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届至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的变动

第四节　个案研究：第108届至110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的变动

基于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当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构成的特点基本得以呈现。但数据分析相对静态，本节就以第108届至110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构成的变动情况作为个案，对该委员会的构成生态进行动态的描述与分析。在每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变动原委的剖析之后，还分别列出了表5.19、表5.20以及表5.21更为直观地加以说明。

1.第108届国会

200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是共和党人小布什上任以来第一次重大的选举考验。“9·11”事件刚刚过去一周年，美国主流民意仍旧倾向于支持小布什反恐战争。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国会两院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均获得了席位上的小幅增长。在众议院中，从第107届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对比211席比222席，变动为第108届国会两党的206席比229席，共和党人继续占据了多数地位。而在参议院中，共和党摆脱了第107届国会中因为佛蒙特州参议员詹姆斯·詹弗兹（James Jeffords）倒戈民主党而形成的50比50的尴尬局面，以51比49的微弱优势成为多数党。国会两院两党所占据席位的变化，导致拨款委员会中两党比例调整。第108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总数保持为65人，共和党从35人升为36人，民主党成员保持29人不变。而在参议院则因为共和党掌握多数，从第107届国会经过两党协商而达成的民主党在拨款委员会保持15比14的多数，转而变为第108届国会中共和党以15比14保持的多数席位。

第108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共出现了7个议员的空缺，民主共和两党分别为2个和5个。民主党的2位议员是加州的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佛罗里达州的凯莉·米克（Carrie Meek）。两位女性议员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选国会众议员的。前者佩洛西深得民主党党内自由派的支持，在第107届国会开幕之初当选少数党（民主党）党鞭，成为民主党党团的二号人物。2002年，少数党（民主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Dick Gephardt）因准备2004年参选总统而辞去党团领袖职务，佩洛西接任少数党（民主党）领袖，从而放弃了在拨款委员会内的职务。^[36]而其原来担任的民主党党鞭职务由同在拨款委员会中任职的马里兰州国会众议员斯滕尼·霍耶（Steny Hoyer）接任。^[37]这一转换一方面充分说明，作为决定委员会构成的党团领袖主动与最具权势与利益的委员会保持距离，至少在形式与制度上体现立法决策的超然与平衡；另一方面也说明拨款委员会绝对是众议员获得权势、通向领导层的理想阶梯。后者米克是非洲裔议员，当年已77岁高龄，她在2002年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并转而支持其子肯德瑞克·米克（Kendrick Meek）赢得其所占据的席位。^[38]在共和党方面，与佩洛西相同，来自得克萨斯的汤姆·迪莱（Tom DeLay）在出任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同时，还担任多数党（共和党）党鞭职务。2002年，多数党（共和党）领袖迪克·阿米退休，迪莱在第108届国会接任多数党（共和党）领袖职务，也放弃了拨款委员会成员职务。^[39]与米克相同，共和党也有3位拨款委员会成员宣布不再谋求连任，他们分别是新墨西哥州1981年当选的乔·斯京（Joe Skeen）、阿拉巴马州1985年当选的索尼·卡拉汉（Sonny Callahan）以及佛罗里达州1993年当选的丹·米勒（Dan Miller）。另外一位离开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是新罕布什尔州的约翰·苏努努（John E.Sununu），当年他以51%比48%当选国会参议员。^[40]由此可见，在选举未引发众议院及其拨款委员会中两党对比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离开拨款委员会的原因一般有二：谋求更大权势的职位，或结束国会生涯的退休。

