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元卿
第二节 修德正俗：论刘元卿
明代江右王门的学者最称笃实，首先表现在对于现成良知的态度上。罗洪先惧人误看良知，曾说：“世上岂有现成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也。”[59]陈蒙山“其学一遵孔孟，虽泛观二氏百家，而必以尽人道、重纲常为的见”[60]。吉水学者李廷谏说：“天下岂有现成良知哉？镜自有光，尘垢翳之，不刮磨而曰镜不受翳，无有是处。”[61]吉安府安福县，诚为江右王门之核心区域。在安福，邹守益、刘邦采等人亦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从最初的刘晓，到晚明的刘元卿（1544—1609年，1570年举人）[62]，安福县的学者都有着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而且，比起其他王门学者来，安福学者显然更热衷于“改过”、“窒欲”、“易恶致中”等话头。例如，前述三舍刘氏的四位学者中，刘晓的“一毫阴慝无着脚处”[63]，刘文敏的“学者当循其本心之明，时时自见己过，刮磨克治以消融气禀之偏，绝去外诱之害”[64]，“迁善改过之功，无时可已。……功利之习，沦肌浃髓，苟非鞭辟近里之学，常见无动之过，则一时感发之明，不足以胜隐微深痼之蔽”[65]，刘邦采的“心之体为主宰，贵知止以造于惟一；心之用为流行，贵见过以极于惟精，是谓性命兼修之学”[66]，“知常止，过常化，知常一，过常精，而以见过内讼为自致要机”[67]，刘以身的“学当以求仁为主，以改过为切。孔子不言观心知仁，而曰观过知仁，可见学问端的，惟在察其过而消化之。此见过内讼为孔门正脉。但有形之过显，无形之过微。微者受命以生之，党（当？）即所谓己。时时省察，当从此用力。观过则己克，己克则仁至”[68]，言论种种，总不离“见过”、“改过”数字。
罗洪先的弟子万安学者郭春渠（1582年国子助教）[69]尝游刘邦采、刘文敏门下，亦说：“夫性湛然具足不受污染者也，而过焉不及，其流行发用也，非性之罪也。惟流行发用之过且不及，必学焉以易其恶，以协于中，此精一之功所不容已也。”[70]所谓“易其恶”，正可以作“改过”解。“易恶”、“致中”的说法，也频繁见于邹守益的笔下，甚将自己传授给学生的学问称为“易恶至（致）中”之学[71]。邹守益的另外一名弟子萧廪（字可发，1549年举人）尝说：“曾子之格致诚正，未若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72]与刘元卿同时代的安福学者王塘南说：“不克己则本原汩于习气而礼不复”[73]，“戒慎于一瞬一息，以极于经纶事业，皆尽性之实学也”[74]。在这种强烈的道德自律的学术氛围之下，曾经从学于刘三五的刘元卿，表现出比前辈更为强烈的道德意识，更注重讲学对于社会道德建设的功效。
隆庆五年（1571年），刘元卿参加会试，于会试策中“多伤时政，且及馆阁宜择贤不宜循资取位”，张居正“甚恚之，遂行部戒饬”，“既还家，居正侦迹其事，谋置之法”。后来刘元卿虽幸得脱祸，但万历二年（1574年）再次应试仍未考取，遂绝意举业，以讲学为事[75]。万历十二年（1584年），学禁复开，邹元标疏荐刘元卿，内称：“（刘元卿）抱物外之志节，蕴心上之经纶，风动一方，庶几实践君子，凤翔万仞，可谓高蹈逸民。”[76]万历十五年（1587年），朝廷特旨征聘，三年后即乞休，更是专意讲学。刘元卿对耿定向的哲学思想核心——“不容已”——非常推崇，曾说：“吾人日用不容已处，即天也。”[77]他也深信其师庸常即高明的学术思维。他曾说：“夫天下岂有窈冥之性，隐在何方世界，必待离事消业而后见乎？”[78]此外，刘元卿及其门人周之望，都追随着耿定向批评李贽的态度。周之望曾说：
