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与管理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与管理创新

黄如金

一、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管理创新

对于“和谐社会”的概念，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概括。有的归结为社会协调、有序、团结、稳定、富裕；有的归结为利益协调、和睦相处、共同富裕、和谐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研究员认为，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是一个能够保证基本的公平和正义、使人们普遍分享增长和发展收益的社会，是一个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是一个能够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社会，是一个能够使人们安居乐业、事业有成、心情舒畅、能够形成较强的公民意识和良好的公民道德、形成有利于凝聚人心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利益主体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协调、团结和稳定发展来构建和谐社会，对理论和实践都是一个新课题，它不仅应该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之一，而且也应该是未来更富裕、更发达的中国社会的重要目标和发展内容，因此，它还标志了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表明中国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和谐社会建设和工业化建设并行、经过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这是一条正在创新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对于一个新生事物、一个新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是难免的，对于一个新问题的探讨有着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正常的。相比较而言，李培林研究员的论述是一个对和谐社会比较全面、系统的概括。

和谐社会无疑应该是一个富裕社会，贫穷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社会和谐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必须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作为支撑。创造丰富的能够保证社会和谐需要的物质财富，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而且也是管理学关注的问题，因为只有在科学的管理理论指导下去进行科学的管理，才能不断提高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新课题，必然要求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才能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的客观要求。正如李培林研究员指出的，富裕的社会并不就是和谐社会，还要看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以保证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和使人们普遍分享增长和发展的收益。和谐社会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的社会，它所需要的富裕内容就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因为立足于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一定的物质财富支撑，将来的更加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需要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去支撑，而这些财富的创造和分配，都要求有兼顾利益相对平衡、有利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公共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社会，是一个能够形成较强的公民意识和良好的公民道德、形成有利于凝聚人心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这些建设内容和任务就更不仅是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也应该为管理学所关注和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并有相关的政策支持和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够实现。

二、创新公共管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体制

自从政府作为管理公共事务、保证公共秩序和民众基本权益的社会组织问世以来，就开始有了公共管理。但是，直到20世纪初，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才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诞生；而在中国，公共管理则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日见重视而逐渐成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因为，政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是当今世界控制社会、影响社会的最大的两股力量，所以，关于市场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关于政府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公共管理科学的研究，都有着与时俱进的发现和成果，并且在经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重要作用。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关注如何科学运用公共信息资源、加强绩效测量与公共项目评估、改善公共预算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以不断提高政府生产力，^[1]最终达到提升管理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尼古拉斯·亨利指出，“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是方法性与系统性技术的发展或应用，通常使用比较、量化以及测量等手段，以使公共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有效能，并逐渐增强其回应力”。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促进作用，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实现其所崇尚的民主、自由的社会发展目标。贫穷现象依然存在，贫困人口消失进程缓慢，贫富差距悬殊，种族歧视、罪恶、毒品、腐败、战争等，为西方的民主、自由打上了问号。这不仅有制度性因素，也有公共管理理论上的缺陷。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依靠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协调与实施关于公共部门中的信息技术、资源、人员以及系统的公共政策与程序，“信息技术的使用确实提高了决策过程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决策的有效性”。但同时也产生了“损害了国家福利，侵蚀了公共安全，以及浪费了数亿美圆”的“失败的记录”，更为严重的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把越来越多的个人资料通过计算机网络管理，“每个美国的男人、女人以及小孩平均每人有15个文件”存储在存在“适用于联邦隐私法的539个记录系统中”，“未被授权的个人对计算机数据库进行非法入侵，即黑客行为（Hacking）”将导致隐私政策和隐私权的终结。

绩效测量和项目评估是政府政策执行和提高政府生产力普遍运用的方法，正如尼古拉斯·亨利指出的，“绩效评估、公共项目评估以及政府生产力运动的方法在大规模的政治变革中传播，在最具革命性的根基中发展，……据估计，公众能从提高了的政府生产力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但由于绩效测量和项目评估的指标体系、效率依据和社会价值取向的矛盾与错位，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地为众所关注的浪费、欺诈以及滥用的政府腐败问题，对民主、自由的社会发展目标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由此，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政府再造运动。戴维·奥斯本和特德·格布勒于1992年发表了《政府再造：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造公共部门》一文，标志着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开端。西方国家的“政府再造”以提高政府绩效为目的，希望通过提高政府绩效来进一步解决浪费、欺诈以及滥用的政府腐败问题。

戴维·奥斯本和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指出：“政府再造主要是指通过对组织目标、组织激励、组织责任、权力分配和组织文化进行变革，来重构公共组织和公共体制”。^[2]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OECD各成员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了创新性的调整与重构。美国总统克林顿上任伊始，便着手大规模的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研究与试验，并于1996年底完成了结构性调整与重塑。OECD各成员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对治理范式的创新性改革使其在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结构性转变中，有效地预防和抵制了经济危机在其国内的首先爆发，推动了公共管理效率的提高。

