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筑的“视觉冲突”

一、引子：城市建筑的“视觉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经济的再次起飞，上海城市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城市面貌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变化。仅以高楼为例，从1990年到1998年，8层以上的高楼从959栋增加到4　498栋，30层以上的高楼从15栋增加到135栋。到2005年，18层以上的高楼已达2　800多栋，并且仍有2　000多栋高楼正在审批和兴建之中。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国际饭店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上海的最高楼，可是现在它的高度排位已经落到了第3　400名。除了摩天大楼之外，上海的城市建设还在道路与桥梁建设、城市标志物建设、住宅建设和城市生态维护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夜晚走在上海的闹市街头（如南京东路步行街、外滩），我们能看到交错矗立的新老建筑，鳞次栉比的商店招牌，声影一体的巨大银幕，恢弘大气的国际品牌海报，绚丽时尚、五光十色的美女广告灯箱，挤在由各国人士组成的熙熙攘攘的游客队伍中，迎着东面吹来的轻柔海风，共同感受到这“新上海”繁华、时尚、进步、发达的国际性大都市形象。所谓“城市形象”，是指“一种文化认知，是人对城市一种可以总结的感受与感觉，即是可以通过概括性语言进行描述的一种解释”。⁽²⁾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时代，每个城市都在通过创造自己的城市形象来创造个性化差异和整体识别系统，积累城市文化资本，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给自己的“形象定位”就是这种繁华和进步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形象。

灯火辉煌的上海南京路路口

现代时尚的美女广告灯箱

然而，与这种城市形象极不相称的，似乎就是本文要讨论的“棚户区”。所谓“棚户区”，是指主要由50年代中期以前各地来沪的下层移民组成的规模庞大、形态独特的城市贫民区。⁽³⁾长久以来，主要位于闸北、杨浦等地的棚户区作为“下只角”的典型代表，与上海西南租界高档社区和繁华地段的“上只角”构成了鲜明对比。解放初，上海的棚户区面积为322．8万平方米，住着115万人。至70年代末，虽然棚户区的面积比例在市区住宅总面积中有所下降，但其总面积是在持续增加的（一边改造，一边新建）。1978年，棚户区的总面积达到464万平方米，超过了解放初的水平。80年代以后，棚户区的面积才以较快的速度不断减少，1980年为437万平方米，1990年为123万平方米，2001年为59万平方米。（见下表）现存的棚户区与原来棚户区的分布趋势大致一样，主要分布在老城区的周边，苏州河、黄浦江两岸和铁路线沿线地带。其中浦东新区所占面积最大，19万平方米；其次是杨浦区，为11万平方米；闸北区还有8万平方米的棚户区。

上海主要年份职工住宅和棚户简屋构成的变化情况⁽⁴⁾单位：万平方米

新中国成立前的棚户区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滚地龙”棚户，是用毛竹和芦席搭成的“人”字形或半圆形的窝棚，如闸北区番瓜弄棚屋；草棚，一般是用竹木泥草混合搭建的“介”字形棚屋，如药水弄棚户区；“水上阁楼”，是架设在水岸的一种“尸”字形的棚舍，如徐汇区的肇嘉浜水上棚户区；简屋，建筑结构好于其他棚户，一般采用立柱单墙或竹木混合结构，如普陀区的东新村。后来，随着棚户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先的棚户区房屋纷纷被翻修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大多是低矮的两三层砖瓦楼，屋顶有的用绿色或蓝色的雨棚盖住。由于年久失修，大多数房屋显现出破败的迹象。棚户区中左右的房屋往往是联体建造，前后的房屋之间也只是留出一条窄窄的弄堂供人行走。糟糕的是，为了争夺空间缓解家庭的住房压力，许多居民在原有的房屋基础上乱搭乱建，使原本狭窄弯曲的弄堂越发拥挤不堪、光线阴暗，而社区布局也显得越发杂乱无章。许多人戏称棚户区的格局为“地道战”“一线天”。另外，棚户区的卫生状况和排水条件也着实令人担忧，至今仍没有独立卫生间，这里的居民成为上海最后一批还在使用马桶的人。下雨时弄堂泥泞污秽，有的地方俨然成了一个积水潭。

乱搭乱建的棚户区房屋

光线阴暗的棚户区弄堂

从高楼大厦眺望那些低矮破败的棚户区房屋，让人唏嘘不已。其实不是棚户区本身变矮了，50多年来它们一直在原地维持原貌，而是这个城市“长高”速度太快！与一座座现代时尚、耸入云霄的城市“高峰”相比，它们无疑已成为这座城市中不太协调的“低洼地”。高与低，新与旧，秩序与混乱，整洁与肮脏，发达与落后：两种建筑的对比引发了强烈的视觉冲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指责棚户区的存在“严重损害城市形象”，而政府也正着力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之前，进一步“消灭”残留的大片棚户区以及在高楼大厦背后零星隐藏的小规模棚户区。

从高楼俯视棚户区

在笔者看来，棚户区虽然没有租界花园建筑的艺术文化价值，也比不上市中心石库门房子的玲珑和考究，但是它作为新中国成立前下层移民和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长期居住的社区，具有其独特的生活样态和文化特征，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上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笔者在2007年暑期走访了上海闸北区苏州河沿岸的一个具有60多年历史的棚户区“地梨港”，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同时主要参阅和选用陈映芳主编的《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中的原始访谈资料，试图在本文中对动迁前的“地梨港”社区及其居民的生活样态进行较为全面的经验描述和初步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