去美国做访问学者, 对西方文化有个基本的认识。1994 年回来后, 我就着手开设“《十三经》”。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开设“《十三经》”, 是与我的经历、思考相关的, 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第一, 在如何对待传统上, 我曾将我们中国和周边国家, 其他东方、西方国家作了一个比较。比如, 同属于我们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 与经济发达国家一样, 他们有很多重要的工业产品、重要的高科技, 如我们中国市场上就到处可见“三星”“、现代”、“丰田”、“索尼”、“松下”。然而, 虽然他们都很现代化, 但是他们对待传统却与我们不同。日本很多传统都保留得非常好, 包括衣、食、住、行方面; 韩国对他们的传统文化也非常尊敬, 如韩国的钞票上印着的就不是总统头像, 而是他们古文化人, 如李退溪。印度也大致如此,西方国家就更不用说, 所有国家对待他们的传统文化都与中国现当代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现当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负面看法: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 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不打倒传统文化, 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 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 值得深思的是, 为什么日本、韩国没有打倒他们的传统文化, 而是在尊重他们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实现了现代化, 而我们实现现代化却非得将传统文化全部打倒不可, 甚至我们全部打倒了传统文化却还没有他们走得快?!更为严重的是, 自“五四”以来, 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情结: 我们痛恨我们的传统文化, 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把我们中国害惨了。这种看法给我们现当代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我们的现当代文化几近处于一种“快断根”的状态。大多数西方人, 包括西方中青年学者、青年学生对他们的传统文化都是尊重的; 日本、韩国、印度也都非常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而中国却痛恨、抛弃传统文化。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时的目的, 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 由此就导致了很多严重的后果。一个直接的恶果, 就是空疏学风日盛, 大大地伤害了我们学术界与教育界, 害了大批青年学生, 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对此我曾在《“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一文中作过相应论述, 那是从人才培养方面探讨其危害性的。

第二, 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 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 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何谓“失语”?所谓“失语”, 其根本的害处就是缺乏新力, 缺乏自主创新性。不学传统文化, 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 必然会“失语”, 这是肯定的。就文学理论来说, 我们传统的文论基本上从现实的文学生活中消失了, 目前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西方模式的, 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我们正在亦步亦趋地效颦。我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话语, 开口就是西方的。年轻人对于我们祖先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 相反对西方却越来越感到亲切, 很多人满口都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令人痛心疾首地糟糕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地步。但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和传统, 在我们的青年学者甚至一些中年学者中间, 却非常陌生。当今的学者包括一些已经很有名气的学者, 有几个人真正地读过“十三经”、读过“二十五史”、读过“诸子集成”。当初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赶上西方, 费时糜日, 我们至今仍处于追赶西方的被动状态。长期的追随西方,我们的创新活力正在丧失, 现在似乎只能永远跟在西方的后面, 整体性地成了西方的“大后方”。比如文学理论, 在中国, 有中文系的地方都有研究文学理论的,再加社科院、文联以及其他单位的专职研究人员, 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队伍是非常庞大的, 但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却非常落后, 没有原创性,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的理论。迄今中国有影响的文学理论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历史、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 情况也大致与这差不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值得深思。

第三, 在整个文化发展上, 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 我们整个文化出现了一种“空心化”的趋向。全世界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西方文化有其自己的精神家园, 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从希伯来文化拿过来的《圣经》; 印度和其他民族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家园; 而我们中国人却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家园在哪里。我们一些中青年学者都很聪明, 但最后他们都信了基督教, 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如今我们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我们没有文化家园有关。比如, 今天大家都非常痛恨贪官污吏。其实, 贪官污吏的出现除了素质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只不过, 这个文化上的原因我们没有去探讨过。为什么贪官污吏会前仆后继?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的文化家园、一个人在文化熏陶下的操守、道德重不重要呢?任何一种文化都强调一个人的道德、操守和自我的约束力。古人讲“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我们讲要有“良知”, 要有“追求”。古代的仁人志士强调“民本”思想、“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强调“和谐社会”、“一心为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法则、强调“慎独”, 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不论这些思想好也好, 坏也好, 它却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家园, 甚至是心灵家园, 现在我们都没有了。

今天一些人唯利是图、唯钱是图, 打麻将、练“法轮功”。诸如社会上这些精神空虚现象都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是有关系的。中国整个文化的“空心化”、中国人缺少文化家园感, 以及我们今天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 缺少有民族特色又适合当代人的文化思想支柱和文化家园、“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失语”、缺乏创新性等等也都与此有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但不能否认, 传统文化的失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已经对当代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从人才培养到学术创新、到社会风气。我觉得应该恢复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将其看作“洪水猛兽”、“害人精”, 将其彻底“打倒”、“批臭”,而是应该好好学习、继承。当然, 传统文化还有一些糟粕, 也确实还有一些不适合现代的东西, 一些要不得的东西, 甚至要批判的东西。但是即便我们要批判, 也应先看懂、读懂, 先了解它、知晓它。然而, 我们有些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的中青年学者, 常常不看、不读, 甚至连传统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大肆批判。这种现象我觉得很可悲。

张:几乎在开设“中国文化元典:《十三经》”课程的同时, 您就提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问题。请问这两者有何联系?