师（刘元卿）又有忱于今日之学术也。……其在于今，抑又大异，高居深咏，躭躭不测无何之乡，往往空忆界理，蔓实蹈则事阙，云境邈绝，虚见横纷，究且肆无忌惮，借理窟以为藏垢之薮。此其弊盖难言之。抑犹是温陵之毒流余波所溅及也？[79]
因此，刘元卿的讲学，绝不空谈，也不至于蔑视伦理。他的讲学活动更多地强调秩序和伦理。刘元卿有一段话，颇能见其学问风格：
不肖所称躬行云者，非如世之所谓自洁自好，不复知所谓学也，亦非欲专务正俗，求以治人，而不究竟微眇之义也。顾鄙心所谓学，所谓微眇之义，则与今世所谈说者颇异。……孔子所谓子臣弟友，以为未能发愤而敏求而学不厌，夫是之谓学，夫是之谓眇微之义。[80]
他认为，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修德。他对刘孔当说：“来谕谓必修德而后有学可讲，窃以为德修矣，不讲可矣。正为德之不易修，须籍朋友讲习。”他认为修德与讲学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依存，不同意刘孔当所说的“讲学则为人，修德则为己；讲学则为伪，修德则为真”的观点[81]。讲学要注意治学，也要修德，因为人之性是“薰之善则善，薰之恶则恶，是以友为性”[82]。他认为，当时的学术风气已经大坏：“学术谬悠，时甚或以孝弟为剩谈，以惩窒迁改为沾滞，刍狗仁义，骈拇礼乐，孔孟之训，几若赘疣。”朝廷应当崇祀真儒以“悬衡量，陈准绳，申饬规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83]在晚明流行“无善无恶”之论的背景下，刘元卿坚持“性善”之论。他说：“大都今日学术，只要认得性本善，知本良，德本明。孔门提明德，孟门提性善，所谓若合符节，其揆一也。”[84]也许是其讲学过于接近下层的缘故，刘元卿比较相信因果之说，曾辑《积余闲语》一书，论积德者必有余庆之果报思想[85]。他说，“仁义礼智之性不容已，声色臭味之欲亦不容已，性微而欲危”，所以一有不慎，可能就“从其欲而导之”，受欲望的支配而悖离了道[86]。所以，人应当加强自己的道德自律。
刘元卿刚开始讲学时，就曾在复古书院新置院田的记文中认为，今后的讲学，若“复蹈三者（茫然不知道理何物、高谈空论、摄心息念）之故辙，则前以玷师门，后以误承学，迷则使彭更、江陵之徒得窃笑于九原之下，明则重负当道作人之深意”[87]。这说明，张居正禁讲学对于像他这样的讲学者来说，的确是一种警醒。他尝自述其讲学之际的学术风气：
敝郡（吉安府）庐陵、泰和之间，倏化为夷俗，至有明斥孔子为钝根，谓五伦皆假合。推此风不至趋于乱不止，其端起于卓吾诸人，而其流弊迩至于此。[88]
在刘元卿崛起之前，号称王学重镇的安福县，其讲学主要集中在南乡、北乡及县城。因为北乡澈源、南乡三舍分别有邹守益、刘邦采等学者。“西、南之隔，直一砺石山耳”，但“安成宿学，半在复真”[89]。西乡则位在僻壤，“俗不古”，“赖刘泸潇先生崛起倡道山中，一时弦诵同于邹鲁”[90]。刘元卿自己说过：“嘉隆间，吾乡人未知学。……自予与里中谈学，里中人初未晓学者云何。”[91]西乡最初的讲学者王子应因慕阳明讲学，欲偕邑人聚粮入越，西乡人“相视骇异”，父母以为他“中狂疾”，“固沮之”[92]。王时槐也说：“予闻往先辈言，当邹文庄倡道之时，邑之人士莫不禀学，独西乡鲜有至者。而今西乡彬彬多问学之士，由泸潇刘君建复礼书院聚讲以振起之。”[93]刘元卿的讲学活动，遍及安福、庐陵、永新等县，且与王时槐，吉水讲学名儒邹元标、罗大纮为挚友。不过，刘元卿的讲学主要还是集中于安福西乡。从隆庆四年（1570年）刘元卿从邹德涵兄弟讲学以来[94]，就因西乡之“陋”，“欲有以动之”。次年，因茶陵人尹介卿等人来学，讲学于顶泉寺，复为刘养旦（？—1586年）[95]在茶陵的讲学所动：“岂可当吾世使安福诎于茶陵？”于是，“相与营葵丘为首会，乡之士集者累数十，因谋建复礼书院”[96]。安福西乡之书院如复礼、识仁、中道、一德等，皆其经营，为讲学地。张夏《洛闽源流录》卷十七载：“刘元卿，字调父……于所创复礼、识仁、中道、一德诸院，岁有常会。”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十八载：“刘元卿……所剏复礼、识仁、中道、一德诸院，岁有常会，西乡诸习俗为之一变。”其中，复礼书院、中道书院、识仁书院都是刘元卿倡办的。