面对拨款委员会的空缺，在第108届国会开幕之后，民主共和两党党团分别安排了2位和5位议员填补。民主党方面，来自佐治亚州1993年当选的桑福德·毕绍普（Sanford Bishop）和阿肯色州1997年当选的马里昂·贝利（Marion Berry）被提名、当选进入拨款委员会。值得关注的是，两人均非资历最深的拨款委员会席位的申请者。毕绍普此前曾长期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任职，第108届国会后希望谋求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成员一职。然而，新上任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希望同样来自加州的女议员简·哈曼（Jane Harman）出任首席成员，为了谋求平衡，佩洛西主导党团决定满足毕绍普的拨款委员会席位申请。^[41]此外，佐治亚州与佛罗里达州相邻，一定程度上从拨款委员会地区分布角度弥补了米克的空缺。对于贝利的安排，则是因为他在关键议题上与本党保持一致所致。同时，贝利与毕绍普同为党内温和保守派“蓝狗”（Blue Dog）的成员，自由派的佩洛西安排两人进入权势较大的拨款委员会，也有平衡党内势力的意图。^[42]与民主党相同，共和党也选择满足了5位同样并不资深的拨款委员会席位申请者。佛罗里达州1995年当选的戴维·威尔顿（Dave Weldon）较为保守，与第108届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交往甚密，称后者为“偶像”，得到党团领导层的支持，而其进入拨款委员会也可弥补丹·米勒的地区空缺。^[43]爱达荷州1999年当选的迈克·辛普森（Mike Simpson）立场温和，沟通与合作能力较强，他进入拨款委员会旨在弥补乔·斯京离任留下的山区地区在拨款委员会中的分布空缺。^[44]得克萨斯州2001年当选的约翰·库尔伯森（John Culberson）来自安全选区，进入拨款委员会可弥补汤姆·迪莱离任的地区空缺。^[45]伊利诺伊州2001年当选的马克·柯克（Mark Kirk）立场温和，与议长哈斯泰特关系极为密切，又同代表一州，选区相距很近，因而得到了党团领导层的提携。当被问及进入拨款委员会的原因时，柯克曾简单回答：“丹尼斯·哈斯泰特”。^[46]与柯克相同，佛罗里达州2001年当选的安德尔·克兰肖（Ander Crenshaw）深得共和党领袖迪莱和共和党党鞭罗伊·布郎特（Roy Blunt）的信任，曾负责协调新当选议员与党团领导层的沟通事务，并被委任为众议院共和党预算工作小组的主席，这些“上层关系”帮助其成为拨款委员会成员。^[47]这样看来，众议院选择拨款委员会成员时虽然部分考虑地区分布因素，但党团领导层的控制力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107届国会拨款委员会保持独立身份的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弗吉尔·古德（Virgil Goode）正式以共和党身份留在拨款委员会之中。古德于1996年以民主党身份当选国会众议员，但其所持政治立场明显与民主党相左，甚至在克林顿弹劾案中支持了四项指控中的三项。2000年1月，古德宣布退出民主党，并在当年的国会选举中以独立身份连任后，宣布与共和党党团结盟。由于弗吉尼亚州是两党争夺较为激烈的关键战场，为扩大古德倒戈的“骨牌效应”，共和党党团安排古德进入拨款委员会。第108届国会开幕后，古德正式宣布加入共和党，并保住了拨款委员会席位。^[48]这一事实也验证了党团对于拨款委员会的控制，以及党团通过拨款委员会等权势委员会席位安排以达到选战目标的做法。

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10%左右的调整不同，虽然参议院出现了政党轮替，但其拨款委员会却并没有发生较多的人员变动。由于民主党在参议院席位从50变为49，相应在拨款委员会中从15变为14。当时在拨款委员会民主党成员中因资历最浅而排名最后的罗得岛州国会参议员杰克·里德（Jack Reed）被安排退出拨款委员会。而共和党拨款委员会成员则从14变为15，按照地区分布、资历以及参议员本人的申请，1996年当选的堪萨斯州国会参议员萨姆·布朗贝克（Sam Brownback）进入拨款委员会。相比之下，刚刚当选国会参议员的苏努努并没有因曾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任职、具有拨款经验而被安排进入拨款委员会。这一安排可见，与众议院相比，参议院党团控制力较弱，更多遵循资历。

表5.19　第108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由作者自行整理。

2.第109届国会

受到总统选举等因素的影响，共和党仍旧在2004年的国会选举中保持了优势地位，并在国会两院都扩大了多数席位：众议院以232比202、参议院以55比45分别保持多数。这一变化进而直接导致两院拨款委员会两党比重的调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整体从65人增至66人，其中共和党与民主党为37比29；而参议院则从29人缩减为28人，其中共和党与民主党为15 比13。

