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崇俭去奢”与现代生态文明

老子为使自己“少私寡欲”的政治主张得到推行，必然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人们“去奢、去泰”，而崇尚俭朴。老子将“俭”当做“道”的三宝之一，并提出“治人事天莫如啬”，“处其实而不处其华”的基本生活原则。在他看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差而失正味也)，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1]过高的物质生活享受，反足以使人心志迷乱;而人只要有“实其腹”、“强其骨”的生活需求即可，那种使人“虚其心”、“弱其志”的奢侈享受和种种贪图，都必须加以反对。老子有关“崇俭去奢”的思想，不但为培育酿造我国劳动人民勤俭质朴的传统美德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建构现代生态文明，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特别是在当前能源短缺的情况下，开源节流、勤俭办一切事业、“处其实而不处其华”的生活态度和办事原则，就显得特别重要。

老子“崇俭去奢”的人生态度，还表现在他对工艺技巧的反对。老子特别反对工艺技巧，主要以为工艺技巧专恃人为制作，而不是“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违背了道家“无为”和“无欲”的基本原则。在老子看来工艺技巧又是社会之所以会引起祸乱的原因，他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因之，他要求废除工艺技巧，甚至认为盗贼之产生也是由于工艺技巧的关系。他说“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可见他对工艺技巧是深恶痛绝的了。

老子之所以反对工艺技巧，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工艺技巧同军械制造有关，同兼并战争有关。老子书云:“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老子》四十六章)韩非在其《解老》一文中，将马的主要用途解释为在战争中运送远道物资，而“天下有道”，走马就没有用处，惟尽力于田亩，于是以粪施肥就甚为必要。我国战国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在军事器械的制造上和在豪华建筑及精巧用品的制造上都有着显著进步，而以掠夺与兼并为主要特征的兼并战争，也连年不断。总体来看，老子反对工艺技巧是与他反对兼并战争，憎恶当权贵族有着很大的关系。

老子反对工艺技巧，在提倡科技创新的今天，固然不能效法。因为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推进社会进步，提升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何正确地看待科技发展的正面和负面作用，如何正确地认识“科技万能”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关系到重建生态文明的重要问题。科技的发展其正面的建设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的负面作用，如制造导弹以发动战争，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污染环境，等等，都会对人类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威胁。由此而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科技万能”的问题，至今仍不能作出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的结论。由此看来，老子反对工艺技巧的本意，仍有某种可供人们深入思考的意义。

老子还从他的“崇俭去奢”，“见素抱朴”的“朴”文化的基本观点出发，反对社会贫富悬殊，反对财富分配不公，主张“奉有余以补不足”的均富思想，对消除两极分化，消除城乡差别，也有重要意义。

在老子看来，富贵是不能长保的，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谴其咎。”又说:“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既然富或富而求愈富是招祸之源，当然还是均富的好。所以圣人必不从事积累，愈为人则自己愈有，愈给人则自己俞多。“圣人不积，既己为人则己愈有，既己与人则己愈多”。这就叫重给予而不重获得，“是以圣人操左契而不责于人”。老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自然规律总是“损有余以补不足”，因此应该贫富平均，大家有利。天之道虽然主损有余以补不足，但损有余的结果会更增加被损者的利益，因为“物或损之而益”。但由于现实社会即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存在着大量的压榨、欺骗和剥削现象，所以，老子企图以“天之道”来警示人们，使他们遵行天道，能够真正做到“常善救人，故人无弃人;常善救物，故物无弃物”。这里从均富和使人与物都能得到充分利用这一点来看，老子的良好愿望似乎已经触及分配不均的社会实质，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老子有关只要人们不去积极追求大量财富，似乎贫富不均的现象就可以不发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的说法，事实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社会财富积累的扩大，而在于如何分配财富，在于如何提高各不同阶层人群的生活水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社会理想方面，老子从其“崇俭去奢”，“见素抱朴”的朴文化理念出发，主张在地方政权和社区建设方面，建构以“小国寡民”为主要特点的和谐而又安适的地方社区文化，这对今天建设中小城市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老子》八十章中这样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有的学者，竟把老子有关“小国寡民”的思想说成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是针对当时要求有一个全国统一政权的时代进步在政策思想上的一种倒退，它所反对的正是“广土众民”的大国政策，而所追求的却是“其国之小，其民之寡”可谓到了极点且产之于封建割据的诸侯小国。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其实，“国”在周代与“天下”有别，有似后世的地方政权，所以，所谓“小国寡民”的确切含义应为:地方行政区域要小些，人口也要少些，生活却要好些，这样各国虽小，却无兼并之患，舟车甲兵，也没有使用的必要。这些小国之中，又各有安适和谐的社区，居民各得其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人民却无外敌侵扰，乃是一派相安无事相睦为邻的田园风光。

老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美好的地方政权和社区建设的社会理想呢?这同老子曾经作为“周守藏室之史”有着很大的关系。老子在做周王室藏书管理史官的时候，曾看到或经历了周王室逐渐衰败和连年战乱的情景，便辞世西行，入函谷关隐居。就在他行将隐去的最后时间，应函谷关令尹喜之求，在今日的“楼观台”“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表达了他一片“爱民治国”反对割据，反对兼并的赤诚之心。

有人说，他的所谓“小国寡民”是针对“广土众民”的大国政策而发的。这也完全是一种误解。只要仔细翻阅《老子》全书就不难发现，老子有关大国谋略和大国战略，同他那“小国寡民”思想相比，同样是十分精彩独到，令人赞叹不已。他以哲学家的广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提出具有大格局、大气度的大国治理方略，如“治大国如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大国谋略，以及“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的公关和外交战略，等等，都无不将道家的宽广胸怀和大国心境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老子还从他的“朴”文化立场出发，对儒家繁琐的“礼”文化及其所主张的过度文明，提出了尖锐地批评。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是说人类社会无为而治的大道被废弃而人的自然本性遭到损害以后，才有人提倡所谓的仁义;在智慧产生以后才有人要求父慈而子孝;正是在国家陷于昏乱状态才大力奖励忠义之臣。由此可见，儒家的礼仪文化是一种人的自然本性丧失之后的补救办法。所以，老子又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这里，老子不但对已经成为繁文缛节、拘锁人心，拘束人性的“礼仪”文化提出批评，而且，还在“朴”文化的基础上，对“道德”一词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德”是“道”在人间世事中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含有得的意思的新概念。这样，道家所讲的“道”和“德”便同儒家所说的“道德”一词是含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