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梨港”居民的记忆和生活历程

三、“地梨港”居民的记忆和生活历程

研究者一般按照年龄将棚户区的居民分为老、中、青三代人，三代人的记忆和生活史是我们对棚户区进行社会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从被访者对于自己生活历史的娓娓道来中，我们不仅看到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的奋斗和挣扎，而且能够发现社区空间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轨迹，感受到个体、社区、国家之间纠结缠绕的关系。除了本地的三代居民之外，本部分的末尾还附上了一位外来打工者的个案，他的个人经历也生动地体现了“地梨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变迁。

高楼大厦之下的棚户区

1．老年人一代：移民上海，谋生立足

“地梨港”老一辈的居民大多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在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农村，由于战乱和灾荒等原因，他们青少年时期就来到上海谋生，从事社会底层种种艰苦的体力劳动，如拉黄包车、码头搬运、踩三轮、当纺织工人、拾荒等。1958年公私合营后，他们都进入了国家和集体工厂，成为“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国家的主人”，为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挥洒汗水、付出青春。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离不开他们做出的极大贡献。在倡导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先的思想下，他们几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许多人曾被评为劳动模范，也有不少人申请加入共产党，脱产做了领导干部，但在位时他们并没有想过为自己谋私利。在老党员的叙述中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语：“要是我脑子灵活点，是可以大把大把捞钞票的。但我们把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贪污是对不起共产党的”“我是支书、共产党员，不拿”。他们在工厂中工作了一辈子，八九十年代退休在家。然而，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工人阶级”不仅在经济收入上且在社会意涵上又重新跌入底层。老居民们说，现在“工人阶级”不值钱了！住房、医疗和教育产业改革使他们的家庭面临很大的生活问题，而当今官僚体制的腐败现象和某些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又强烈地冲击着他们的心灵。回想当初自己的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以及面对目前的现实，他们产生了一种落差感、不公平感，却又无可奈何。

个案三：鲍庆祥的个人生活史⁽⁶⁾

鲍庆祥74岁，江苏射阳人。4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将其带大。有两个哥哥，他们30年代就来了上海。1946年鲍庆祥也来到了上海，经大哥介绍学了三年徒。（“学徒的日子很苦，从早忙到晚，老师傅让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没钱挣，只包饭。”）1949年改行去扛码头，每天扛货、搬煤炭、送煤到船上。后来码头不做了，1957年到上海新华香皂厂上班。1958年上海大炼钢铁，被支援到上海铁合金厂。（“钢铁厂的工作苦啊，热，整个背全是湿的，辛苦呀。那时候当炉前工，出钢的时候那个热啊，累啊。但是那个时候宣传‘干革命不怕死’，我们就什么都不计较，加劲干。”）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厂里派到工宣队，1970年回厂脱产做一线工作，1973年入党，1975年当上支部委员，1976年做到支部副书记，做支部工作一直到1988年退休。工作期间，好几次被评为“五好工段长”。退休后到天目西路街道又工作了6年，卖饭票、做采购员、看门，样样都做。直到1992年左右，因为身体原因，开始在家休息。现在生活中最烦恼的问题是看病。（“现在生不起病呀，生病医药费都能压死人……我到居委会去开会，提到这个问题，居委会的人说什么要讲市场经济，我说市场经济就不要老百姓活命了！”）

个案四：李爹爹的个人生活史

李爹爹76岁，属猴，出生在江苏阜宁。1946年来到上海，自称那时是一个“小流浪汉”，在上海拉黄包车谋生。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取消“落后工具”，他便不能再继续拉黄包车了。1958年公私合营后进入上运四厂做装卸工。1960年入党，逐渐转为脱产干部（从干事、保卫干事做到一般干部）。一个月工资50多元，本来有机会住到曹杨四村，但是发扬先人后己的风格没去。1964年花了710元买下地梨港的这套房子，那时是平房（只有一层），夫妇俩带着3个孩子住了进来。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房子不够住了，因此1972年翻修房子盖成现在的两层楼。李爹爹1972年曾到江西、安徽等地支援三线建设，回来后到上运六厂工作，1993年退休。李爹爹和老伴说自己退休的太早，小孩又多，退休工资只有千把元，真是所谓的“养命钱”。现在这套房子因住的时间太久，下雨时会漏水，前两天还花了1　000元钱维修。打算如果不拆迁就花点钱将棚户区房子再修修接着住，现在有拆迁的消息又不敢大修，怕白白花钱。李爹爹和李奶奶还去看过了公墓的价格，也要4万元。

2．中年人一代：遭遇变革，有苦有乐

这代人基本上于五六十年代出生于“地梨港”，年轻的时候有的上山下乡，有的支内支边（知青和支内支边的人员一般都是退休后或外地工厂倒闭后返沪），也有的由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在上海的单位工作（邮局、电影院、幼儿园、商店等）。许多女性进入街道生产组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顶替父母进了国营工厂。后来因工厂大多效益不好而下岗，就找些别的事做，如司机、服务员、保安，或是自己做些小生意。但这些工作大多工资收入低（1　500元左右），临时性强，无事可做时就只能待在家里吃低保，有时还要依赖老父母。工作性质和低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家庭和健康状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人中也有成功地实现向上流动的。有的人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进入较好的单位，他们从事脑力工作并维持较为稳定的收入。因此一个家庭中几个子女就表现出了差异，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仍然从事体力劳动，处于社会的下层，受过高等教育的则进入了知识分子阶层和管理阶层，通过单位分房和购买商品房，已从“地梨港”彻底地搬出去。从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老父母一般和经济能力较差的儿子住在棚户区，而经济能力强的子女在照顾父母的事情上也会多出一点力。

