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机构，奠定中国林政基础

1949年9月19日，当周恩来正式任命梁希为林垦部部长时，当时的林垦部实质上就已经成立了，人员只有三名：部长梁希，副部长李范五、李相符。李范五，原任东北地区松江省（该省后取消）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李相符，中共地下党，公开身份是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李范五时年36岁，经历已是相当丰富，从学生运动到抗日活动，从留学苏联到参加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参与创建东北根据地，可以说是一个职业革命者。对李范五详细介绍，是为了强调指出：在梁希任部长的九年里，李范五始终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几次考察如冀西沙荒造林考察、海南岛橡胶基地考察，二人同去同来，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如林业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向国务院申请育林费以加强造林力量的问题、任命司局级干部问题、治山治水治沙问题等，二人始终配合默契。李范五来林业部时间不长，但他所作的报告仔细研究其内容已与专业人士并无多少区别。以下是李范五在1951年第6期《中国林业》上刊登的报告内容的开头部分：

我国四十多亿亩的荒山，是各种天然灾害的主要来源。这些灾害年年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程度上，严重地威协着农业生产，使千百万农民辛勤培植的庄稼，往往被漫天的风沙，突发的山洪，骤然的冰雹，损害到无可挽救的境地。

这些所谓“天然灾害”，倒不一定完全是出自“天然”，主要的还是由于人为——在旧中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对森林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使森林遭受了大规模的摧残。同时，人民处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下，走投无路，不断地逃往山沟，藉砍树开荒维持生活，于是又加重了对森林的破坏，加重了天然的灾难。

树砍光了，只有割草；草割光了，就挖草根；以致山上肥沃的泥土逐渐失去遮盖，任凭雨水冲刷。这样，泥土流失了不算，连裸露的岩石也日益风化，变成飞砂，损害了良田。也正由于山上没有草木不能涵养水源，山里存不住雨水，所有泉涧溪沟，便不能细水常流，因而易成干旱；如果下一场大雨，雨水夹着泥砂，在山谷间毫无阻拦地尽情向下冲刷，顿使河床垫高，江河淤积，以致泛滥决堤，成为洪水。山上裸露的砂石，到了夏天，被火一般的太阳晒得焦辣滚烫，当云层突然接触到高热，立刻急剧上升，进入冷空，水珠就马上结成冰块，降落下来，成为雹灾。这就是说：“荒山是天然灾害的主要来源”的道理。

上述内容中，李范五论述了森林与涵养水源的关系、森林在生态中的核心作用、砍树开荒与水土流失的因果、水土流失与泛滥决堤的必然性，这些道理与梁希的林业理论完全吻合，这也说明共产党里的能人很多，只要有机会深入研究，不少人后来很快从外行成了内行。

由于三个部长相互尊重，相互协商，仅仅几个月时间，新中国林业部最早的司局级机构就建立了，当时的机构设置为四司一厅，即林政司、森林经理司、造林司、森林利用司和办公厅，负责人也落实了。下表是林业部四个司的主要负责人一览。

表5-1 新中国林业部司局级机构负责人

张楚宝，林学家，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后留校任助教，做了梁希多年的助手。据后来的教育家严赓雪回忆，1935年冬，严赓雪和张楚宝参加了考试院举办的高等文官考试，二人都得以通过。由此也证明张楚宝原先就已具有了高等文官资格。1945年张楚宝赴美国子鱼大学森林学院进修，次年回国任中正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林政司主管全国的护林防火、封山育林、清理林权和制定山林管护法规等工作。1951年11月，林垦部更名为林业部，林政司改为森林经营司，下设护林，育林和山林管理三个科；1954年，森林经营司扩建为森林经营局，下设林政、保护、山林采伐管理和抚育更新四个处。

黄范孝，森林经理专家，1921年公费赴日留学，回国后相继担任系主任、农专校长、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台湾省林务局技术室主任，1948年接好友梁希的邀请信回大陆，1950年任林垦部首批司局级干部。森林经理是一项在森林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展开科学经营和科学管理的工作。梁希任部长期间，森林经理司做成了几件大事：1952年组建航测队，1953年组建了有400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的森林调查队，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和白龙江流域展开了大规模的森林资源调查工作，完成了3390万亩林区的勘查、设计，进行了9000万亩森林的经理调查，同时还组织了7架飞机对大小兴安岭的3亿亩森林进行了航空测量和航空调查，1954年接受了苏联成套技术设备，对大兴安岭作航空摄影和航空调查，1955年以后，广泛采用航片成图等航空遥感技术。