第109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前一届相比，民主党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有共和党人出现了2位离开、3位补入的调整。离任的两人为华盛顿州1995年当选的乔治·纳瑟卡特（George Nethercutt）以及路易斯安那州1999年当选的戴维·维特（David Vitter）。两人都因竞选本州的国会参议员而宣布不再谋求连任，进而也就自然放弃了拨款委员会的席位。其结果是前者以44%比55%惨败，而后者则以51%险胜当选。众议院共和党组织除了要递补这两位议员离任而空缺的拨款委员会席位外，还需要增加一位拨款委员会成员，最终蒙大拿州2001年当选的丹尼·雷伯格（Denny Rehberg）、得克萨斯州2002年当选的约翰·卡特（John Carter）以及路易斯安那州2002年当选的罗德尼·亚历山大（Rodney Alexander）被提名、选入拨款委员会。雷伯格持有保守政治立场，是小布什伊拉克政策坚定的支持者，并在2004年民主党赢得蒙大拿州州长选举的情况下仍以64%比33%连任，对于共和党而言具有标志性。^[49]此外，蒙大拿州与华盛顿州虽不接壤，但相邻极近，雷伯格也有在大范围地区上替补纳瑟卡特的意图。卡特获任拨款委员会成员则明显与党团领袖的支持有关。在选入国会众议院的第一年，他就被选为参与共和党党团指导委员会的唯一新议员代表，而其能进入拨款委员会则是在多数党领袖、同州国会众议员迪莱的帮助下实现的。相比之下，亚历山大的理由更为曲折。此公2002年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但与古德相似，所持立场并不与民主党一致。当2004年民主党提名克里为总统候选人时，亚历山大就曾公开宣布支持小布什。在2004年国会选举的前两天，亚历山大宣布脱离民主党，转而以共和党人身份参选。这一变故令民主党人措手不及，无法重新提名本党候选人，从而使亚历山大再次当选。在随后开幕的第109届国会中，为了“奖励”倒戈，共和党将亚历山大安排进入拨款委员会，并在区域上替补了维特的空缺。^[50]

虽然第109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成员构成上变化不大，但拨款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即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出现了更迭。此前在第108届国会担任主席的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比尔·杨（Bill Young）因共和党连任三届委员会领导的限制而不能在第109届国会连任主席，转而担任管辖财政份额最大的国防拨款的国防分委员会主席，拨款委员会主席之争随即开锣。根据资历，最具有竞争实力的候选人是俄亥俄州1973年当选的拉尔夫·瑞古拉（Ralph Regula）、加利福尼亚州1979年当选的杰里·刘易斯以及肯塔基州1981年当选的霍尔·罗杰斯（Hal Rogers）。三位竞争者之中，刘易斯的投票记录与本党立场的一致度高于其他两人，得到了党团领袖的倾向。党团最终决定要求三位竞争者为其他在2004年谋求连任的共和党同事募集竞选经费，以此作为选择拨款委员会主席的重要标准。在资历最深的瑞古拉抵制这一做法的情况下，刘易斯共募集到179万美元，远远超出罗杰斯，从而最终被共和党党团提名为拨款委员会共和党领导，即拨款委员会主席。这一事实再次验证了众议院党团影响大于资历的判断。^[51]此外，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即委员会首席成员、委员会中资历最老（1969年当选）的戴夫·奥贝（Dave Obey）仍旧连任。

表5.20　第109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由作者自行整理。

第109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民主共和两党分别有一位议员宣布退休，即南卡罗来纳州的厄尼斯特·霍灵斯和科罗拉多州的本·坎贝尔（Ben Campbell）。这样，共和党需要填补一位议员，而民主党因整体席位减少1人而无需调整。共和党最终安排1996年当选的与坎贝尔同州的韦恩·阿拉德（Wayne Allard）进入拨款委员会，而非具有拨款立法经验的苏努努或者维特。如此安排显然是出于对资历和地区分布的考虑。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即委员会主席因任期限制而产生调整相同，在第108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中担任主席的泰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不能连任，这位代表阿拉斯加州的国会参议员1968年当选，是当时资历最深的共和党人。按照资历的规定，接替史蒂文斯的是拨款委员会资历第二位的萨德·柯克恩。这位密西西比州的国会参议员于1978年当选。党团影响有限的参议院在委员会领导人选上并没有出现众议院的竞争，而是因循了资历。此外，当届参议院中资历最老的参议员、代表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罗伯特·伯德继续担任拨款委员会本党领袖即委员会首席成员。

