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柳亚子为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筹莫展的时候，在柳亚子百般无奈无法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时候，重庆的另一张民营报纸《新民报》却捷足先登，迅速发表了毛泽东的这阕词。
当时《新民报》开设了一个《西方夜谭》副刊，吴祖光任《西方夜谭》副刊的编辑。他意外地得到了这首词的原稿，展读之后，兴奋莫名。1945年11月14日，《西方夜谭》副刊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这阕《沁园春·雪》[5]。
如前所述，在国民党统治的陪都发表这样一首词，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吴祖光怎么就能将这件事情搞定呢？原来，在幕后面，还有很多有正义感的、有胆略的、和共产党有联系的朋友们，为这首词的发表做出了种种努力。
当时的《新民报》是由陈德铭主办的，陈德铭的夫人叫邓季惺，邓季惺的弟弟是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的副局长。即使如此，《新民报》的副刊文字也经常被国民党检查。这时，陈德铭找到了黄苗子，让他出任副刊编辑。黄苗子在国民党政府中混得很好，在国民党的权力机关内，有好些说了算的朋友。为了帮助老朋友，黄苗子便答应了这份差事。后来正是黄苗子，在发表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黄苗子先生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黄苗子的《画坛师友录》时是这样介绍黄苗子的：“黄苗子是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著名书法家。”其实他还是我国最著名的漫画家。黄苗子191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在香港上学的时候就喜爱诗词曲赋书法绘画，并从名书法家邓尔雅先生学习书法艺术。他早年的经历比较奇特，30年代因父亲黄冷观与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同为同盟会成员，在上海受到关照，曾在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担任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上海市公安局监印。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大众出版社主办的《大众画报》编辑、《小说》半月刊编辑。后来，黄苗子又到南京《扶轮日报》担任编辑，再后来，又随吴铁城到广东省政府担任秘书。吴铁城走到哪里，黄苗子就跟到哪里，始终是政界和文化界的两栖型人物。1939年至1949年，黄苗子任香港《国民日报》经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室总干事、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办公室总干事，财政部荐任秘书、简任秘书兼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兼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中央信托局秘书处处长等。1949年后，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新民报》副总经理，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书协常务理事，中国美协理事，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本汇集了鲁迅、胡风、丰子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诸多名家文章的《小品文和漫画》，其中就有黄苗子的一篇《我的漫画理论—— 一个吓人的题目》，那时的黄苗子刚刚二十几岁，已经给报刊画漫画、画插图了，并已经开始参与编辑小说类期刊中最精美最大型最珍稀的《小说》半月刊了。
当时黄苗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简任秘书。抗战开始之后，特别是到重庆之后，黄苗子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共产党提供过很多帮助，黄苗子曾经这样回忆：
我是1937年或1938年在广州认识邓颖超的，那时国共合作开始，邓大姐到广州，吴铁城是广东省主席，我是他的随从秘书。吴派我去接邓到他的官邸会面，这是第一次会面。以后在《救亡日报》的聚会中，还见过。1940年我在重庆，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和她见面，那时吴铁城已经担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兼任香港国民党总支部主任委员，经常在香港。我是由他派到重庆当部长室的总干事，替他在重庆担任联络的。1941年皖南事变，海外部秘书长童行白（CC系）把国民党中央决定取消八路军办事处的五条计划向吴汇报，电报交我用密码发香港。我当天曾把这些情况，向邓大姐面谈。记得邓大姐很诚恳地说：“我们共产党对帮助过我们的人，是不会忘记的。”我听了很感动。[6]
毛泽东到重庆的时候，还专门会见过这个黄苗子呢。当时是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引见的，后来黄苗子回忆这次与毛泽东的谈话：
坐下来闲聊半天，谈起读书。他问重庆有什么新出的好书。我说起最近正在读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简编》，他说了一句周也是三十年前的老熟人。我又提到周书中论及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游资侵入中国市场，从经济上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这种现象，在抗战胜利以后，是否抵抗得住？他顺口就答：“那就要看全国人民大众答应不答应了。”我当时心想，中国人民绝大多数是无知的，这话似乎是不太现实。他接着说：“中国的问题很多，其实不止外国经济侵略这个问题，但根本还是要看人民能否当家作主，权掌在人民手上，一切都好解决。”（大意）我这才觉得他的 话有道理（但又觉得事情似乎很渺茫）。然后，我们又谈了些战后财经问题，约坐了二十多分钟，老钱进来招呼吃饭。[7]
等到吃饭的时候，黄苗子才发现，夏衍、乔冠华、许涤新等一大批人都在毛泽东这里。饭桌就摆在大客厅左角上。毛泽东很客气地让黄苗子坐主位，但黄苗子不肯，最后黄苗子坐在了毛泽东的身边，好听毛泽东讲话。吃饭时夏衍提到前些时江青来重庆的时候曾经到过黄苗子家去看郁风，这时毛泽东才弄清楚黄祖耀就是黄苗子，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你是黄苗子！”
原来江青和黄苗子的妻子郁风早在上海时期就是妇女俱乐部的成员，她们于1937年在上海分手。大约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江青到重庆治疗牙疾，曾专门到黄苗子家看望郁风。而且，从毛泽东的话里我们也听得出来，江青和毛泽东也说过这个黄苗子，只是江青说这个黄苗子的时候，说的是黄祖耀。
20世纪80年代后，黄苗子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全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委员、全国美术家协会委员等，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以后，黄苗子移居澳大利亚，担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格里非斯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其书画作品曾在日本、德国、韩国， 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展出。著有美术论著：《美术欣赏》、《吴道子事辑》、《画家徐悲鸿》、《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画册有《黄苗子与郁风》夫妇画集等；书法有《黄苗子书法选》、《中国书法精品选——黄苗子》、《草书木兰词》等。 还出版过多种散文集和诗集。
当时黄苗子与吴祖光的个人关系比较密切，他们都是“二流堂”的重要人物，他们彼此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二流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呢？
二流堂最初的形成和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唐瑜是仰光华侨，20世纪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唐瑜有一个胞兄在仰光，是富有的商人，这个富有的哥哥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唐瑜的哥哥给了他一把金梳子，跟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一个梳齿可以换钱。唐瑜拿着这把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金梳子换来的钱盖了几栋房子。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这样的住房，都将其提供给朋友们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
吴祖光后来在回忆“二流堂”的文字中写道：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作“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黄苗子说，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现在的沙龙或者俱乐部。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时期，那段时间里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在重庆，话剧成了最受大众欢迎也最为时尚的文化活动，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少年游》、《牛郎织女》都成了一时的热门好戏。
当时全国正处于抗战期间，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团，他们在重庆演出了一出秧歌剧《兄妹开荒》。吴祖光和一班文艺界的朋友在这个秧歌剧里面听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名词——“二流子”。二流子是陕北方言，指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他们都打动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大都没有规律，睡懒觉，吃饭不定时都是常事。所以这些幽默、风趣的文人们都纷纷自诩为“二流子”。碧庐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文艺界的朋友。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后曾任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也来到了碧庐，住在那里的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这个“二流子”的陕北方言，经常挂在嘴边。郭沫若听见他们这样互称“二流子”觉得有趣，就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纷纷叫好。本想请郭沫若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不久就闻名遐迩，文艺界、新闻界的人们把这里当作休息、聚会的地方。“二流堂”成了重庆文艺界、新闻界最有名的去处。周恩来、郭沫若、夏衍这些在重庆的共产党里面最重要的人物都成了这里的常客。这也许是《沁园春·雪》能够通过吴祖光的手发表出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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