政府组织再造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正如笔者在《实现新型工业化与政府体制改革》的研究中所言，如果说工业革命所引致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塑造了与之相适应的作为社会中心制度象征的现代科层化政府，那么如何消解科层化结构并注重培养网络化结构塑造一种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的作为社会中心制度象征的政府组织形式，已经成为各国重塑政府组织结构和政府机构改革的共同趋势。世界上一些明智的政府已经并继续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通过消解科层化结构来提高政府效能。例如，早在1990年OECD就宣布，“现在所有成员国的政府都认识到并且认同：在急剧变迁的全球情势下，改善公共管理是取得更好的政府绩效所必须进行的结构调整的须臾不可分离的部分。”科层化政府因既得利益的考虑不可能有使高效率的组织获得充分发展的动机。由于科层化组织固有的结构性和规则性特征，科层化组织总是易于成为“一种深刻的保守力量”，倾向于成为社会运行的阻碍因素，因而科层化政府对有效率的价值系统或价值偏好缺乏维护能力，致使改革的各种方案在具体实施时都会因科层化政府这一棱镜的折射而发生扭曲和变形，使各种改革方案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完整的实施，从而使旨在克服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严重弊端的各种努力都显得苍白无力。^[3]

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再次提出了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规定了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性任务，提出了如何改善公共管理、怎样在保证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新课题。因此，政府体制改革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成为我们面临的历史性任务。

三、创新经济管理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在西方发达的富裕社会里，与物质财富极大涌现的同时，依然存在着贫穷、贫困、贫富差距悬殊、罪恶、毒品、腐败、战争等，社会矛盾尖锐，发展不稳定。这不仅有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缺陷，也有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

经济学对于20世纪的经济腾飞和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创造，有着无可置疑的巨大贡献。以最少的经济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是经济学实践的指导原则。因此，在经济学指导下的一切经济活动，皆以经济利益为准则，才有了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原罪和今天仍然存在的贫穷、贫困和贫富悬殊；在经济产出上就可以不顾有可能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的损伤，才导致了今天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更多的危害，以及腐败、毒品、卖淫、盗版、造假、战争等。经济利益差距和不平等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造成这些经济利益矛盾和不平等问题，与经济学的分配原理和实践有着一定关系。现代经济学的分配原则对于没有资本的普通劳动者显然是不利的，虽然也不排除按劳分配的成分，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分配中，也没有实现完全的按劳分配，这样，收益上的不平等、贫富悬殊的产生日益成为可能。

管理经济学可以说是微观经济学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应用。遵循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原理，管理经济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研究企业经理们最感兴趣也是对企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诸如：生产、成本、定价、市场需求、市场营销、市场结构和政府管制等，正如H.克雷格·彼得森和W.克里斯·刘易斯在《管理经济学》中指出的，“管理经济学的主要作用是对每个方案做出评价，并从中选择最优方案。生产经理的目标一般是在生产出一定数量产品的条件下，使成本最低。市场营销副总裁的目标是在给定广告预算的条件下使销售量最大”。^[4]管理经济学借助数学模型来进行计量分析，比如，应用企业目标函数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及其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应用边际函数分析总产量的最佳选择，应用数学模型分析市场供求和价格决定以及各个产量上的收入、成本和利润问题。管理经济学通过计量分析，力求使管理决策和管理过程建立在科学的量化基础之上，使企业的全部运行过程服从少投入、多产出的经济学原则，达到降低成本、增加赢利，最终关注的只是如何有效地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有效的和理性的管理的实质在于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理经济学是最优化原则和计量分析的结合。因此，管理经济学的实际应用提高了管理决策的准确性和管理的有效性。然而，由于管理经济学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在管理中的应用，和经济学同样的原因，缺少管理经济分析中兼顾利益协调的内容，不可能促使利益差别及其可能导致的种种社会矛盾和不和谐问题的化解。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运营过程的计划、组织、协调、指挥、控制问题，解决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最优化方案选择、制定科学的落实最优化决策方案的工作计划、构造适合工作需要的组织系统、有效的和理性的指挥或领导、过程中的即时调整和全过程的调控，致力于所有管理环节的执行力和效率性，以保证管理的最优化原则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顺利实现。由于管理学和管理实践同样没有有效的利益协调理论设计和制度安排，由于利益矛盾导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同样不可避免。