复礼书院，在安福县“治西一百里二十五都东林观右，隆庆壬申（1572年）邑西士民建，祀王文成、邹文庄、刘三五、耿天台四先生”[97]。单看既非乡贤又未曾参与书院建设的耿定向受祀一项，就可知耿定向的弟子刘元卿是书院的倡建者。据乾隆《安福县志》介绍，后来增祀刘元卿[98]。书院前为院门，后增留帖阁，左为东林观，右为三一庵。最初，书院设田粮六石[99]。书院建成之后，即进入张居正专权的万历前十年。因此，直到万历十二年（1584年），才有监生名陈国相者为书院捐了三十亩会田，以供讲会所需[100]。书院除一、五月同门会外，其余每月为会，以十人轮值，会以终日，十月为大会[101]。罗大纮曾讲学于此，其《刘调甫征君六十作密湖通谱序》云：“赴调甫，约授经复礼书院，游息书林。”[102]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刘元卿还奉知县吴应明之命讲乡约于复礼书院[103]。
识仁书院，“在治西九都，万历辛卯（1591年）王师仁捐金百两，与西里倡协建，中祀刘泸潇先生，以西里诸贤附焉”[104]。知县吴应明[105]为书院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刘元卿《识仁书院记》载：
邑西故无书院，有之，自隆庆壬申始，所谓复礼书院者。乡故险远，去廓几二百里，去书院多者百里，少者八九十里。往，必宿聚粮，士以故鲜至。将修斗乾周先生之渚，得于半道市地更筑，以告邑侯吴公怀溪。公曰：此吾心也。……孝廉刘子孔当（1557—1605年，1592年进士）[106]、周子惟中（1588年举人）[107]二子乃请诸乡大夫父老，士各捐金有差。卜地东江市民居加新之，不数月而书院成，题其名曰识仁。然后，乃西乡二百里内屹然两书院相望。[108]
书院中为志学堂，前为复初堂，右为传心堂，左为养性斋。复初堂左右一为依仁堂，一为辅仁堂。志学堂后建有三先生祠，祀刘元卿、周惟中、刘孔当三人[109]。讲会有会规[110]。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举讲会，以“谋道”为名[111]。
对于以讲学为业的刘元卿来说，西乡复礼、识仁两个书院的建立，似乎尚不能餍诸生从学与学者讲学之望。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在相距八十里的复礼、识仁两书院的中点——洋泽，他倡建了中道书院。《募建中道馆疏》说：“邑以西四十里为识仁，又四十里为洋泽，又四十里为复礼。洋泽界在二书院间，之复礼者必经焉，而苦无蘧产。于是洋泽诸生若赵君思庵（1545—？）、郁生达甫[112]等谋于当路，建中道会馆。”[113]次年五月五日，书院成，“诸同志联会其中”[114]。书院中为专致堂，祀先圣；堂后为厅，后来祀刘元卿，从祀者三十五人；前为歌沧楼。院田二百二十八桶二斗[115]。据刘元卿自称，“中道（书院）于诸讲院最称巨构”[116]。
复礼、识仁、中道三书院的建成，使安福西乡的讲学得到较大发展。当时西乡士人中，参与书院建设的还有如刘继华等人[117]。除了在书院中讲学之外，刘元卿还曾举办过规模较大的“家会”——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夏天始，每月定于中旬在各团小宗祠内举行，会日巳时集会，宣读家约，诵小学经传一章，可互相质正，但禁止议论争胜，会日禁谒私宅[118]。