周慧明，林产化工专家，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46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皇家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先后任台湾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在梁希任部长期间，森林利用司切实加强了采伐与更新结合的方针，即采伐后立即进行更新，营林与森工互相制约，力求做到采育结合。据史料披露：“黑龙江省1958年到1961年人工更新造林33.3万公顷，保存的仅5.2万公顷，占15.6%，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出现了更新跟不上采伐的严重情况。”这一史料中“第一次”三个字暗含梁希任林业部长时，像这样严重的情况先期从没有出现过，采育失衡的问题出现在1958年之后。还有，森林利用司接受了苏联木材采运专家达依诺夫的建议，将原先站着锯树一律改为跪着锯树，用降低伐根的方式来增加木材的利用率，因伐根降低到30公分以下，仅1950年就比1949年节省了25万立方米木材，又因利用6公分以上的梢头木，仅这一项又比1949年节省了5万多立方米木料，其他如选留母树、清理林场、促进天然更新等方法都在森林利用司的指导下在试办。

张昭，经历与李范五类似，原先是李范五的战友，松江省政府秘书长。梁希宏大的治山治水规划大多由张昭领命而后加以部署，几年来配合一直默契。

林垦部的司局级班子以较快速度组建完毕，当时的林垦部连同部长副部长在内所有成员仅27人。有了完善的领导机构，“很快，整个林业战线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局面，林业建设方面的新事物很多，林业部门与有关部门的配合也很协调，工作搞得很活跃。”

梁希认为，摸清家底非常重要。就林业而言，旧中国究竟留下多少林业专门人才，著名林学家郝景盛有一个估算：“现在，林业建设工作需要大批的技术人才，估计单是专科以上毕业的，就得要两万人左右，而今天中国学林的人恐不足一千人。”梁希对中国的高级林业人才也作了一个估算：“从1931年到1946年这16年间，平均每年全国高级林学毕业生仅51人，垮台时也不到百人。”

说到林业方面的高级人才，翻开一部《中国林学会史》，旧中国中华林学会共计召开过五届理事会，从理事长到理事，总人数（重复的不算）在30人上下，但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位理事长或理事跟随前往，至于其中的两位理事黄希周与朱惠方，则是在1948年或更早的时间前往台湾讲学而留下的，凌道扬是1948年决定定居香港的，其他人都选择留在大陆，这也说明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在知识分子中是怎样的不得人心。以傅焕光为例，傅焕光是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创始人，早在1921年就发表了极有创建的文章《提倡造林以弭江苏水灾》，影响很大，他曾任职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主任、中央林业实验所副所长、总理陵园管理处处长，南京解放前夕，蒋介石指定他去台湾，结果他未接受。

其实，作为教育家，梁希心里清楚，只要林业方面的高端人才都能留在大陆，那么林业的专门人才，以后可以开办各类学校加以培养。至于眼前，梁希认为，必须采用整合与培训结合的方式，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对全国现有林业技术人才进行登记招聘；二是由部及各省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三是在全国农林院校增设和扩大森林系与专修科，这三条措施后来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另外，准备在北京、东北和华东新建三所林学院。方案商定之后，梁希亲自到政务院向周总理等领导人汇报请示，不久即得到批准。结果林业院校每年毕业生从1950年的102人，增至1953年的1.5万人。另外，林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将中国的林业工人队伍扩大至30万人，其中有许多技术娴熟的林场工人参与了治山治水的工程。1954年第10期《中国林业》里有李范五的治山治水成就总结，文中特意提到了这一点：“为了实现防护林的营造计划，五年来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并且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参加。仅在初步实施东北西部防护林的计划中，国家就曾派遣了二千六百名专业干部和工人，建立了一百二十九个造林站和一百三十三处苗圃，培育了三十八亿多株苗木。”李范五总结中提到的“二千六百名专业干部和工人”。多数是建国初期通过整合与培训，走上专业岗位的林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