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理性

（向他者敞开、反对理性、反对二元对立中的不平等性）

福柯的哲学生涯是从探讨现代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起源开始的。他的研究表明,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的或生理方面的疾病,而是一种对人群加以分类的社会功能,它的诞生是历史的产物。在17世纪以前,人们并不把癫狂当作疾病。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迷狂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在中世纪,癫狂一方面与人的堕落相联系,一方面与人的神圣的拯救相联系。那时,只有少数疯子需要诊治。在文艺复兴时期,癫狂还不是理性的对立面。爱拉斯谟《愚人颂》里的癫狂是嘲讽的理性,高级的理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真理往往发自疯人之口。福柯发现,中世纪晚期处置疯人的“愚人船”是一个象征,疯人被送往大海,任其漂泊;但“愚人船”又是朝圣的旅行,寻找理性的工具。福柯分析说,那时的癫狂并不是社会防范的对象,它被视作对世界的无意义的揭示,它的领域在社会之外,但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仍有很多桥梁。

但是,到了17世纪,人们关于癫狂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转变的起因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17世纪中叶,肆虐已久的麻风病突然在法国灭绝,原来的麻风病院闲置。法国政府于是利用这些隔离设施囚禁罪犯、流浪汉和疯子,这些人被归入同一范畴。“大囚禁”的时代因此而开始。据统计,17世纪时,百分之一的巴黎居民被囚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疯人与罪犯一样成了社会的敌人,是需要防范、管制和改造的对象。癫狂于是成了需要特别注意和研究的疾病,疯人也成了需要加以治理的病人,不能像过去那样任其自流或以驱除了之。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癫狂被正式定名为“精神病”。

福柯指出:“只是在癫狂与非理性的关系之中,癫狂才能得到理解,非理性是癫狂的支撑,或者说,非理性限定了癫狂可能性的范围。”就是说,社会对待癫狂的态度就是对非理性的态度,待非理性的理性态度是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的一种限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是平行的,而不是对立的,癫狂也不被当作是应受理性管辖和匡正的疾病。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癫狂才被视为危害社会的罪恶,应受到社会的管辖和理性的审查。因此而来的后果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在这样的对立中获得了凌驾于非理性的权威,理性因此成了判断人类和全社会利益的标准,具有支配一切的力量。理性的时代就是这样开始的。过去,人们一直把理性的时代解释为人类理性的长期发展和科学知识的诞生的结果,但福柯却把这一原因追溯到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麻风病的灭绝和大囚禁时代的开始。他要告诉人们的道理是,理性的标准不是天然的合理性,不是来自知识的论证,而是一定的外在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