3.第110届国会

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被视为是对小布什伊拉克、阿富汗等反恐政策的民意公投。在这场选战当中，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全部翻盘，共和党惨败，众多资深议员落选。时隔12年之后，民主党重掌众议院多数席位即233比202，在参议院中也以51比49保持了优势地位。两党在国会两院的“改天换地”也导致了两院拨款委员会内两党比重的较大调整：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内民主共和两党的新比例为37比29，而在参议院则变为15比14。

第109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中的12名成员没有继续在第110届国会中出任拨款委员会成员，其中民主党3人、共和党9人。民主党的3人包括明尼苏达州1979年当选的马丁·萨伯（Martin Sabo）、马里兰州1981年当选的霍耶以及南卡罗来纳州1993年当选的吉姆·克莱伯恩（Jim Clyburn）。其中，萨伯因不再谋求连任、退休而离开拨款委员会。霍耶原本担任民主党党鞭，因民主党获得众议院多数，原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升任众议院议长，霍耶则接替担任多数党（民主党）领袖，从而放弃拨款委员会成员身份。克莱伯恩原为民主党党团主席，霍耶改任多数党领袖后，克莱伯恩升任多数党党鞭，也放弃了拨款委员会成员身份。这与此前发生在第108届国会中的佩洛西和迪莱的委员会安排相同，只是克莱伯恩担任党鞭就放弃拨款委员会席位与佩洛西、霍耶等人的做法不同，但其旨在“避嫌”的根本动因是一致的，也与克莱伯恩出任的是更具权势的多数党党鞭有关。共和党方面的变动则直接反映出2006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的打击。除了亚利桑那州1985年当选的约翰·科尔伯（John Kolbe）退休、加州1991年当选的杜克·卡宁汉（Duke Cunningham）因丑闻辞职、约翰·杜立特（John Doolittle）因丑闻不参与委员会分配、俄克拉荷马州1993年当选的厄尼斯特·伊斯图克（Ernest Istook）改为参选州长失败外，其他5位议员全部被民主党挑战者击败落马。这些败选的共和党籍拨款委员会成员为：北卡罗来纳州1991年当选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H.Taylor）、得克萨斯州1993年当选的亨利·伯尼拉（Henry Bonilla）、肯塔基州1997年当选的安妮·诺萨普（Anne Northup）、纽约州1999年当选的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以及宾夕法尼亚州1999年当选的丹·谢伍德（Don Sherwood）。

由于民主党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中增加了8个席位，又离任了3位成员，因而需要递补11位议员。他们分别是加州1998年当选的芭芭拉·李（Barbara Lee）、新墨西哥州1999年当选的汤姆·尤德尔（Tom Udall）、加利福尼亚州2001年当选的亚当·希夫（Adam Schiff）、加利福尼亚州2001年当选的迈克·本田（Mike Honda）、明尼苏达州2001年当选的贝蒂·麦克科伦姆（Betty McCollum）、纽约州2001年当选的史蒂文·以色列（Steve Israel）、俄亥俄州2003年当选的蒂姆·瑞恩（Tim Ryan）、马里兰州2003年当选的达奇·卢珀斯伯格（Dutch Ruppersbeger）、肯塔基州2004年当选的本·钱德勒（Ben Chandler）、佛罗里达州2005年当选的德比·沃瑟曼舒尔兹（Debbie Wasserman‐Schultz）以及得克萨斯州2007年当选的西罗·罗德里格斯（Ciro Rodriguez）。其中可以肯定的是，麦克科伦姆进入拨款委员会是为了填补同为明尼苏达州的萨伯离任的地区空缺，而尤德尔的入选也与其所代表的山区地带需要平衡有关。李、希夫、本田、瑞恩、卢珀斯伯格以及沃瑟曼舒尔兹等六人的入选则都与议长佩洛西的支持密不可分。前三人与议长同为加利福尼亚州，因而得到提携；^[52]瑞恩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州国会众议员约翰·穆萨与霍耶竞争民主党领袖中支持前者，即佩洛西的人选，因而得到佩洛西的赏识，进入拨款委员会；^[53]卢珀斯伯格则因为选区大部分地区是佩洛西的家乡巴尔的摩市，因而得到了佩洛西的支持。^[5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沃瑟曼舒尔兹。这位女议员在政治立场上与佩洛西极为投缘，在其上任之初就被选入民主党指导与政策委员会，跻身党团领袖层。在2006年选举周期中，她为民主党同事共募集竞选经费高达1 700万美元，仅次于佩洛西本人和民主党党团主席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第110届国会伊始，仅连任一次的沃瑟曼舒尔兹就被任命为副党鞭，并进入了拨款委员会。^[55]相对而言，以色列的入选则与新任民主党领袖霍耶有关：以色列曾在霍耶与佩洛西竞争民主党党鞭职位时支持了霍耶，他进入拨款委员会也可被视为是民主党党团领导层内部保持派系平衡的产物。^[56]钱德勒和罗德里格斯的入选应该是出于选举考量。前者出身肯塔基州的政治家族，多次被视为是州长和国会参议员的热门人选，在保守的肯塔基能以85%的得票率连任。但钱德勒希望留在众议院中为维持民主党的多数服务，此外，钱德勒还是“蓝狗”组织的主要成员，这些都使得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对他极为重视，安排其进入拨款委员会。^[57]得克萨斯州的罗德里格斯曾经在1997年到2005年间担任过国会众议员，2004年连任失败，2006年重新出马，挑战拨款委员会成员伯尼拉。最终，罗德里格斯以54%比46%战胜共和党对手，这也成为1988年以来得州在任共和党人的第二次败选，对呈现复兴势头的民主党而言意义重大。^[58]将对手伯尼拉的拨款委员会席位安排给罗德里格斯除了有“奖励”的意味外，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在所在选区站稳脚跟。与民主党在拨款委员会布局上充分体现党团意图相比，共和党因锐减了8个拨款委员席位，而后有9位拨款委员会离任，因而只需填补一人，即来自的加州1993年当选的肯·卡尔沃特（Ken Cal‐ vert）。选择此人进入拨款委员会更多是为了考虑地区分布情况，因为加州失去了两位拨款委员会共和党籍成员，仅剩下拨款委员会共和党领导刘易斯一人，需要补充平衡。