曹:“失语症”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是有必然联系的。自我于 1996年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以来, 国内学术界就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或论争。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 我之所以提出“失语症”, 主要是针对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的。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 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当今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的理论框架、学术规则、学术范畴, 如“内容”、“形式”、“典型性”、“文学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荒诞”、“颓废”、“感伤”等都是从西方贩来的。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可不可以呢?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但是这些术语和规则毕竟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不是产生于中国的, 是西方的文论话语, 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是有一定距离的。诚然, 这些术语和规则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用, 但是如果用的不恰当, 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对此,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作过阐述。此处限于篇幅, 不再详论。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会失语”“?失的是什么语”?为什么会失语?原因在于我们对传统文化隔膜了, 根本就没有读过经典, 而经典就是决定话语规则的基本东西。我提出“失语症”已有十多年了,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应该说这种争论是有益的, 但争论时, 有至关重要的一点, 大家没有认识清楚“话语”是什么?“话语”的实质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我们的经典中形成的。例如, 我们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话语”, 即“言”和“意”的关系问题。语言始终不能穷尽意义, 这是我们的话语规则, 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规则大不相同。

西方认为, 语言和意义是一致的, 没有没有语言的意义, 也没有没有意义的语言。诚然, 后来发展到海德格尔时, 产生了一些变化, 但这仍然是他们的基本规则。而中国的基本规则则强调“言不尽意”。如老子的“道可道, 非常道”、《周易》的“言不尽意, 立象以尽意”、庄子的“得兔忘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 一直到我们古代文论所追求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味”、“故其妙处莹玲珑, 不可凑泊, 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些看法和基本规则都是一样的,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包括禅宗的“不立文字, 以心传心”、文论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 都是这些基本规则的反映。这些基本规则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经典开始逐步形成的。西方文论中的基本规则如“模仿”论、“悲剧”论, 也都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形成的。那么, 我们的这些规则为什么会丢掉呢?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读过,“十三经”大家是不知道的, 所以必然会“失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原因。一个“失语”的时代, 自然不可能产生学术大师; 一个无学术大师的时代, 必然是一个“失语”的时代。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失语症”, 就要读“十三经”。没有读过“十三经”, 没有读过“诸子集成”, 没有读过“二十五史”, 没有学习传统文化经典, 就根本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传统话语, 所以我要开设“《十三经》”这门课。通过开设“十三经”、背诵《文心雕龙》、《文赋》、《诗品序》, 让大家慢慢地学习中国传统经典话语。只有好好学过, 才能谈得上拿来运用的问题。当然, 这并不是说读了“十三经”, 就不“失语”了。如有些人虽然中国古代文化功底很好, 但他仍然将西方话语“拿来”解析中国文学, 这样做还是会“失语”的。所以在我看来, 读“十三经”仍是一个基础, 我们应通过这个基础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张:近年来, 一股“少儿读经热”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 而关于该不该读经的争论也成为媒体和学者的热门话题。对此, 您有何看法?

曹:关于少儿读经的问题, 归根结蒂还是源自于我们对教育的反省。我说, 这是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然而,“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的学术界, 曾经人才辈出, 大师云集。从王国维到鲁迅, 从钱钟书到季羡林, 这些学术大师甚至是群体性地产生出来的。例如, 文学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 学术研究上的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范文澜, 乃至自然科学上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这些大师是如何成为大师的?他们有他们的成长历程。简言之, 这些大师有两大特色。

第一, 从小学习经书，是读“四书”、“五经”长大, 第二，长大以后到国外亲身体验西方文化，出国留学, 被西方文化浸泡, 或受国外文化熏陶。如鲁迅先生到日本去、钱钟书先生到欧洲去、季羡林先生到德国去。从他们的成长历程来看, 古文、外文都学得很好。如今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呢?一是因为我们从小没有读过“经”, 拿着“经”就头疼, 对“经”没感觉。二是我们的外文都不好, 大多数人没去西方真正体验过, 拿着西方的原文典籍很多人都不会看, 很时髦的一些西方哲学理论, 如现象学、阐释学、符号学、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都是从二手货、三手货、四手货的翻译书上学习的。这就形成了没有学术大师的原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还想真正培养出像钱钟书、范文澜那样的人才来, 怎么走我们的教育?像我们今天这样一种教育, 幼儿园就学那些课本, 小学就学那些课本, 中学就学那些课本, 大学还学那些课本, 学校还和我们现在的设置一样, 势必会出现“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势必会造成严重的人才断层!

张:曹老师, 当您在关注“十三经”时候, 也有成千上万的经学爱好者在关注着您。您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热爱读经、研经的朋友们讲吗?

曹:对我们热爱读经、研经的朋友们, 我想说:

第一, 读经并不是我们的目的, 就如同学习西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元典和学习西方元典, 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创新。请大家记住, 我们读经绝不是复古, 我们学习西方也不是赶时髦。以前,我们有人认为东方的就是坏, 西方的就是好; 中国的就是坏, 外国的就是好。我们读经, 其实也是为了“纠偏”。我们应该以开放的、世界的眼光, 吸取前人、包括东方的、西方的全世界人类的优秀成果。

第二, 读经是一种文化涵养和文化修养的体现。读经的实际功利目的恐怕不一定马上就能看得到的。一个读过经, 有很深文化积淀的人,站出来就不一样。女孩子读了, 淑女就出来了; 男孩子读了, 就有“书卷气”, 就很有文化。因此读经不要有太多的功利目的,这主要是涵养、修养的问题。

第三, 读经对我们现实生活也是有很多好处的,包括我们写东西、我们的谈吐。举个简单的例子, 连战、宋楚喻来大陆演讲, 他们这些人不是搞学问的, 是搞政治的。但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看, 他们是读过了一些东西的, 所以他们的演讲很不错。对比我们一些大学的校长, 当着他们的面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就反映出了读经与不读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