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及第，踏上仕途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追谥“文”,抚州临川人。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地灵确实可造就人杰。江西临川自古就有历代“临川才子”的美称，这个县列入“中国名人辞典”的多达134人。
据统计，自宋而清，临川（抚州）进士及第者 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即位列其中。此外，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等文化名流均出于此县。
可见王安石这一人杰的诞生，除自身因素外，地灵因素恐怕也非偶然不可信。
就内因而言，王安石自幼天资聪颖，颇好读书，有“过目终身不忘”之内美，写文章时文如泉涌，动笔如飞，让见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仅如此，他还勤奋好学，因为读书专注，看书入神时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还津津有味地品尝，全然无所察觉；因为挤时间看书，也不注重自身形象的打扮，经常不梳洗，头发蓬松就出来接待客人，因此浪费了不少获得美女青睐的机会。
而其父王益为他创造了不错的外因，任州县官吏，经济尚可，又颇重教育，使得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王益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吏，但每次都会携带家眷一同前去。
因此，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便已到过很多地方。在长江流域，他曾在江西境内好几个县住过，并到过下游的江宁和扬州等地；在粤江流域，他到过广东的韶州；在黄河流域，他到过京城开封。
这不仅使他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也使得他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他幼小的心灵便装下了茫茫九州，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21岁的王安石参加科举，高中进士第四名。后被配任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即扬州地方行政长官韩琦的幕僚，大约等于现在的秘书。
虽然这离他出人头地的远大抱负还很遥远，但已使他步入了政坛的门槛，为他实现鸿鹄大志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
此外，他博览群书的功力、独立的见解和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政治上的成功埋下了伏笔。
他读书相当广泛，“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在阅读儒家经典时，不做俗儒和书呆子，而是坚持用自己的思考去理解问题，决不拘守先儒所注。
宦海沉浮，升迁无常
王安石的官宦生涯沉浮不定，起起落落，这可以从他履历表中职务的升降看出来。
王安石调任鄞县期间，他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政绩颇丰。比较有名的有：一是他早就知晓“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多次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
王安石履历表
二是开设本地“农业银行”，实现贷款。但是当时的贷款没有现在这么便利，时间和贷款范围都有限制。只有在百姓青黄不接时，才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时光荏苒，五年的时间过后，王安石因政绩突出被派往舒州当通判。
通判三年期满，也是颇有政绩，宰相文彦博推荐他为群牧判官，就这样被调任开封做群牧司的判官，进一步升迁到京城，成了中央级的干部。
但让人奇怪的是，王安石到了京城以后，并没有向其他刚升职的同事一样，摆宴席聊表庆祝之情，而是紧锁眉头，不苟言笑，整得像被降职一样。
他认为进京跟他的理想相悖，希望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极愿意到外地州郡做地方官。
这时他或许已经意识到应该趁年轻到基层锻炼锻炼，为晚年在中央的成就奠定基础。毕竟经验告诉他“宰相始于州府”，看来他是志存高远。
他先后十几次上书请求外任，通过他的“疯狂”执着，中央终于同意他去当地方官。嘉祐二年(1057年)，朝廷终于将他用为常州知州。
从县官到州官，王安石总要对他所认为的应兴之利和应除之害大力进行一番兴革。只要能造福百姓，他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敢干。在此期间，他还得到了一个挚友，即“北宋六先生”之一、《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这也使得他的声誉日隆。
出任常州知州、江东刑狱提典不到两年，王安石又被调回中央，任度支判官时。
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把它当做一种财富。这十多年，他锻炼了才干，赢得了声誉；韬光养晦，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并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终于，他认为时机已然成熟，在嘉祐四年(1059年)一场春雨之后，花了三天三夜，向宋仁宗赵祯写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
《言事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
宋仁宗这个在位三十多年的皇帝，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失败之后，已不打算有什么作为。但他还是懒洋洋地翻开了《言事书》，不过看完后也没有表示太大的兴趣，把《言事书》批给朝中大臣阅览，此事便不了了之。
不久朝廷任命他入值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嘉祐八年（ 1063年）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屡召王安石赴京，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恳辞入朝。
出师朝野，酝酿变法
前面说到仁宗皇帝把《言事书》批给朝中大臣阅览之事，虽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但这一事件却是富有戏剧性的。就是这一不经意的举动，影响了王安石后半生的人生路。
《言事书》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后来改变了王安石命运的宋神宗。
宋神宗当时还是太子，老师韩维给他讲《言事书》，王安石的忧国忧民、才华横溢，给这位王储留下了深刻印象。神宗一登帝位，就求才若渴，一天连发几道急令，从开封到江宁，催王安石去与他见面，与他谋划改革，实现《言事书》中设计的所有变法图强的理想。
1067年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给神宗讲经读史，以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
此时的王安石心情无比舒畅，认为遇上了明君，可一展宏图大志。他冒着鹅毛大雪，一路直奔京师。
此时的豪情壮志，可从他途中写下的一首诗《商鞅》得到验证：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寥寥数言足见其豪气冲天，顶天立地。他自比商鞅，当然也就想到了可能会五马分尸的结局，想到了要为改革付出的所有代价。
但他决心要与神宗一道摆脱“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衰危困境，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
到了京城，宋神宗如获至宝，忙向其请教：“今天的治国之道，应当以何为先？”王安石胸有成竹地回答：“以择术为始。”他所说的“术”，其实就是立法度。对于这个答案，宋神宗其实是很满意的，但抑或是考虑到变法的阻力，没有马上执行。
到了第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两人一问一答，无非就是老调重弹地谈论“治国最首要的是什么”。王安石还是告诉宋神宗，治国最首要的是改变陈规，建立新的治理方法。
宋神宗本是个有锐意进取心的人，听了王安石如此坚定的回答，很是兴奋，便又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道：“万岁，要做一朝明君，又怎么能只期贞观之功，何不直追尧舜，成就一代圣君。”
王安石被皇帝钦赐为参知政事
宋神宗大喜，但随之又有些顾虑，说道：“卿以为，朕之江山，能达尧、舜之清明乎？”
“万岁如果一心要做的话，哪怕再高的峰台，也可以一级级垒起来，若无意为之，再高的峰台，也会一级级垮掉。”
“爱卿所言极是，只是，如此说来，朕内心沉重，恐不能达前人的地步。”
“万岁勿忧，尧、舜之明，无非公视听、明是非，正所谓持平碗而水不洒，擎高灯而路自明。只要万岁以公正判正邪，以法度量是非，那么，国内怎么还会有假、恶、丑呢？”
宋神宗拍案称快，决定变法，做一位继承尧、舜，空前绝后的明君。
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他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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