与众议院相比，参议院的变化程度虽然不那么剧烈，但同样出现了拨款委员会成员败选的情况。有3位第109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没有在第110届国会继续审议拨款事务。民主党方面就是因本党转为多数党而成为多数党领袖的哈里·里德。作为多数党领袖的里德，按照规则转而兼任规则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成员，放弃了拨款委员会成员身份，其中逻辑与佩洛西、霍耶、迪莱的做法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开始担任多数党党鞭的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理查德·杜宾（Richard Durbin）和担任少数党（共和党）领袖的米奇·麦康纳（Mitch McConnell）都仍然留在拨款委员会。共和党方面有两位拨款委员会成员败选，即蒙大拿州1989年当选的康拉德·伯恩斯（Conrad Burns）和俄亥俄州1995年当选的迈克·德韦恩（Mike DeWine）。两人各自都负于民主党对手，前者是仅0.9%的惜败，后者则差距近11.8%。

由于两党在拨款委员会中席位的变化，民主党递补进入3人，而共和党仅安排1人。民主党方面进入拨款委员会的是罗得岛州的杰克·里德、新泽西州的弗兰克·劳滕伯格（Frank Lautenberg）以及内布拉斯加州的本·纳尔逊（Ben Nelson）。其中杰克·里德曾在第108届国会之前在拨款委员会中任职，在109届国会中因席位比例变化而被安排退出，如今席位增加，因而予以恢复。劳滕伯格则曾在1982年至2001年担任过国会参议员，并在拨款委员会中任职。2000年放弃连任，后又在2002年参选，并顺利当选。虽然参议院民主党党团并没有完全累计劳滕伯格的资历，但仍旧在安排拨款委员会事宜上尊重了其以往的资历，安排其进入。不过为此，劳滕伯格也被要求放弃了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中的重要职位。^[59]2001年当选的纳尔逊得以入选安排则可能是出于对地区分布、资历以及议员意愿等多方面的考虑。共和党方面仅新增了一位成员，即田纳西州2002年当选的拉马尔·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此人曾担任州长、田纳西大学校长、联邦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在田纳西州具有相当深厚的选民基础。2006年国会选举之后，曾与密西西比州国会参议员、前共和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竞争少数党（共和党）党鞭一职，仅以24比25惜败，但仍旧被视为是参议院共和党的实权人物。2007年底，亚历山大正式成为党团领袖，出任共和党党团主席。^[60]安排其进入拨款委员会，除了有地区和资历的考虑外，党团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为帮助当时本党的蒙大拿州国会参议员候选人乔恩·泰斯特战胜长期在拨款委员会中任职的伯恩斯，哈里·里德曾代表参议院民主党党团许诺：一旦泰斯特当选，马上会安排其进入拨款委员会。其潜台词是，蒙大拿不会因为选择民主党新人而失去拨款委员会成员所带来的好处，不会失去更多的财政项目拨款。在大选之前，泰斯特阵营还向选民公开了这一声明，达到了提升支持率的目的，最终险胜。然而，在泰斯特开启华府生涯的第110届国会中，党团却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没能绕开资历给予其拨款委员会席位。由此可见，在参议院中，资历仍旧是党团领袖不可忽视的决定性标准。作为妥协，在第111届国会时，即泰斯特担任参议员两年后，才被安排进入拨款委员会。^[61]资历如此浅的拨款委员会成员，已可说明参议院党团的控制力也在提升之中。

