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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剖析

时间:2022-07-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举国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演变设定了路径依赖。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使我国的竞技游泳运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获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泳金牌和奖牌榜双料亚军,谱写出奥运史上新的篇章。我国竞技游泳的发展和完善反映着游泳管理制度的变迁,游泳管理制度的变迁又决定、规划着我国竞技游泳的发展。

制度安排、政策规定以及所受规制的经济体系会对我国竞技体育产生特殊影响。竞技体育的政治地位取决于国家体育总局在国家政府中的位置,竞技体育的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家分配资源时所处的位置。举国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演变设定了路径依赖。

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在体育上,就是以世界大赛(特别是奥运会)的冠军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竞赛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在管理、训练、竞赛等各个方面形成全国一体化,形成一个以各级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国内竞赛体制三足鼎立的刚性结构。凭借这一体制的实施,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地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竞技体育的腾飞,确立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成为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其产生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这一体制保证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集中最有效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最大限度地推动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

(2)这一体制为一个体育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竞技体育的迅速崛起找到了一条最简便快捷、也最具有实效性的途径。

(3)满足了我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条件,实现了现代竞技体育所固有的政治功能,为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

(4)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使我国的竞技游泳运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获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泳金牌和奖牌榜双料亚军,谱写出奥运史上新的篇章。

我国竞技游泳的崛起是在一定的管理制度下进行的,管理制度既是我国竞技游泳崛起的现实前提,也是我国竞技游泳的运行载体,它关系到我国竞技游泳的成败得失。我国竞技游泳的发展和完善反映着游泳管理制度的变迁,游泳管理制度的变迁又决定、规划着我国竞技游泳的发展。

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历经60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游泳场馆设施从无到有,训练理论与方法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技术变革由浅及深,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逐步确立了亚洲游泳强国的地位,在世界泳坛争得了一席之位,同时也为世界游泳的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尽管举国体制存在运动员成材率低、资源浪费严重、社会参与力量弱且积极性不高、各项目投资比例失调、各类型体育发展不均衡等方面的消极作用,但也正是在举全国之力的高度集约体制下,通过集中优化,合理配置我国竞技游泳的各类资源,进行集中化的科学训练,再加上国家对于奥运重点项目游泳运动的高度重视和政策倾斜,才有了伦敦奥运会上我国游泳事业的精彩篇章。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表现出依附于举国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依赖于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变革、筹资体制的完善和意识形态的创新;依赖于对世界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把握。

路径依赖的概念最初来源于自然科学中对生物物种进化路径的描述,它关注的是历史偶然事件对未来技术或制度选择的影响。在经历了从技术变迁领域到制度变迁角度再到演化经济学及复杂性科学角度下,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路径依赖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乃至新经济史学的研究范畴之中。该理论不仅把“事件”带回了新经济史学,而且把历史的分析方法重新引入到经济学,它的引入使现代经济史在经济学中的位置得到了提升

路径依赖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作用及历史演变的规律。本节总结了路径依赖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两个主要理论分析框架,即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并指出,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是替代路径依赖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最佳选择,它能为经济系统演化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提供一个非均衡的、动态的和开放系统思考的分析视角,为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成因、影响和破解途径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

【注释】

[1]巨乃岐,王建军.广义技术探析——兼论技术的五种基本形态[J].科技管理研究,2009,(5):551-552.

[2]刘炳瑛,李明湘,卢俊忠.马克思主义原理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03.

[3]http://baike.baidu.com/view/1785673.htm,2012年2月10日访问.

[4]http://news.sohu.com/20090730/n265589621.shtml,2012年2月22访问.

[5]H.Poincare.混沌学导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2-34.

[6]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2.

[7]Margolis Stephen E.S.J.Liebowitz.Path Dependence,Lock-in and History.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nization,1995.

[8]Bebchuk,Lucian Arye and Roe,Mrak J.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October 1999).Columbia Law School,Center for Studier in Law&Economics Paper No.131.

[9]David Paul A.Why are Institutions the Carries of History?Path Depend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Organisations and Institution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s Dynamics,1994,5(2):205-220.

[10]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J].改革,1993(3).

[1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市三联书店,1994:127.

[12]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27-128.

[13]Woerodeman E.The Institunamal Economics ofmarket-Based Poiky[R].Amsterdam,Boston,Elsevier,2004.

[14][美]阿佛纳·格雷夫.历史制度分析:从经济史视角研究制度问题的新进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5).

[15]青木昌彦.熊彼特式的制度创新[J].比较,2005(8).

[16]哈耶克的思想解决和超越了该问题,能有“演化博弈”的思想,具体参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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