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和分配原则以及管理经济学、管理学的最优化选择可能导致的收益差距，如果有兼顾平等的公共管理的政策调节和制度安排，将有助于减少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不和谐问题。但是，由于存在有我们以上所分析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缺陷的交织存在，是今天富裕社会中的贫穷、贫困、贫富差距悬殊、种族歧视、罪恶、毒品、腐败、战争等不协调问题的原因之一，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公共管理和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现代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及其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构建和谐社会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创新管理的新要求。这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解决如何构造适合市场经济的新体制问题，而且要研究促进利益协调的管理理论，研究适应和谐社会需要的分配理论，研究新的经济体制中如何镶嵌进能够保证利益协调的机制和相应的政策支持及制度安排。进行公共管理和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兼顾公平、公正和利益协调方面的创新，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以和谐为主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四、管理创新的关键是理念和理论创新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其民主、自由的社会发展任务，关键原因在于其理论依据和社会价值取向的缺陷。正如西方学者关于政府增长模型的解释所言，“社会是由许多相互竞争的团体构成的，其利益可能或不可能彼此相融一致。因此，一个团体可能费力从政策制定者那里得到特定的让步来实现自己特定的目标，但是对一个团体的收益可能是以其他团体为代价的”，正因为西方政府的公共管理的出发点以“一个团体的收益变成另一个团体的损失”^[5]的理念为指导，所以其在进行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绩效测量与公共项目评估以及政府生产力、公共预算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以及在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和行政执行过程中，以及在相应的制度安排上都是以牺牲，或者不顾及大多数民众利益为代价的。尽管“政府可以试图通过制定儿童劳动法、最低工资法和劳工补偿计划等以平等取代剥削”，^[6]但是，归根结底由于其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上的原因，使得这些公共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但是，正如以上分析指出的，由于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所规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最优化选择原则，尤其是利益分配原则所致，一切行为皆以经济利益为准则，而没有对由此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社会矛盾进行调整和利益协调的理论原则以及政策安排，加上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缺陷，所以现代管理科学在指导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成就富裕社会的同时，又伴生了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贫穷、贫困、贫富悬殊、腐败、毒品、卖淫、盗版、造假、战争等问题。

公共管理、经济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的根本点在于缺少和谐理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富裕社会，而且应该建设成为一个能够有效克服现代西方富裕社会伴生的贫穷、贫困、贫富悬殊、腐败、毒品、卖淫、盗版、造假、战争等问题，能够保证基本的公平和正义、使人们普遍分享增长和发展的收益的社会，一个稳定的、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能够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社会，一个能够使人们安居乐业、事业有成、心情舒畅、能够形成较强的公民意识和良好的公民道德、形成有利于凝聚人心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和谐社会。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研究如何克服现代公共管理、经济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少和谐理念的缺陷。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与和谐理念类似或相通的内容，比如：双赢的理念及其相关做法、战略联盟理论和实践，以及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等，这些对于调整利益关系已经开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新的理念和理论创新还没有系统化和完整化，因此还不可能更好地解决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如上所述的种种弊病，还需要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这些新的理念和理论创新。

建设以和谐为重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创新发展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管理科学，必须树立和谐理念，借鉴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些新的理念和理论创新内容，探讨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弘扬和合管理，创新和合管理理论，无论是对丰富发展现代管理科学，还是对指导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思想文化。“和合”思想最初是作为一种哲学概念于先秦时期开始出现，在老子、孔子、荀子等著名思想家的著述中都有着关于和合哲学思想的不同论述，以后和合思想逐渐为儒家、道家、释家所通用。儒家主张和睦相处和合作，孔子说为政之要在于“近者悦，远者来”，即认为管理的要核是对内部人的凝集力和对外部人的吸引力；^[7]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8]释家谈“因缘和合”。《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把事物解释为由不同的因素，即“阴”和“阳”交流形成的统一体；道家的代表作《太平经》中说：“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和合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已经把和合提高到了“治事”，即管理的高度，并且把和合规定为圣人，即管理者必须掌握的管理原则和方法。程思远先生在其力作《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中指出：“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是中华民族的创造。……一般说来，我们说‘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而说‘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把‘和’与‘合’联用，突出和强调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辨证思想和系统观念”。^[9]

“和合”哲学思想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成为支持和管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今天创新发展管理科学、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营养。笔者主张的和合管理理论创新，也是建立在“和合”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并且要和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融会贯通。“和”，即和谐、和睦、和平、谐和、中和；“合”，即合作、联合、结合、融合、组合。“和”、“合”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充满哲理性的概念，表示了和睦共处、和气生财、合作聚力、协作制胜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要义。“和”是“合”的基础和前提，和睦共处才能和气生财；“合”是“和”的选择和结果，合作、联合才能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坚持“和合”理念和原则，才会有双赢；贯穿“和合”思想，才能克服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经济管理理论及其实践上的缺陷，才有管理科学的创新发展。创新有中国特色的和合管理理论，是建设以和谐为重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的新课题，需要所有致力于有中国特色管理科学创新发展和奉献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人士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美］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谢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2］［美］刘易斯·卡特、大卫·奥利奇、马歇尔·戈德史密斯：《变革冠军》，李剑锋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3］［美］亚历克斯·米勒：《战略管理》，何瑛等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4］［美］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5］［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黄卫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原载《经济管理》2006年第9期）

【注释】

[1]政府生产力是指政府改善其服务提供的效率与有效性之和，更正式地表述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见［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张昕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2]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谭功荣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3]黄如金：《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3年）》，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年。

[4]H.克雷格·彼得森、W.克里斯·刘易斯：《管理经济学》，吴德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5]［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张昕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6]［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彭和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7]引自《四书·孟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

[8]引自《四书·孟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

[9]《光明日报》1997年6月28日。