个案五：程远山及其弟妹的生活史⁽⁷⁾

程远山出生于1955年，从沪太路小学毕业后，在闸北十中就读，中学时做过红卫兵。上山下乡时去崇明农场8年，但只种了8个月的地，因为身体不太好，所以调离到了后勤组。接着又到联队小工厂做中药厂药瓶的盖子，再到长虹汽车仪表厂去做汽车仪表。后来因母亲退休了就顶替母亲去了缝纫组，回到了上海。1984年底通过熟人进了托儿所工作。程远山中学毕业后去崇明时，她的妹妹在读高二，现在妹妹在浦东证券大厦做清洁工，每月工资500～600元。妹妹的丈夫在单位当警察（保安），每月1　000多元的工资，生活也不是很好，混混。弟弟在“文革”后参加高考，考入了交大，在物理研究所专门研究卫星。全家人中只弟弟一个人读了大学。弟弟的房子是弟媳单位分的，弟弟单位也分了房子，后来他们又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现在那两套房子都用于出租。

个案六：杜师傅子女们的生活史

杜师傅，1932年生于浙江婺州，1946年抗战胜利后来上海学做镜子的手艺。公私合营后进了上海镜子厂，该厂后来被转行为上海打火机厂。家里有5口人，2个儿子1个女儿，3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大儿子（现46岁）先在技校读书，毕业后进入“中原化工厂”工作，后来单位培养他上大学。虽然他算是国营厂里的工程师，但月收入只有1　500～1　600元，最近他也不高兴去上班了，因为这点工资还不如打零工挣得多。大媳妇是外地人，原先在肯德基做过服务员，现在在一家宾馆工作。孙子现在9岁。女儿自上海电力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现在已经是图书馆的主任。女儿家条件比较好，有好几处房子，一套他们夫妻俩自己住，一套给她的阿公（公公）住，一套给丈夫的妹妹住，还有一套现在出租着。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做的是房产行销这一行，现在也买了自己的房子，小媳妇是上海人，家里条件也比较好，是独养女儿。因为大儿子一家条件比较差，没有买自己的房子，所以还与杜师傅两口子一起住在地梨港。老两口将原来21平方米的老房子让给大儿子一家居住，自己和老伴花400元另外租了邻居的房子住，租房的费用由女儿和小儿子承担。

3．青年人一代：竞争市场，追波逐浪

这一代人生于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晚，与前两代人比起来，他们之间的异质性和分化程度更大。他们中有的出生和成长于“地梨港”，对这里有一份亲切感，有的则与“地梨港”的关系没那么密切，只是祖辈家在这里。但是为了在拆迁时获得一份补偿，他们的户口一般都被放在这里。“地梨港”社区中平时难觅年轻人的踪影，他们大多忙于学习和工作，周末或节假日的活动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本社区。在网络中倒能发现他们的汇聚，不少人在BBS、MSN组和QQ群上互通拆迁方面的信息，讨论方案，商量对策。这些青年人最终能否摆脱其祖辈（父辈）从事过的底层体力劳动，跻身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白领阶层乃至上流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这有赖于他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个人努力甚至是机遇。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无论多么艰难，他们必将延续他们祖辈和父辈的坚韧执著，在这个城市中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个案七：尚先生的概况

尚先生的爷爷是苏北人，年轻时在上海拉黄包车，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局里工作。生了4个孩子，除了他父亲之外，还有2个伯伯和1个姑姑。尚先生生于1983年，网名Alex，他从小在“地梨港”长大，2004年才随父母搬到外面的商品房里居住。2007年夏天他才从华东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应聘到中国网通公司工作，做人力资源和技术工作，起始工资是4　000元。他说这份工作在同龄人中还是相对较好的。他也谈到自己找这份工作的不易，10　000个人里面才挑了100人，其中只有4个应届毕业生。等于100个人里面才选1人，2　500个人里面才选1个应届毕业生。笔试加面试一共是两轮半，在家等公司消息等了2个星期才得到上班通知，想想当时真的是很担心。

4．外来人口：漂泊人生，临时停靠

在“地梨港”随意闲逛时，也能注意到外来人口给这个社区带来的变化：有的地方整条弄堂住的都是外地人，他们在弄堂中洗衣、吃饭还有卖菜，操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大声聊天。外地人比较多的地方，环境也更为嘈杂和脏乱。他们与社区本地居民并没有什么交往，很多人只是临时租房居住在这里。而且他们从事的行业也大多带有半明半暗的性质。由于外来人口不是笔者调查的主要对象，这里仅以一位沈师傅的例子来说明外来人口迁入社区的现象。

个案八：安徽沈师傅的住房情况

来自安徽的沈师傅每天在弄堂里摆一副馄饨摊子，早晨5点钟起床开始忙，一直到下午，月收入在1　500元左右。沈师傅夫妇在上海多年，做过很多行当，现在在“地梨港”住的房子是原来的房东买了新公房搬出去之后，他们租的。这套房子共两层，楼下一间，楼上两间，每层不足10平方米。沈师傅夫妻住在楼下房间中，直接放一张上下床。上铺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下铺前放一个小桌子，弯着身子便可以坐在那里吃饭。屋子里脏乱不堪。顺着窄窄的楼梯爬到二楼，二楼有两间房间，外间就在楼梯口，小到仅能搁下一张单人床，里面的一间房间稍微大些。沈师傅夫妻将二楼的两间房间转租出去赚取房租，大间一个月400元，小间一个月200元。他说有两个湖南来打工的女孩（她们是在超市里收银的）租下了外面的小间，两人一张床而且同睡一头。里面的大间现在租给了一对修摩托车的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