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理性与风险沟通

（二）公众理性与风险沟通

公共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公众能够启动理性思维和行为的程度是衡量公众理性的标准^[80]。2002年SARS疫情高发期间和2011年初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期间，我国国内均出现生活用品抢购的风潮。危机事件之时，国人更多的是从道德层面思考抢购行为背后的动机。但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非理性的抢购行为与人们应对危机事件时迷茫、害怕、无措等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公众对特定风险事件的相关知识了解得越全面，就越能客观、辩证地看待该事件的结果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事件的反应也会随之更加理性和适当^[81]。那么，如何保证公众全面、客观地获取风险事件的信息？这便有赖于风险沟通的有效进行。

风险沟通是指个体、群体以及组织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表达各界对风险事件的反应等^[82]。风险沟通对公众如何认知风险事件有直接的影响，如果风险沟通的方式不当，极易导致公众认知的偏差，出现非理性的应对行为。美国著名的风险认知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曾提出“涟漪效应”，对风险沟通与公众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他指出，突发事件对公众产生的影响犹如水中投石之后产生的涟漪（如图），涟漪水波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取决于风险事件本身的性质（比如风险事件的方式、性质及危害程度等），也取决于公众如何获得风险事件信息以及如何知觉和解释这些信息^[83]。

公共风险事件的涟漪效应图

SARS危机应对中的经验教训就可作为“涟漪效应”的例证。在2002年4月之前，公众只能以每月一次的频率从有限的渠道获取疫情信息，此时对SARS的恐慌弥漫全国，人们抢购用品、集体出逃；而自从4月20日政府开始改用多渠道、高频率的形式播报疫情信息之后，即便在当时北京疫情数字突涨10倍的情况下，公众不仅没有表现出更大的恐慌，之前的不理性行为也逐渐消散。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4月20日之前，北京市民给政府应对SARS工作打46分，而4月20日后上升到74分。事实证明，有效的风险沟通对于减少公众风险认知偏差、克服无谓恐慌以及启动公众理性都极为关键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