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闲情偶寄》

十三、李渔的《闲情偶寄》

《闲情偶寄》是清初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李渔的一部所谓寓“庄论”于“闲情”的“闲书”，刊行于康熙十年，题名为“笠翁秘书”一种，雍正八年收入《笠翁一家言全集》。民国二十五年，由施蛰存主编、张静庐校点的铅印本作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十九种出版。全书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方面，内容驳杂，涉及面很广。其中，书中涉及有关戏剧美学的部分(《词曲部》、《演习部》以及《声容部》之一部分)，成为我国戏剧美学史上的重要作品。《词曲部》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方面论戏曲文学;《演习部》从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五方面论戏曲表演。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他看到了戏曲文学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强大的感染力，认为戏曲是“劝使为善，诫使为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辞”。

第二，他重视作品的结构。提出了立主脑的问题，他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从而他又提出一本戏要有一主脑人物，一主脑事件，以中心线索为戏剧矛盾的基础。他批评当时一些传奇说:“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有时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这是一般传奇的通病，他从此出发，提出“减头绪”、“密针线”的主张，使作品脉络清楚，结构严谨，以突出主体。

可贵的是他将主题思想和结构联系起来论述，因为材料组织得是否巧妙，离开主题思想是很难得到正确的解释的。他在关目的安排方面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见解。他反对蹈袭前人，提出“脱窠臼”，主张选材要“奇”，而又“不当索诸闻见之外”，要求作者从“家常日用之事”中去发掘戏曲题材。他认为生活中有许多“前人未见之事”，也有许多前人“摹写未尽之情”。

第三，他要求戏曲语言要浅显，他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作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故贵浅而不贵深。”并且认为“自古来圣贤所传之经传亦只浅而不深”、“能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他还特别重视宾白的创作，曾说:“曲之有白，就文字论之，则有如经文之于传注;就物理论之，则如栋梁之于榱桷;就人身论之，则如肢体之于血脉。非但不可相无，且觉稍有不称，即因此‘贱役’，竟作无用观者。故知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

他反对语言的“迂腐”、“艰深”、“晦涩”、“粗俗”、“填塞”，要求语言“尖新”、“洁净”、和有“机趣”，主张少用方言。他还提出语言要符合人物个性的主张，他说:“填词义理无穷，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又说:“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词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想。务欲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务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

第四，在音律方面，他主张“恪守词韵”、“凛遵曲谱”，但针对时弊，有所批评。他很不同意当时喜用集曲犯调，生扭数字作曲名的风气。他说:“只求文字好，音律正，即牌名旧杀，终觉新奇可喜;如以极新极美之名，而填以庸腐乖张之曲，谁其好之。善恶在实，不在名也。”

第五，关于科诨，他提出“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主张科诨合于生旦净丑的身份，自然包孕事理之中。

第六，对戏剧的真实性问题和典型化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论述。他主张，传奇必须符合“人情物理”，力戒“荒唐怪异”，强调“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传奇妙在入情”，要选择那些“离合悲欢，皆为人情所必至”、因而更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剧本。他主张对生活原型进行集中、概括，“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其余表忠表节，与种种劝人为善之剧，率同于此。”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典型化。

总之，李渔继承明人的成就，并结合舞台实际，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填词和演习方面的理论，且充分表现了中国戏剧美学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