除了讲学于安福西乡的书院并参加著名的青原大会、白鹭洲书院讲会外，刘元卿还曾主持过永新的明新讲会和湖广茶陵的茶乡月会。永新的明新讲会在明新书院中举行。该书院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由永新知县余懋衡（1592年进士）倡建。余懋衡字持国，徽州婺源人，是晚明徽州讲学的领袖和关中讲学的主盟者之一，与邹元标甚为友好。当时的明新书院，除邀刘元卿讲学外，还邀邹元标、王时槐、邹德泳等人讲学。余懋衡在其《自儆吟》序中谈到明新讲会时说，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年）仲春，明新书院建成，时太常王先生时槐、稽功邹先生元标、侍御邹先生德泳主盟，讲明德新民之学，会凡五日，永新衿绅毕集，父老子弟环听者近万人[119]。规模之大，实在惊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元卿应永新知县庄大敕之邀讲学于明新会，凡二百余人，论王阳明良知及李见罗止修同异[120]。茶乡月会则在湖广之茶陵，主持者为刘养旦，始于隆庆六年（1572年）。刘元卿在该年曾与邹汝海、甘子开讲学于此[121]。据说，此后“予乡（安福西乡）有期会，楚士居其半；楚有会，予（刘元卿）亦率诸士听养旦先生之教”[122]。
但是，在讲学的实践中，刘元卿非常注意讲学的仪规和正俗的功用。他提及邹德涵、邹德溥兄弟讲学时，特别提及讲学正风气的作用：
予尝雇二人舁入青原，访君（邹德涵）。其人谓予曰：“往者士人携妓入山，多佣吾两人者，今兹岁有二邹公子在，人不复携妓，吾两人者逆亡其佣直之半。”一时士风丕变，多君之力也。[123]
在《复礼、识仁、一德三书院会录序》中，刘元卿进一步指出讲学必须要有严肃的会规、要有颂警和正俗的功能。他说：“首肃规：规肃而敬业矣；□而时警之难，故次颂警；道德一则风俗同，善其□也，故正俗次之。”刘元卿《复礼书院记》备述了复礼书院讲学的正俗之功能：
邑西之陬，距郭百八十里，道险远阻声教，其俗故上富竞胜。乃谋诸王君子应、贺君宗孔（1519—1585年）[124]、赵君师孔[125]，联乡之父老子弟为会。……诸父老欣然，遂相率即其家，季一会，会辄引其子弟训督之。……风俗浸浸可观。乃今而谋曰：“季而会，五日而罢去，暴寒无常，非计之得也，盍醵钱构书院乎？”
可见，书院创立之前，刘元卿与赵师孔等人就每季讲学五日，目的就是要改变西乡“上富竞胜”的风气，书院的建设是为了能更好地发挥讲学的功效。像讲学同道贺宗孔，其实也是以讲学正俗的典型。贺宗孔临终前尚对族人说：“家会、乡会，所以讲学修德，维持世风，吾虽死，其勿懈。”[126]书院以“复礼”为名，自然有耿定向倡行“复礼”的影子，用刘元卿自己的话说即是“视听言动，一归于礼，虽谓之致力于性，可矣。圣人罕言性而雅言礼”[127]。
刘元卿在安福西乡的讲学，自然收到了一些效果。罗大纮说：
西乡故界楚，离县远，多窳民，楚界盗常入。始创复礼书院，为期会，乡人感动顾化，靡然从风。……茶（陵）、攸（县）之间声闻响应。大讼大争屡年不决，迎刘先生（元卿）至，片言辄服，小事则及门或会所，或断以大义，或中以微词，应时即解。百里之内，在在起乡校，待征君主盟说法。[128]
在刘元卿等人以乡里为基础的讲学的推动下，西乡颇多家会、乡会。刘元卿在《一德会规引》中说：“迩日吾里抑何其会之数也！曰丽泽，曰志仁，曰陈氏家会，曰杨氏家会，乃今王、严、张、谢则又有一德会，是何其会之数也。”[129]家会与乡会的最基本功能，不是传播深奥的学问，而是和睦乡里、敦伦族内，所谓“乡会以振众，蓬蓬焉风乎人心……祠会以约众族，墨墨焉消其争斗”[130]。因此，周寿曾有《中道书院弔刘泸潇先生》一诗，内云：“一自先生后，衣冠识圣颜。”[131]不过，刘元卿也承认，家会、乡会之类，是“无当于商求”、“无当于淬砥”[132]，于学问是不相关的。这也许便是以讲学为正俗、维护风化的代价吧！但是，在耿定向的另外一名弟子看来，学术和维护世道是两回事，原不相干，故一面号召三教合一，一面维护纲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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