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邦治国的姚崇

兴邦治国的姚崇

17.兴邦治国的姚崇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避唐玄宗“开元”年号讳，改名姚崇。因先辈世代在陕州为官，遂定居陕州硖石。崇出身于官僚家庭。年轻时喜好逸乐，年长以后，才刻苦读书，大器晚成。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特别是在玄宗朝早期为相，对“开元之治”贡献尤多，影响极为深远。

在他辅政的二十年中，清廉为民，勤政除弊，提出了安邦治国的《十事要说》，为开创唐代开元盛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唐代著名的贤相之一，下面叙述的就是姚崇为相以后的几个小故事：

破除迷信，姚崇灭蝗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山东（指崤山以东，包括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带闹起了严重的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眨眼之间就把大片大片的庄稼吃得干干净净。老百姓眼看着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被蝗虫吃掉，一年的衣食化为乌有，不禁痛哭流涕，悲不欲生。许多人跪倒在田地里，对着满地的蝗虫烧香叩头，祈求神佛保佑，蝗虫开恩。可是，虫灾却越闹越凶，受害的面积也越来越大。

姚崇在京城闻知蝗虫成灾，立刻派人督促当地官员带领百姓捕杀蝗虫，并且规定捕蝗一斗，奖粮一斗的奖励治蝗办法，帮助百姓渡过难关。

当时，有很多官员看到蝗虫那么多，受灾的面积那么大，都丧失了杀灭蝗虫的信心，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唐玄宗对于灭蝗这件事也犹豫不决。只有姚崇坚决不动摇，他说：“受灾的老百姓，他们的庄稼被蝗虫吃掉了，就没有饭吃，将被迫背井离乡。目前河南、河北一带的老百姓已经有不少到外地逃荒的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捕杀蝗虫，即使捕杀不干净，也是杀死一些就减少一些，总比眼看着蝗虫吃禾苗而不管要好得多。”唐玄宗认为姚崇的话很有道理，也支持他组织灭蝗，但是，当时的人都很迷信，汴州的官员提出用修德的方法，祭祷祈求，以德弥灾。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蝗害乃是天灾，是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只有修德，才能消灾。后汉刘聪时，也曾闹过蝗虫，人们捕杀掩埋，蝗虫为害反而更大了。”

姚崇听到这种说法以后，非常气愤，驳斥说：“如果单靠修德可以灭蝗，那么，当今开元盛世，明主临朝，根本不应当闹蝗灾，更何况汴州蝗灾严重，难道是你们这些守官无德造成的吗？”

姚崇的一席话，说得汴州的那些官员哑口无言。这才遵照姚崇的布置，积极组织百姓捕杀蝗虫。

当时，京城里还有些官员见杀死了那么多的蝗虫，心中不忍，又提出疑问说：“捕杀了这么多的蝗虫，伤害了这么多的性命，恐怕对国家不利，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呢？”

姚崇就引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孙叔敖的故事开导他们说：“孙叔敖小时候，在外面玩，碰到一只两头蛇。他立即把蛇打死，埋了起来。回家哭着对母亲说：‘人们都说谁看见两头蛇，谁就得死。我刚才看到了两头蛇，我也要死了。’他母亲问：‘两头蛇在哪里？’孙叔敖说：‘我怕有人再看到，已经把它打死埋到地里去了。’他母亲说：‘我听说凡是有德于人的人，天都会赐福给他。你有大德，决不会有事。’后来孙叔敖不仅没死，还做了官。现在，蝗虫吞吃百姓的庄稼，哪能不捕杀蝗虫而让百姓挨饿呢？如果真的因为捕杀蝗虫而有什么灾祸的话，那就处分我吧！”姚崇的话使这些心存疑惑的官员醒悟过来，也都投入到捕杀蝗虫的工作中。

经过朝廷的努力和百姓的全力捕杀，仅汴州（今开封县）一地就捕杀蝗虫十四万石，倾倒到汴渠淹死的蝗虫就更多了。这次清除蝗害后，好多年都没有再出现蝗灾。

姚崇为国为民，排除阻力，破除迷信，坚持灭蝗，使山东地区在连年闹蝗灾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被百姓誉为“救时宰相”。

改革吏制，废止“斜封官”

