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认知与公众理性

（一）风险认知与公众理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事件的反应行为方式以其对事件的认知及相应的态度为前提。因此，要维护和增进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就不能忽视对公众风险认知和公众理性行为的发生规律进行探究。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强调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个体认知的影响^[75]；公众理性则是指公众能够对风险事件进行客观的解读，了解事件的本质，从而对风险事件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并能够采取适当的应对行为^[76]。其中，风险认知涵盖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理解、记忆、评价、反应等整个认知过程。然而，公众能否以足够的理性来对风险进行认知呢？

目前与此相关的理论解释及实证研究都对以上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西蒙（H.A.Simon）在其“有限理性说”中指出，人类个体无法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去对事件进行准确认知，因此，个体的理性是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随后，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结合大量研究对约束个体理性的条件进行了解释^[77]。他的研究表明，在个体的认知过程中，通常有三种认知策略会影响个体的认知结果甚至导致认知偏差。这三种策略分别是:

（1）代表性策略:是指人们总是倾向于根据观察中某种事物的模式与其经验中该类事物代表性模式之间的相似程度做出判断，而对于先验概率、样本大小等一些影响判断的关键因素却并不留意，因此而导致认知偏差。比如，卡尼曼曾在研究中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琳达，31岁，单身，性格外向，哲学毕业。在学校期间关心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参加过反核武器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她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选项有两个:（1）她既是银行职员又是个女权主义者；（2）她是个银行职员。”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实际生活中出现选项（1）的概率要比选项（2）的小得多，但绝大部分人仍倾向于选择选项（1）。

（2）易得性策略:是指人们主要借助记忆中易于提取的信息对事件进行认知和判断，因此，在对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判断时，则易被一些新近发生、生动感性的信息所干扰。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乘坐飞机出行的风险远远高于乘坐汽车出行的风险，而根据美国相关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出行距离相同的情况下，发生汽车事故死亡的概率是飞机失事的26倍^[78]。

（3）锚定与调整性策略:是指人们对于不确定事件的估计往往是基于对初始值进行适当调整的结果。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研究者向2组被试分别提出下列两个问题:8×7×6×5×4×3×2×1＝？和1×2×3×4×5×6×7×8＝？要求被试在5秒内估计出其乘积。结果发现，被试对前后两道题的估计值分别为2 250和512；两者的差别很大，但都远远小于正确答案40 320。公众对于风险事件的认知中也常发生锚定策略，著名的证据来自“框架效应”的研究^[79]。研究者向被试提供了这样的情境:“有600个人感染了一种可能致命的疾病，决策者必须在两个仅有的抢救方案中选择一个。”随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对抢救方案作出了描述。一种方式为:“采用A方案，200人将获救；采用B方案，染病的600人中有1/3的概率全部获救。”另一种表述方式为:“采用C方案，则将有400人死亡；采用D方案，染病的600人中，有2/3的概率将无一人获救。”研究结果表明，在第一种“获得（存活率）”框架的表述方式下，人们倾向性选择“风险规避”的A方案；而在第二种“损失（死亡率）”框架的表述方式下，大多数人则选择了风险性更高的D方案。这表明，在风险认知过程中，“框架效应”会促使人们出现一种非理性的风险偏好反转，事先对风险“收益”还是“损失”的预期会导致人们对相同的事件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和心理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