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踏抗倭征途

二、初踏抗倭征途

倭寇的侵害起自元末明初，到嘉靖年间最为猖獗。十四世纪末叶，日本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南朝失败后一批武士流亡海岛，他们勾结一批商人和破产农民，来到中国沿海，名义上是做生意，实则走私、骚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到了十六世纪中叶，倭寇之害日趋严重。嘉靖二年日本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以及西海路诸侯大内氏各遣贡使瑞佐、宋素卿和宗设分道来宁波。大内船先达，细川船后至，按照宁波市舶司规定，货物运岸应以入港先后为序。但是，后至的细川氏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先办理手续。宴会时又以细川船的瑞佐居上座，大内船的宗设居次座。宗设大怒，和瑞佐发生械斗，追瑞佐到绍兴，沿途烧杀、抢掠。这就是当时震动浙中的所谓“争贡之役”。明朝政府处理善后也有不当，罢了市舶司，断绝与日本的贸易。本来应罢的是市舶司受贿的内臣，而不是市舶司。通商的禁止，便招致日本商人大量走私，内地的奸商、流氓、海盗和倭寇互相勾结，给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于是倭寇便可以随意登陆，进行抢劫、掠夺，滥杀中国居民。

正在倭患严重的时刻，嘉靖三十二年，戚继光被擢升为主管山东防倭军务的都指挥佥事，统辖三营二十四卫所。从江苏、山东交界处一直到山东半岛的北端都属于戚继光的防线。这样辽阔的海防线，如何设防？戚继光毕竟是将门之后，加上有防戍蓟州和登州的经验，他到任以后，先摸清倭寇的活动规律，一般倭寇最猖狂的时候是在三、四、五月或九、十月间，当时海船行驶要依仗风力，船只在什么地方靠岸与风向有很大关系。摸清了这些规律，戚继光便按时按地段设防。但当时山东防务空虚，兵不满额，纪律松弛，战斗力不足，戚继光便重新整顿军容，严肃纪律，对营伍、卫所进行认真整肃。有些资格老的军官，多少有点瞧不起这个年轻的将领，尤其是军中有个军官，是戚继光的舅父，恃长辈身份，不听戚继光号令。戚继光开初很头痛，对处分舅父很感为难。但这个不听号令的舅父如果不能恰当处理，他自己就不能在军中树立威信。经过再三考虑，他以上司身份，当众严厉处分了这个舅父。事后，他又以外甥的身份，把舅父找来，向他赔礼道歉。这位老资格的长辈被戚继光光明磊落的行为所感动，当即以下级军官身份跪了下来，保证今后不再违抗命令。处分舅父，警戒了全军，一些倚老卖老的军官，也就规矩多了。军纪很快得到整肃，山东海防也较过去巩固了。

江浙的倭患最为严重。明王朝政治腐败，明世宗朱厚熄十余年不临朝，大权落在内阁首辅严嵩手中。严嵩贪污受贿，户部每年边饷就有十分之六要送给严嵩，边防废弛。浙江倭患最严重时，明政府只好从各省抽兵来援，但因客兵不熟悉当地地形与倭寇的活动规律，很难收到明显的效果。加之严嵩及其死党赵文华等人排挤打击积极抗倭的巡抚王忬、总督张经，因而倭患日益加剧，人民遭受的灾难日益深重。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三十四年秋，明廷升戚继光为参将，由山东调到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那是倭寇活动的中心地带。

嘉靖三十六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命令戚继光随抗倭名将俞大猷去进攻倭寇据守的岑港（今定海西北）。因围攻日久，不能克，戚继光被撤参将职，“戴罪办贼”。第二年攻克岑港，才又恢复原职。这是他到浙江后参加的一次较大的战役。初战不利的原因，戚继光认为是：“驱福广之水兵而使之陆战，用流寄之杂卒而责其即戎，且号令未明，士心未附。”通过这个战役，戚继光认为原来的部队战斗力不强，主张训练新兵。原先他曾两次上书胡宗宪主张训练浙兵。胡宗宪把将兵佥事曹天右所部三千人交戚继光训练，但这支部队多出身市井，军容虽然整齐，作战时却很怯懦，不能打硬战。他决心训练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抗倭劲旅，认为只有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才能彻底打败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