表5.21　第110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变动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由作者自行整理。

4.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新成员的委员会管辖领域变化

在分析过第108届至第110届三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变化的细节之后，两院不同的组织与立法风格跃然纸上。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拨款委员会成员席位的分配上，众议院中强调党团的控制，而参议院则更为严格地遵守着资历的序列。除了党团和资历线索之外，议员在成为拨款委员会成员前后的委员会议题管辖范围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表5.22、表5.23以及表5.24正展示着委员会线索调整与变动的情况。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重点比较的是，议员进入拨款委员会之前的委员会管辖领域与其进入拨款委员会之后参与的各分委员会管辖领域之间的变动与关联。

从三届国会的委员会及其分委员会参与的变动上看，国会两院议员在成为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同时，大多数得到了与其此前参与委员会在管辖领域上重叠的分委员会安排。换言之，他们在拨款委员会分委员会选择时，也继续体现出其此前参与各委员会时谋求的动机与诉求。同时，由于国会换届选举改变两党党团在两院中席位对比进而改变拨款委员会内部席位对比，两党在各分委员会内的席位变化未必能保证所有议员都可以延续其参与委员会的动机。如表中第110届国会中的变化，由于共和党失去了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特别是在众议院中席位变化较大，因而无法提供给拨款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充足的分委员会席位；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因为获得更多的席位，拨款委员会成员则基本延续了其各自委员会管辖的领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成为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国会议员大多数延续其委员会管辖的同时，也相比于以前扩展其政策管辖领域，很大程度上扩张了对于国家各政策领域的影响力。

由于国会两院内拨款委员会成员兼任其他委员会成员的规则与现实的差异，这种委员会管辖领域的变与不变，对于国会两院议员而言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参议员而言，参与拨款委员会当然是一种提升权势的行为，但也是在其原本具有影响的政策领域内加强权势。参议员同时在某一领域的授权委员会和同领域的拨款分委员会任职，一手授权、一手拨款。这无疑弱化了拨款委员会对授权委员会主导项目的控制，甚至助长授权委员会更容易实现其利益相关领域的项目，导致预算最大化的倾向和所谓“铁三角”的滋生，符合某一特殊利益的专项拨款等也不可避免出现。对众议员而言，绝大多数人在拨款委员会中仍旧保持了对其原来所管辖政策领域的关注，但他们在拨款委员会中能够获得更多政策领域的影响力。虽然他们不再兼任此前政策领域授权委员会的成员，选区利益、利益集团等影响仍旧对其发挥作用，因而他们也存在如参议院中发生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拨款委员会的众议员是以党团为关键因素的，其在管辖政策领域内最大化等倾向要以党团政策立场和利益为先。三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新成员前后委员会管辖领域的变化，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当今拨款委员会作为“守财者”角色的明显弱化。从趋势上看，授权与拨款都已成为“本是同根生”的“散财者”。

表5.22　第108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新成员的委员会参与变化

注：斜体黑体为国会参议员，黑体为相互管辖权关联的委员会和分委员会。

资料来源：由作者自行整理。

表5.23　第109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新成员的委员会参与变化

注：斜体黑体为国会参议员，黑体为相互管辖权关联的委员会和分委员会。

资料来源：由作者自行整理。

表5.24　第110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新成员的委员会参与变化

（续表）

注：斜体黑体为国会参议员，黑体为相互管辖权关联的委员会和分委员会。

资料来源：由作者自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