唐中宗当皇帝以后，整天沉湎于享乐奢靡之中，国库越来越空虚。为了弄到更多的钱财享乐，景龙二年（708年）中宗最宠爱的七公主，即安乐公主开始用中宗的墨敕，纳贿卖官。

墨敕，是由安乐公主先准备好敕文，然后，央求中宗签上名，盖上御印而形成的官方正式文书。通过墨敕封官，称为斜封，被封的官就称为“斜封官”。当时，无论是谁，只要拿出三十万钱就能买到一个小官。安乐公主通过这种办法弄到了很多钱，广建宅第山庄，大修楼阁寺庙，尽情挥霍享乐。

其他公主后妃、皇亲国戚、宠臣幸侍见此情况纷纷效仿，他们不断地向中宗求情请托，任意颁下敕书，任命官员，致使朝廷机构臃肿，官职泛滥，官员的选拔、考核、任免制度十分混乱。

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有权势的人，卖官徇私，大搞裙带关系，不仅严重地扰乱吏治，而且造成政出多门，人浮于事，政务荒怠；贿买官职的庸才贪夫更是利用职权之便，侵公害民，违法乱纪，使得百姓怨声载道。由于官职泛滥，官员太多，竟然达到连宰相、御史及员外官那样的朝廷重臣办公时也没有座位的地步。

姚崇辅政以后，与宋璟一起上书，力主废止“斜封官”的做法。而刚即位不久的唐睿宗也颇有进取精神，马上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并封姚崇和宋璟为宰相，分管兵部和吏部这两个重要的朝廷部门的工作。

姚崇改革吏制的第一步就是裁减冗员。他请求睿宗下诏罢免了全部“斜封官”和各公主府官。这一措施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而且也使官爵泛滥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接着，姚崇又协助睿宗恢复了唐初制定的选官制度，重新按照：三品以上官员实行册授，五品以上官员实行制授，六品以下官员实行敕授，官员人选由尚书省拟定，吏部选文官，兵部选武官的办法，严格铨选官吏。

由于姚崇与宋璟一起对整个文武官员评选任免工作进行了一次大整治，不仅改革了吏制，整顿了朝廷官员队伍，精简了政府机构，提高了政府职能，而且为朝廷节约了大量财政开支，使百姓的赋税负担也有所减少，使朝中一度呈现出“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的新局面。

兴邦治国，献《十事要说》

唐玄宗即位以后，一心想学曾祖唐太宗的样子，做一位贤德圣明的君主，把国家治理得更加富强、昌盛，因此急着寻找一位正直、有才干的宰相来辅佐自己。

这一天，唐玄宗正与侍从们一起围猎，听侍从们议论姚崇两次为相，两度被免职的故事，觉得姚崇这个人，为人刚正清廉，颇有太祖诤臣魏徵之风。回京立即召见姚崇，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

姚崇曾经针对历史遗留的种种弊政，写成《十事要说》一折，准备上奏皇上。

他在《十事要说》中提出了十项重大的治国建议：

（一）反对滥施刑罚，主张以仁治国，安定社会；（二）反对穷兵黩武，虚求边功；（三）不准宦官干扰朝政；（四）不准皇亲国戚任台省官，废止那些靠请托任职的“斜封官”、“待阙官”、“员外官”等；（五）持法从皇亲、国戚、近臣开始，以示公平；（六）废租庸调以外的一切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七）今后禁止建立佛寺道观；（八）皇帝对臣子要以礼相待；（九）要奖励大臣向皇帝直言规劝，哪怕得罪了皇帝也不能给他们降罪；（十）外戚不得干预朝政。

姚崇知道，这十条建议如果实施，将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极大阻力。如果玄宗皇帝没有改革的决心，不能坚决支持他的改革行动，要想革故鼎新，扫除唐中宗以来的弊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现在，玄宗问计于他，这正是他试探玄宗改革弊政，兴邦治国的决心的大好机会。

于是，姚崇对玄宗说：“您先别忙。我说出十件事来，您要是认为能办到，我就接受您的任命，当宰相。”

玄宗问：“是哪十件事？”

姚崇拿出《十事要说》交给玄宗，说：“就是这十件事。”

玄宗仔细地读着，询问着，点着头，最后对姚崇说：“好哇，不这么办，国家确实管理不好。这十件事我都能办到。”

于是，姚崇又一次当了宰相。姚崇提出的治国“十事”也就成了玄宗开元时期的施政纲领。在姚崇、宋璟、张嘉忠等一批贞臣的积极辅佐下，玄宗拨乱反正，贯彻这些纲领，使得开元年间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史称“开元盛世”。

◆才能和人品使姚崇三登相位，也使他辅佐玄宗创造了开元盛世的景象，更使他为后人所称赞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