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谜：潘晓来信

潘晓来信

1．潘晓来信

“人生目的是‘为革命’的说教太空，‘为名’又离一般人太远，‘为人类’则和现实联系不上，而‘为吃喝玩乐’，自己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个人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有了传真，有了E-mail，写信成了奢侈。

此时，要让记忆拉回到一信激起千层浪的日子很不容易。还好，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媒介，不在于用E-mail或写信，而在于鉴往知来，在于其中的思想。

1980年4月，北京某工厂一青年女工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感叹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编辑人员将这封信做了加工，并糅进了北京某大学一位青年的一些语言，化名“潘晓”，刊登在1980年第5期上，同时开辟专栏，组织大家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以潘晓来信为缘起，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热烈讨论。群众性的讨论事实上延续了7个月，收到信稿5.7万多件，在5至12期上共编发了110位读者的稿件，大约18万字。1981年6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编辑部的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作为这场讨论的总结。

一个23岁的姑娘，处在最美丽的年龄，应当感受生命灿烂的阳光。可她感觉刚上路已是尽头，一切都是那么绝望。

“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潘晓”感到：人生目的是“为革命”的说教太空，“为名”又离一般人太远，“为人类”则和现实联系不上，而“为吃喝玩乐”，自己又下不了这个决心。请教社会上的各式人等，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最后，她找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不是根据崇高的道德和信念进行选择的，而是根据本能。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个人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可是，这与“潘晓”以往受过的思想教育冲突太大，她的内心痛苦极了。

对潘晓的经历和思想，当时广大青年群体有共鸣、有同情、有理解，也有争议、歧义和辩驳。

首先，潘晓来信拨动了青年一代的共鸣弦。

武汉的一位青年这样写道：

我也是个青年，也曾有过同你类似的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由虔诚地追求革命理想，憧憬英雄业绩，到狂热地追随激烈行动，盲目地寻求献身的庄严时刻，直至在生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进而转入怀疑、彷徨、苦闷，这几乎成了共和国诞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必经的历史过程。绝大多数二三十岁的青年人都不同程度地领略了这一段征程的滋味。

南京的一位青年是这样体会的：

文学家和艺术家描绘了那么多先进青年，可从没有像潘晓这样真的说出青年一代的心里话。

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位青年如是说：

你的来信搅动了我的心。我以为我能懂得你，因为我是像你一样在人生道路上试步，在大千世界中苦苦求索人生之谜的青年。我曾有过类似他们不解“浮名”的真义，为名所感，当红之时，其乐陶陶，一旦受到冷落，曲终人散，便失落绝望。下面是来自老一辈革命家胡乔木的看法：

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

潘晓来信当然也激发了大量的分歧和争论，一部分青年反对她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认为如果大家都抱着这样的人生态度，总是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为自己出人头地，为自己争名夺利，为自己活着。这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行为，非但不能为别人，还往往会不择手段地损害别人。

但青年中也有一部分人对潘晓的结论持赞成的态度。

不论是哪一类人，他们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像你所说的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所以我说雷锋也是自私的，因为他的言行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只不过他主要为了满足自己的高级需要。

人活在现实中，首先必须千方百计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斗争，然后再去满足别人。这是人生规律。

要不是白痴，谁人生的意义何在？为自己。赏。我同样认为：如今社会上的人们是为私利而活着，离开了私利，人们恐怕就会像没有油的汽车一样发动不起来。

还有一部分青年，态度比较折衷。他们认为，为自我或为别人是无所谓的，关键在于要毫不吝啬地挖掘自己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因为创造的过程本身是自我表现的过程，创造的结果是为他人造福的结果。而“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将被“主观为社会，社会成就我”所代替，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将成为清醒而又自觉的行动。

有一篇文章谈到：我们许多青年人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者“全部”，或者“全无”。当我们由书本所形成的理想与客观现实不符时，那么一切都完了。或是承认我们的理想境界完美无缺，神圣不可侵犯，或是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弊病是命运主宰，甘心听从于命。这种方法是要不得的。没有步人社会时，不了解现实社会本来存在的复杂情况，只看到光明面，未看到阴暗面，用幻想代替现实；步人社会，受到生活的打击后，又变成只看到社会的阴暗面，不看光明面，把少数人的自私、丑恶夸大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应当说，这样的分析是切中潘晓苦恼的要害了。

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对潘晓如此规劝：如果你在一个环境中感到生存受到威胁，那就证明你的存在有不合理的因素。如果这不合理的因素是你过于认真的话，为何不用虚伪作为适合环境的保护色？我为团支部写过年终总结，越是胡诌越能得到一些人的赞扬。于是，过去曾疏远我的人开始接近我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我是个快乐的小伙子。呵，可笑的人生，不戴上假面具，在人生的舞台上就有随时被推下台的危险。

面对眼前恶浊的社会风气，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劝你不要再书呆子气地探索什么人生的意义了，为此痛苦也不上算。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这是个社会问题，每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正因为人生的意义是与命运博斗，而人最终又斗不过命，所以还是不去考虑什么人生的意义为妙。

这些议论，可以看作是积极劝导中的不和谐音吧。尽管那么不和谐，仍然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中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十分关心这一讨论。他曾亲自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了解情况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和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和答案。

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得要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和听得进。

人生的道路是复杂和曲折的，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着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的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